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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18:49:44瀏覽240|回應1|推薦2 | |
——纪念张佩英烈士遇难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是叫人瞠目结舌的。三十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政府的领导人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成了警察国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使我们想起在中学读历史时,异族统治的元朝有过类似的规定。 政府这样的恐惧感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 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一百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 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 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共产党不大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更有甚者,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政府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茬,罚他们的款,甚至抓他们的人,给他们判刑。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邪恶当道的黑暗之中。 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说假话,就要反对说真话的人。说真话的人就得冒风险。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忽然政府改说真话了,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难辨。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封锁舆论,把说真话的人抓起来,给他们判刑,社会进一步陷入黑暗,民怨一步步在上升。 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百姓只有用武力抗暴。所以每有群体事件百姓就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中国的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只有面对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才会走上暴力之路。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 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其根源就是政府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久,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 可是一旦党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矛盾的时候,破绽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一位干部不小心问记者,你是代表党说话还是代表百姓说话。证明二者的立场是不同的。立场不同渊源于利益冲突。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同。要想帮助党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门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最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定板。 国际社会中讲理,用的标准是普世价值,是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传统,文字,语言都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普世价值。 可我们不认这一套,我们有自己的标准。或者用我们自己建立的逻辑来解释这些概念。慢慢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另类,处处跟别的国家发生摩擦。在国内,动用专政力量确实是无敌的,立马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在国际上,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会怎样,确实叫人担心。 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当谈不拢的时候就用专政机关抓人判刑,甚至开枪成为最后的手段。可见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 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政府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社会回到了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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