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職角色變遷

    談到親職的角色變遷，先要明白「親職」的意義，親職（parenting）簡言之就是養育子女之道，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化」而被社會認同的「教養方法」，也就是以發揮父母的角色以養育且教育其子女，因此親職也可說是教養子女的方法（陽琪、陽琬譯，1995, Goodman,1993，引自王郁琇，2006）。

 既然親職是一種社會化學習的教養子女方法，所以，透過親職教育

的實施讓父母有更佳親職角色學習的機會，使父母能從親職教育的學習中應變遷調整其親職的角色(胡蓮珍,2000;陳玫吟,1999)

    所以，親職的角色非一層不變，若有良好的社會文化傳統、良好的親職教育學習方案可以讓為人父母在履行親職角色時更有助力。

     國內有關親職角色的研究，以特殊社會角色的親職為研究對象的不在少數，如以「單親父親」、「低收入父母」、「外籍母親」、「受虐兒父母」、「職業婦女」及「中輟生家長」（范鴻達，1991；許冠瑋，2006；古君智，1992；林震雯，1992；甘玉霜，2004；薛家欣，2003；林杏芬，2005；林莉菁，1999；陳亦盈，2004；陳玟杏，2003）

     綜合以上研究，不同的社會角色也形成了不同的親職角色，不同的親職角色也發展出不同的親職需求、親職認知、親職態度、親職實踐及親子關係，研究者認為「親職需求」、「親職認知」、「親職態度」及「親職實踐」可以用「親職責任」來總結；有了「親職責任」才會認真用心去經營良好的親子關係，當感受到自我教養子女無法勝任時才會尋求親職教育的協助。

    綜合學者研究，研究者認為親職角色和以下因素有關：（一）文化差異（二）經濟發展（三）政治開放程度（四）社會變遷（五）國際化程度（六）性別理論（陳曉慧，1998；王曉萍，2004；鄭予靜，2004；柯萍萍，1998；王郁琇，2005；夏曉娟,2002）。

    中國的早期漢族家庭中存在著「男主外、女主內」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因此，親職的角色分工上以「母親」親職的角色為主且吃重，而「父親」親職的角色為輔（王郁琇，2005）。

    1990年代臺灣受全球資本主義的影響，「移民婚姻」也盛行，這群外籍配偶與本地台灣人所組成異國婚姻家庭，因彼此文化的差異讓親職角色有了重大變遷。（王郁琇，2005）

    夏曉娟也認為在資本主義下的「商品化跨國婚姻]，也就是資本國際化的倒影,讓東南亞嫁給臺灣郎的女性成為不平等性別階級的犧牲者」(夏曉娟,2002)。

研究者認為在文化差異及性別偏見下，外籍配偶要在嫁到臺灣後扮演好親職角色將是一種嚴格的挑戰；政府當局為了讓這一群外籍配偶能更扮演好親職角色，也針對她們的親職需求提出許多提升親職能力的方案。但個人質疑的是這些方案在以「臺灣文化」為尊的偏見思維下，對這些來自不同文化的外籍女性新移民真能帶給她們「增能」的效果。

    「女性大量進入職場」及「托育問題」對親職角色的影響頗鉅，女性主義者提出「新母親角色」之論點，認為男女應有相同機會受教育、工作和自我發展，指出子女教養應由父母親共同承擔，而職場和政府應提供協助，因此Betty Friedan 於1988年提出「母職」motherhood）」應改為「親職」arenthood）

（王郁琇，2004）。研究者認為：親職角色變遷首要考慮性別平等之思維，在後現代時期，不再強調父職與母職的分野，而是男女均等負擔親職責任，但矛盾的是在資本主義的盛行下，以親職均等的思維方式又陷入另一種性別與階級吊詭：雖然父職與母職互相靠攏，但性別分工仍伴隨著繼續存在。（王郁琇，2005）。

綜上所述，可以得知親職的角色隨著後現代主義思潮、社會變遷及

性別角色的多元的影響下，已無法單一以「父職」或「母職」來說

明親職角色的重要；研究者認為父親參與親職讓傳統性別角色的分

工和傳統規範有所不同，而臺灣近年來婚姻新移民在和本國文化差

異下也為親職角色帶來和以往不同的新現象。

研究者認為：過去對於親職角色論述大都集中和母親相關的事為主，而父親則被視為是非主動參與且只有工具性單一角色，而現在之親職較有多樣性與選擇性，故在論述親職理論，必須兼有「父職」與「母職」之內容來看，也要以多元文化的角度去推動親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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