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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03 22:59:23瀏覽16|回應0|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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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著花圍兜、紮小辮的1歲多小女孩想擁抱媽媽,她的媽媽卻雙手被反拷,不能回抱女兒。從3月初至今,這一組名為“廣州海珠區城管隊員與女小販發生沖突,女小販孩子被嚇哭”的照片在網絡廣為流傳,引起熱議。 雖然當事雙方已經道歉和解,城管輔助隊副隊長也被停職處理,但人們再次將關註的目光聚焦到城管。 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同濟大學教授蔡建國就提交了提案,明確呼籲“完善城管立法”。 “據我所知,這是我國首個呼籲‘城管立法’的政協提案。”中國城市國際協會會長羅亞蒙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在羅亞蒙看來,“城管立法”主要就是為了治“亂”。 據了解,當前我國的城市綜合管理工作,尚無一部專門的法律來指導,實際工作中,主要是參照國務院頒佈的《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城市道路管理條例》等法規,以及《城建監察規定》等部門規章。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市副市長劉英姿深有同感。武漢市3月1日起實行了《武漢市城市綜合管理條例》,這是我國首部針對城管的地方性法規。 “為何要上升為地方性法規?因為法規相對更完備,隻有這樣,才能高於各部門之間的規章。”劉英姿說。 她說,以前城管工作是多頭管理,每個部門各行其是,都有自己的規章。有的問題有多個部門管,出問題的時候,部門之間互相推諉,出現了“一個和尚有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的尷尬現象。 在羅亞蒙看來,當前我國城市綜合管理之“亂”,主要體現在機構設置、隊伍組建、工作方法“五花八門”,“甚至城管的服裝也五花八門”。“在我國,城市綜合管理一直被視為‘地方權’,沒有中央主管部門,加之又沒有一部專門的法律來規范,自然會出問題。” 近年來各地不斷出現一些“城管暴力執法”事件,有的甚至發酵成造成傷亡的群體性事件。代表委員指出,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執法隊伍的“不規范”所致。 “協管員待遇低的同時,進入的門檻也低。”羅亞蒙說。 他認為,城管人員的數量要達到全部人口的萬分之三到四,才能勝任城市綜合管理工作。而目前各個城市城管人員的編制比例卻各不相同,相差較大。 “有的城市,雖然城管人員數量達到了這個比例,但一半左右都是非公務員或者事業編制的‘協管員’。” 在一次交流中,有相關政府工作人員向羅亞蒙透露,在該市外出執法的城管人員中,竟沒有一名是公務員或者事業編制,全部是“協管員”。 “這簡直無法想象!”羅亞蒙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根據有關法規,即便是公務員,也要通過相關考試,才能取得執法權。協管員沒有執法權。這說明整座城市竟然沒有一個是符合要求的城管執法人員。” 他同時強調:“這種情況絕不是個案。” “城管部門裡面不是沒有高水平、高學歷的人才,但這些人才大多在機關單位裡工作,而一線人員相當大比例是社會招收的協管人員,在專業素質方面弱不少。”劉英姿坦率地說,“但恰恰老百姓看到的是一線執法人員,於是就導致了群眾對城管的印象不好。” 這位分管人口的副市長分析,暴力沖突的原因來自雙方。 “現在我國是矛盾多發的時期,人們積累了不少壓力,容易陷入焦慮、暴躁。同時,城管執法往往面臨兩難。一邊,他們面對的是底層老百姓,老百姓就靠小小的水果攤或者一米寬的門面做生意。另一邊,不少老百姓做生意確實沒有證。” 武漢提出的口號是“城管革命”。 劉英姿認為,“城管革命”絕不是要革那些小販的命。“不能說‘城管革命’是針對外來人口的,我們要感謝他們承擔了很多困難,建設了城市。” 同時,羅亞蒙也認為,對於城管的權利責任邊界,也亟需通過立法來明確。 他發現,一些地方政府把其他部門管不好的“棘手問題”都交給城管,出現了“城管是個筐,啥都往裡裝”的怪現象。“也不管城管能不能管得了”。 羅亞蒙告訴記者,“行政權”的四個環節——行政許可、行政服務、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互為因果、互相影響”。如今城市管理矛盾的焦點集中於“行政處罰”,就是因為“行政許可”和“行政服務”環節做得“嚴重不好”。 “究其原因,一是因為服務意識欠缺,二是因為沒有法律的約束。這四個環節,前邊的沒有做好,越到後來,暴力性就越強。”這位多年呼籲出臺全國統一城管執法法規的學者說。 羅亞蒙指出,在城市管理領域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已經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法律授權、行政授權都是明確的、具體的。“現在缺少的是一部統領城市綜合管理全局的《城市綜合管理法》。” 他認為這部“一般法”,應明確城市綜合管理的法律概念、基本任務、基本原則、目標、對象、管轄范圍、權利職責、實施機構、體制、運行機制、法律責任、公民的權利義務等。 由此,蔡建國建議,通過全國性的專門城管立法,明確城管執法機構的性質、編制、城管執法人員的身份、城管執法的職能職權、手段、城管執法的標準、城管執法的協調機制、城管執法隊伍的建設培訓等。 “城管問題關系到每一個生活在其中的人。”劉英姿認為,從地方法規到全國立法,政府和人大都不能“一廂情願”。 “武漢的經驗是,不在政府內部閉門造車,而是充分與市民討論,獲得市民的認同。”他們的《武漢市城市綜合管理條例》經歷了“三審”,市民開展了一年多的投票、來信和討論。 “很多市民一開始不願意,從報紙、電視到網絡,我們都在討論,逐漸取得共識。這樣就不會政策一出臺就罵聲一片,也不會有‘一改就亂、一亂就收’的反復。” “這種立法的過程,不僅是對環境的整治提升,更是對人的整治提升。”這位女市長說。 蔡建國期待:“用國傢法律和配套法規的形式,給城管機構體制和城管執法體制以足夠支持,使它能夠獨立前行。” 同時,代表委員也提出,如果期望“靠一個法律法規就杜絕沖突”,是不現實的。 “首先,城管隊伍內部的文明執法教育、培訓,一定需要推廣。”劉英姿提出,“更深層的問題是,化解城管問題、改善城市形象,功夫更在‘城管’外。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才能解決城鎮化進程中的諸多問題,化解矛盾。” 羅亞蒙贊同她的觀點。“如果有了更多的便民市場,小販何苦占道經營?城市綜合管理部門要做扁鵲,提早發現城市潛伏的病,未雨綢繆。”(原標題: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呼籲“城管立法”提上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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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