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泰瑞／網通廠工程師我剛剛結婚一年，小孩也準備出生了。雖然現在是兩個人在賺錢，但要支付房貸並維持生活品質，經濟壓力越來越大。我需要錢。如果今天每個月可以多領一萬，我願意每天再多做一個小時。小英提出終結低薪，而不是終結過勞，其實有她的道理。低薪好解，過勞難解；要解過勞，先解低薪－在這個世界上，可能找不出案例可以推翻這個定律。甚至在大部分情況下，解決低薪和解決過勞是互相衝突的目標。例如，因為薪水太低而去兼差，收入雖然增加，卻可能導致過勞。例如，很多亞洲企業長期用長工時來換取業績。除非產業升級轉型，不然只能用少接訂單的方式來降工時；但訂單少了，企業的利潤和員工的薪水怎麼有辦法增加？然而升級轉型也不是萬靈丹。企業透過創新研發提昇產品層次的過程中，通常也需要員工投入更多工時。就算真的升級轉型成功，高薪的工作確實會增加，但過勞的問題頂多得到紓緩，並無法獲致根本性的解決。日本許多品牌電器商以及許多極為關鍵的零組件製造廠，是台灣資通訊或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可以效法的對象，但他們工時都很長。在供應鏈當中升級到最頂端的蘋果公司等矽谷企業，他們的長工時也早就不是新聞。一般人可能會認為，聖誕節到元旦這段時間外國人都在放假，但我就有很多美國客戶為了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CES（消費電子展）日夜檢討樣品。全世界要達到富裕又可以悠閒的，大概只有少數歐洲國家吧。明年的手機，我們要求它更輕、更薄、更有效率。明年的AI技術，我們期待它要能夠更掌握人類的行為。如果台灣產業可以跟上市場趨勢、研發跑在最前面，台灣人就可以賺更多錢，低薪的問題也會因此迎韌而解。不過，除非資本主義或快速消費的型態改變，不然長工時的處境絕對難以翻轉。此外，認真工作被東亞國家當做美德，文化因素也需要考慮進去。話說回來，長工時也有淡旺季，我們不是一年356天都在賣命。真正不公平的地方在於，我們跟別的國家的年輕人一樣努力，薪水卻少人好幾倍。Paul Bloom在《失控的同理心》提醒我們，在討論公共政策的時候，除了用心，也要用腦。針對這一點，我要跟對勞工有著滿滿關懷的覺青共勉之。台灣的問題不是出在勞基法的升級太慢，而是產業和勞動生產力的升級太慢，導致我們的付出沒辦法得到更多回報。加嚴工時的規定並沒有辦法讓年輕人脫離困境，反而還會讓有心想要最後一搏的企業多了重重限制。我認為，政府應該要像戰後日本復興產業一樣，把整個國家的企業和人力都投入去衝刺升級轉型，就算過勞也在所不惜，這麼做台灣也許還有一絲希望。小英的加薪五箭第一箭就是產業升級轉型，我衷心期待她是玩真的。先解決了低薪問題，我們才有餘裕思考什麼樣的工作要接或不接，也才能擺出姿態，向要求趕工的客戶說不，也許工時就真得會慢慢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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