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36 公分

"景泰藍"這個稱謂最先見於清宮造辦處檔案。清雍正6年(1728)《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載："五月初五日,據圓明園來貼內稱,本月四日,怡親王郎中海望呈進活計內,奉旨：……琺瑯葫蘆式馬褂瓶花紋群仙祝壽,花籃春盛亦俗氣。今年琺瑯海棠式盆再小,孔雀翎不好,另做。其仿景泰藍琺瑯瓶花不好。欽此。"

這一記載,把仿景泰藍時期的琺瑯製品稱作"景泰藍琺瑯",這是目前所見"景泰藍"稱謂的最早文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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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颁布的诸多政令中，有一项为保护钱法而颁布的"禁铜令"。雍正一朝虽挟圣祖康熙经济发展的余威，但由于此时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流通货币 --铜钱，而这时作为制币的主要原料黄铜生产却显不足，因而出现了"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雍正朝起居注》）的状况。众所周知，铜钱的铸造要有合适比例的铜和铅，才能保证质量，利于流通。清初康熙时制钱的比例是铜六铅四，质量较高；而到雍正时，由于铜材匮乏，只有用多加铅的含最去弥补，采用铜铅各半的铸造比例，使钱的铸字模糊，质量极差，给货币的流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私铸之风由此日渐昌盛，以次充好，渔利其中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例如当时出现的"沙板钱"中，铅多铜少并有多处小沙眼；另一种"锤扁钱"小而轻，两个才当一个，这些劣质钱中，每一千中掺上三、四十文便可以合法通行。黄铜原料的匮乏、私铸、伪造增多，便出现钱价高于银价的状况，从而给雍正一朝的货币流通和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阻碍。

面对这种情况，雍正皇帝不得不通过政令禁止使用铜器，以此搜集铸钱的原料。雍正三年（1725年）御使觉罗勒洪特疏奏：欲杜私毁制钱之弊，必先加强铜禁。雍正帝命户邮等衙门议行。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户部建议：除乐部等必须用黄铜铸造的器皿外，一律不许再用黄铜制造；已成者，当作废铜交官，估价给值，倘有再造者，照违例造禁物治罪；失察官员，买用之人，亦照例议处。雍正批准实行（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同年九月再下令，惟准三品以上官员用黄铜器具，其他一概禁止；现有铜器一律要在三年内交清。十二月，雍正帝特谕京城文武百官满汉军民人等交售铜器。皇帝本人也亲自带头，宫中不用黄铜造物。从雍正皇帝的这些政令中我们不难看出，雍正四年时的"禁铜令"在京城及宫中影响很大：而且是自上而下地，从皇帝、群臣百官到平民百姓，部停止使用黄铜器。

到乾隆时，云南铜矿得到大量开采，国内铜的供给比较充足了，因而解除了禁铜令。乾隆元年，户部尚书海望疏陈禁铜四弊，于是收铜、禁铜之令皆停，惟南洋私贩铜者有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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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以後，掐絲琺瑯工藝品種的花紋更繁、釉色更多、工藝更細，到乾隆時期景泰藍進入了一個輝煌階段。乾隆時期，景泰藍製品在皇宮內處處可見。除繼承明代的製品外，還出現了犀、象、羊等造型。琺瑯器出現新的繁榮景象，宮廷中陳設的大屏風、寶座以及成組的佛塔，都是前所未見的新產品。另外，還製作大至丈余的屏風，小到僅寸許的軸頭，以及日用的桌、椅、床、楹聯、插屏等。而且工匠們開始把古代著名書畫家的作品巧妙地運用到了掐絲琺瑯的紋飾中。掐絲琺瑯明皇試馬圖挂屏便是以唐代大畫家韓幹的《明皇試馬圖》為藍本燒制的。

    乾隆皇帝嗜古，所以常要求把古代青銅器的造型、紋飾等運用到琺瑯器的製作中。而且他對明代景泰琺瑯的特別喜愛，給予了其很高的評價，因此倣造“明代御前作坊之琺瑯”成為造辦處琺瑯作的重要項目。乾隆年間，倣造“景泰年制”款的琺瑯製品隨處可見，據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記載：“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多寶格內著作倣古樣款掐絲琺瑯一件、寶瓶一件、罐—件，俱要大明景泰陽紋款，先畫樣呈覽，欽此。”這足以反映出乾隆對“景泰御前琺瑯”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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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買來兩年多.剛開始只知道器型是仿古銅器(類似明清掐丝珐琅花鸟钥).連前手也不知道這怎麼命名.直到前不久向網友請教.她才點出有像景泰的味道.就這樣開啟大門.先確定是釉色仿銅胎景泰藍.可是為何要用瓷器不解及不知.等到發現有景泰藍琺瑯這檔事.就想說是雍正.乾隆不做銅胎掐絲琺瑯是嫌貴.等到發現雍正禁銅令及乾隆解除禁銅令原委.才知為何要用瓷胎景泰藍琺瑯.

明清掐丝珐琅花鸟钥

高40.2公分，口边长14.1公分。铜胎，器形系仿战国和汉代时期的青铜器方壶，或简称为钫的形制，原为盛酒之器。方口垂腹外撇的方形足，器侧 镶一对铺首环耳。器内露胎，器表蓝地，口沿下方、肩及腹下方各有一圈饰朵花的带纹，颈饰转枝番莲，腹四方于云纹锦地间装饰不同的花卉(牡丹、蜡梅、绣球 等)、鸟、蝶和湖石等，外侈的足上饰寿山福海、天马、祥云等吉祥纹饰。根据装饰牡丹、绣球、蜡梅等纹饰主题及风格、釉色及双钩转枝番莲的出现，推测应属明 末清初制作的文物。方壶是古代青铜器中的酒器，简称为「钫」，后世用来做陈设器，器侧的一对铺首环耳，将器皿点缀得更加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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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粉彩仿珐瑯花鷺蓮蓋罐  佳士得2011春拍

臺北故宮博物院存有數件玉圭，圭上分別帶有鷹鳥紋、八面紋、獸面紋，圖案為凸起的線條組成（註四），與日照兩城鎮發現的龍山文化玉圭圖案、湖北石家河文化出土玉器圖案近似，應屬新石器時代玉器，圭的上面刻有乾隆御製詩，說明在乾隆時作品已為宮廷收藏。倣製的作品，形狀與舊玉圭略有不同，略短，下部略寬，兩邊有凸起的鉤連獸面紋及人面紋，作品用碧玉，沒有進行做舊處理，花紋較被倣製的作品花紋更為規整（註五）。

註四：見鄧淑蘋《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臺北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二年。
註五：見《故宮藏玉》圖一三八，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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