台北市議員楊實秋日前指出，台北市政府在去年10到12月間，短短三個月之內接受45筆土地捐贈，公告現值總計高達12億元以上，而且捐贈土地的大戶中，往往每年都有捐贈紀錄。同時，捐贈的土地都是政府未能辦理徵收的既成道路用地，因此被認為捐贈者乃藉捐地來扣抵應納所得稅，以達到避稅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捐贈的土地，竟然是當事人於捐贈不久之前才自他人名下移轉過來。據揭露上述事實的議員解釋，這是因為政府未能徵收的既成道路用地，以財政困難，土地所有人認為徵收無望，遂同意以公告現值一成或一成五的價格，轉賣給大企業主，而購入的企業主則可以透過土地捐贈，實現扣抵所得稅的利益。其間因而實現的減稅得利，若依綜合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計算，可達公告現值的40%。除此之外，捐贈者還可以獲得市政府頒授「榮譽市民」證書。因而，這類捐贈行為對大企業主可謂一舉兩得，當事人何樂而不為？ 

既成道路土地變成規避租稅的主要工具，顯然是一可被取巧而極不合理的現象。造成這一現象的癥結，是政府未能辦理妥善既成道路的徵收工作。台灣自日治時代以來，就有許多未徵收的既成道路。光復之後，社區發展經常先於都市規劃，加以土地徵收制度不完備，政府部門又缺乏保障私有財權觀念，因此未能辦理徵收的道路用地高達2萬餘公頃。根據民國85年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400號解釋文，政府對於既成道路「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如因經費困難……亦應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但由於未辦理徵收之既成道路土地，依民國85年土地公告地價估算，即已高達3.4兆元，幾乎達當年度各級政府全部預算總和的兩倍。因此，即使逐年辦理徵收，或以他法補償，在現行財政及土地制度下，也完全不具可行性。

有鑑於此，我們認為既成道路的徵收補償困難，實有必要以更務實的態度面對，方足以解決問題。而這個務實態度，就是與其讓土地所有人等待遙遙無期的徵收補償時機，不如以較低的補償金額做為讓步，換取明確可期的補償期限。如以這種方式處理，不僅可以使各級政府以較少而可行的財政負擔，解決長期的社會問題，也符合這些既成道路地主的利益。事實上，在前述捐地避稅案例中已可得知，目前未徵收的既成道路，其轉售行情是公告現值的10%到15%。這表示通常地主只要獲得公告現值的10%至15%為補償，便可以完成徵收工作，遠比前述不務實方式所需的3.4兆元為低。何況能出售給避稅者的地主僅為少數，相信應該還有更多地主願意接受更低的補償價格，只是缺乏市場資訊，以致求售無門。 

當然，目前利用出售未徵收既成道路為避稅工具，進而衍生的市場交易，其實已經對既成道路具有變相徵收補償的效果。同時，這種補償也是經由原土地所有人對於補償價格採取讓步（公告現值的10%至15%）來達成，但此時政府所支付的徵收價格（公告現值的40%）卻遠高於補償價格。兩者之間的差距，成為租稅規避者的套利所得，加上這些套利者又為高所得者，其結果極不符合社會正義。因此，行政及立法部門實有必要及早面對事實，解決此一糾纏多年的財政夢魘。

查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00號解釋文僅說明，國家應對既成道路訂定徵收補償期限，但對於徵收補償標準則未明示。相形之下，行政部門對於一般公共設施用地徵收，一向採取按公告現值加成標準計算，亦缺乏按照低於公告現值徵收，或以協議補償方式取得之前例。因此，即使我們認為既成道路徵收可以透過協議機制，由願意讓步最多，或按公告現值打折幅度最大的土地所有人，優先取得受補償權利。當然，這套構想也必須透過立法途徑實現，方能減少爭議，但以目前國內政治生態，由行政部門單獨提案立法，可行性甚低。從而，我們希望立法院朝野黨團透過協商方式，或由立法委員逕以提案方式立法，也許可以促成上述理念及政策的落實。

【2001-02-17/經濟日報/2版/要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