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茜：

中國男人通常不談自己的脆弱，但李安認為很多脆弱時刻，

讓他找到了力量，看見了某些溫暖。他把自己放得非常低，

有一種中國文明裡特殊的謙虛，以及任何文明裡都欠缺的包容、

忍耐和脆弱。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裡，他提示了每個不同生命所面臨的難題，變成了最會說別人故事的人，某種程度也將自己的人生故事處理的極好。為什麼你覺得脆弱對你那麼重要？


李　安：事實上，我經過很多失敗，

脆弱是我的本質，但不曉得為什麼我用戲劇的方式反而表現了我的強項，

成為一個成功的示範。


與其說我的成功是從脆弱開始，不如說我很勇敢面對我的脆弱！

我不在乎把它拿出來，也因為從事藝術的我有這種真誠，所以才會動人！

我因為自己脆弱，所以很能同情別人的脆弱。

而戲劇是檢驗人性、哪壺不開提哪壺的藝術，強的東西不太容易動人，

你脆弱時，大家就會替你著急，幫你演戲，而這時是最動人的。

我常跟演員說：「如果你表現這麼多，根本就不需要同情，

你的作用是讓別人幫你著急，幫你演戲，因為你再怎麼演，也沒有觀眾的腦筋演得好。」


我小時候是個非常瘦弱、容易害怕、容易哭的人，

碰到什麼事都要哭，是很沒有用的一個人。

看電影如果是哭戲，我會哭到整個戲院都在笑說：「你看，那個小朋友哭得好好玩！」

而我還是停不住抽泣。小時候，我就對很多事很有同情心，但也因為我很瘦小，

所以常常很害怕。


我父親是校長，但我還是很害怕，不曉得在怕什麼，書也念得不是很好，也不知道為什麼到了四十多歲以後，我竟拍一些別人不敢拍的東西，就是很喜歡！


其實在拍「理性與感性」那部電影時，我一個英文句子都還講不全，但手上卻有英國最好的文學作品、卡司，包括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劍橋、牛津畢業最頂尖的人，平常都不可能講上話，可是我也因此更注意他們的表情，也把它拍出來，還提名七項奧斯卡，事情就這樣一直發生。我常常拍完以後，有一種不可承受之重的感覺，所以，我的人生其實很矛盾，但後來我也認命了，覺得你們喜歡就喜歡吧！


陳文茜：這句話突然感覺有一點驕傲？（現場一片笑聲）


李　安：因為太多的謙虛看起來會有虛偽的感覺。不過，謙虛是我的本性，不是我做出來的，有時我要很體面，因為想為台灣、亞洲人爭面子，這樣就能壯大自己的勇氣，不斷給自己不同的理由讓自己體面一點。


有些台灣人從小到大都在輸的環境、害怕的狀況下長大，內心很脆弱，長大以後，也不是說要強硬，而是你的真誠不光是面對自己的脆弱，有時膽氣壯一點也是真誠的一部分，我盡量訓練自己，不要那麼怕。我有挫折的地方，也有做作的地方，就是你們覺得我還不錯的樣子，那些其實是我做出來的，因為我本性其實是害怕、喜歡躲起來的人。


我一直拍到「斷背山」，我的第九部片子，才覺得其實我還滿不錯的，一下子就可以把事情處理掉，還挺會拍片。我一直拍到第八、九部才有這種感覺，前面都是在很害怕的環境，可是後來就變成必須要學我很怕的東西，不然好像就不夠真誠，後來也有這種心情在裡面。不過，那是一種反求諸己，必須要真誠面對害怕的事情。但拍電影應該要有新鮮感，就像瑪丹娜唱的 「Like a virgin」，也就是「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做」的那種感覺。
 

陳文茜：你從小在台灣長大，很愛哭，一直都是輸的感覺，可是到了美國，你怎樣在一個讓你更脆弱的地方，慢慢找到了自己？


李　安：自信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天生的，這個我比較少；另一個是外來給的肯定，當大家給你的肯定多了，你自然就會產生「自己也不錯」的樣子，有一種自信心。像當總統也一樣，一開始可能很害怕，但閱兵幾次以後，那個樣子就出來了，市長也是，幾次會議、演講，樣子就出來了，做導演也一樣，剛開始不敢講話，後來也不曉得為什麼自信就會漸漸出來。


陳文茜：你這麼愛故鄉、愛台灣，在奧斯卡金像獎得獎時刻，謝謝台灣、謝謝台中，對故鄉的感情那麼深，既複雜又糾結、脆弱，但是，你選擇在美國，而且也知道如果你要在世界的電影占有一席之地，要把基礎放在紐約、好萊塢。對很多人來說，這是兩個不同的結論，你會不會告訴年輕人，愈愛故鄉，不見得要留在故鄉，可以大膽走出去，不管走出來的答案、地點，只需要勇敢的去闖蕩，故鄉永遠都會等待你回來，給你很好的擁抱，就像媽媽一樣？


李　安： 我很害怕大家說「我很愛台灣」，其實壓力好重。不管是愛國、愛鄉，嘴巴講已經讓我覺得很不自然，因為愛家鄉是很自然的事，不需要講，你本來就會。拿出來講時，很可能是家鄉有問題，或是你有問題！這是真心話，不是謙虛，每次聽到「李安愛台灣」、「台灣愛李安」，就會覺得好緊張。像美國開始講「愛國主義」時，就是國家開始出現問題，會考慮是不是還要住在這邊。


陳文茜：我可能沒有講清楚，我很想鼓勵台灣年輕人走出去。


李　安：走出去很好，因為台灣很小，是海島國家，本來就該走出去，尤其現在世界已經全球化，尤其現在通訊、交通這麼發達，心胸應該很開闊。在全球化的時刻，全球會更尊重你的地方性，因為你是特殊的，我認為不要怕，走出去有好處，在美國有一句話說：「你可以把男孩拿到中國城以外，但你不可以把中國城拿到男孩的心以外。」台灣的存在可以具像，也可以抽象，這個世界很大，我們需要和外面學習、交流，互相幫助。
 

陳文茜：我想幫一般年輕人問一個問題，某個程度來說，我們現在的年輕人面臨的大環境很不好。你在紐約蹲點那麼久，在那個過程中，是什麼使你堅信自己的理想，不去選擇別人的價值？


李　安：我們這一代經歷了抗戰、內戰，到日本把台灣交還國民黨，而我們父親那一代在抗戰時期長大，經歷風雨變色，他們的憂患意識非常強，也有強烈的大中國情結，當然也有固執的一面，可是傳給我們的是生存力和韌性，也就是很能受氣、吃苦、有骨氣，我父親不喜歡我做電影，但他給了我一種骨氣，所以，我從小就知道人要有骨氣，但我沒有傲氣，外圓內方和生存力、競爭力這些都是他們那一代教給我們很重要的東西。


我父親不喜歡電影，會覺得電影很虛幻，認為若是共產黨打過來怎麼辦？靠什麼活？因為他們經歷過血洗的經驗，是犧牲的一代，也是傳承的一代，當然也將他們的不安、恐懼傳給我們。我們這一代既有憂患意識，也覺得明天會更好，想出國得到更高的學位，學別人的優點長處，不管是在外面發揚，還是回來為國服務，都有「家、國」的觀念和骨氣在心中，我不敢說我們這一代很優秀，但還不錯，在做事方面不像父親那一代那麼古板，比較開通，也受美國、日本、各方面的影響，觀念上比較開通。
 

但是，我看到台灣這一代的小孩，就比較軟一點，很善良、可愛，可是生存意志比較軟一點，有時你要提醒他們，擔心他們，但素質都非常好，善良又聰明。一個人會反映父母那一代，我們的小孩則反映我們是怎樣的人，而我們反映出的是父母，這個世界已經在變，台灣也一直在變，我希望台灣愈來愈好，生存意志和競爭力不要往下滑，光人好沒有用，要有生存力、競爭力，還要能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