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原住民也覺得: 台灣跟你們這些福建人有什麼關係呢

以下文章摘錄自司馬遼太郎之對談

司馬：
臺灣以前似乎曾有過「被認為不屬於任何一個人的島」的時代。我認為把其他國家當做殖民地是一種真正愚蠢的行為。明治七（一八七四）年，在臺灣東海岸曾發生沖繩人被殺的事件。明治政府想：究竟臺灣歸哪一個國家所屬。

在明治政府中任職的法國法律家波瓦索納德做了以下的報告：「臺灣島是無主之國」。距這更早之前，美國外交官湯恩贊·合裏斯到臺灣旅遊，曾給美國總統寫了封信建議說：因為臺灣東半部是無主之地，不妨納入美國領土。

李 ：
在中日甲午戰爭敗給日本時，李鴻章最先割讓給日本的是臺灣。並一定要台灣（有無臺灣皆可）。因為是化外之地！讓人覺得日本即使要去了，也會是一個燙火山芋。

司馬：
當時，日本政府公告不喜歡的人可以離開。在那粗暴時代的日本，算是給居民一個最起碼的致意。(沒錢怎麼買船票, 旅費誰要出?)

李 ：
是啊！想入日本籍的人就留下來。財產不會被沒收。不願意的人在一年之內遷回大陸。之後戰爭結束。根據開羅宣言日本要歸還所有從中國割讓的土地包括臺灣。

司馬：
實際建立臺灣的是在十七世紀從福建或廣東遷來的人們，而不屬於其他任何人。(用新教徒的想法, 有考慮原住民怎麼想嗎? )

李 ：
這點我無法大意回答，因為現今我是中華民國的總統。日本政府將臺灣交還中華民國政府。

此中華民國政府是因大陸內戰失敗而來臺灣的。將所有的東西丟失，只剩下臺灣。中國共產黨把臺灣省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份。這是奇怪的夢呢！臺灣與大陸是不同的政府，目前我只能說到此為止。

司馬：
在這世界上，沒有比「中華」此詞還要含糊不清的了。

李 ：
「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有比愛台灣這三個字含糊不清嗎?)

司馬：
「中國人」這三個字也是含糊不清的。據說新加坡領導者李光耀先生去澳洲時曾說過「就像現在的澳洲人不認為他們是英國人般，我們也不是中國人，而是新加坡人。」

德國人與瑞典人同是日爾曼民族。但是德國人不會跟瑞典人說「你跟我同是日爾曼人嘛！」不會在瑞典兜售此觀念。西班牙人去到法國，也不會對法國人說：「有拉丁人之誼」之類的言語吧，即使同是漢民族，臺灣是臺灣人的國家呢！

李 ：
必須是臺灣人的東西。這是基本的想法。(由一個小地方就可以看出來, 在任期間連一個紅綠燈都不願等, 要交管. 會有耐性聽人民的聲音嗎? )

十九世紀來，主權問題就不斷地被討論著，主權這二字是危險的單字。大陸主張地權為其所有，說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中華民國，所以主權屬於他們的。

司馬：
我認為北京政府治理那廣大版圖確實不易，以前不曾經驗有過市民社會或法治國家。因此發生天安門事件。並稱臺灣是屬於咱的。這是十九世紀前，沒有領土和版圖或是雜居地分別的東方觀之故！

李 ：
如有機會與江澤民先生見面的話，我想說：「在討論臺灣政策或是國家統一問題之前先研究一下何謂臺灣？」如果還是像以前一樣持有統治臺灣人民的想法，必會引起類似二二八事件的。(登輝經濟學讓人民活不下去的人數, 遠超過十倍的228. 卡萊爾才會說出, 執政者對於錯誤的政策要負起責任呀.)

司馬：
中國掌權的人也未曾從根源上、世界史上思考過「臺灣究竟為何物」吧！

中國將西藏、內蒙古收為國土，從居民角度來看實在是很奇怪。毛澤東先生初期的少數民族對策的理念本來是不錯的，實際上內蒙古、西藏的居民好像非常痛苦。如果同樣的事情也在臺灣重演的話，必會造成世界史、人類史上的慘禍。

李 ：
如果臺灣獨立的話，一定會攻打過來，諸如此類的話不斷。

司馬：
但願不要有用外力將此已治理完善的歷史一舉摧毀的事情發生。

李 ：
如果臺灣宣佈獨立話，北京必定會害怕，因為西藏或新疆可能也會宣佈獨立。

司馬：
明朝時，是純粹漢民族的國家規模。當時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西藏、內蒙古都不是中國的領土。從異民族王朝的清朝開始才歸入現在的版圖。

大陸政權，從一開始就應聽取居民的意思。應該聽取西藏人、蒙古人、維吾爾人的意思。但沒有聽取的時間以及那樣的想法，就原原本本地承繼了清朝的版圖。

國家有適當的尺寸大小，像法國般大小最適當吧！剛好跟四川省一樣的大小，四川省永遠是四川省。法國創造了文明，只靠北京一個政府，要控制比全歐洲還要大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勢必成為粗暴專制的國內帝國主義。(怎麼不去分裂美國領土, 讓加州獨立 )

李 ：
現在在大陸高唱民族主義，稱為五族，中華民族也包括了新疆、西藏和蒙古。

我認為如果北京想建立大中華民族或大中華帝國，則亞洲就糟了。

司馬：
如以那種理念來講，則使用漢字的日本等，華僑很多的泰國、印尼等國都成為大中華帝國也不自相矛盾。然而，漢民族的代表性王朝是宋和明，其他王朝皆由異民族所建立。古代的唐及元、清都是異民族。一直都像是周圍有在野黨存在一般，當中國內部腐敗時，異民族王朝就興起、討伐，取而代之。

現在，沒有在野黨，中國本身要何處找到自淨能力呢？如果以大中華帝國的心態自居的話，一定會腐敗。

而且沒有「天下為公」的思想。即使是毛澤東以後的人也沒有這樣的思想。

中國歷代皇帝都認為天下是私有物，如果毛澤東先生在某些觀點（地方）上沒有認為天下是私有的話，則就不會發生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樣荒唐的事了。鄧小平先生把二個不同的、不可思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幹。我想他是個大政治家，但是他所揭示的社會主義結果等於是在暗示「中國是鄧小平的私物」，「能毫不在乎地去做這種自相矛盾的事」，如果說這是中國人的偉大之處，那就說對了。但同時也是說孫文的「天下為公」的思想沒有根深蒂固吧！(如果台獨和人民生活的幸福衝突時. 李登輝選擇台獨, 這樣台灣只是被台獨綁架了而已)

另外，我和臺灣的青年們交談之後感到很驚訝。聽說在小學、中學，教育學生要背從古代的三皇五帝到清朝的最後皇帝——宣統帝的名稱（字），大家全都背熟，我認為這毫無用處。

李 ：
是啊！不太有用。

司馬：
李登輝先生似乎也有同感啊！

李 ：
現在鄉土教育增加了。我要國民小學教育裏多加些臺灣歷史、臺灣地理，以及自己的根等等課程。過去不教臺灣的事而儘是教些大陸的事，真是荒謬的教育。

司馬：
這樣的言論，在五年前的臺灣是不行的。臺灣已成為一個新的國家了！

李 ：
說台語是件不得了的事，我兒子的時代在學校如果說了台語，則就像日據時代說了台語一樣，會被處罰的。當然只准說中國語。我現在帶頭說台語，已是非如此做不行了，選舉期間在巡迴演講時也全都講臺語。

司馬：
用閩南語嗎？ (十八世紀的英國人, 多少人會法語 拉丁, 德語. 有鎖國嗎)

李 ：
是啊！比方說去雲林縣，有方言，臺灣人想聽的事若用方言來演講，則大家馬上就瞭解，很容易引起共鳴。若用中國語說說看，那是不通的。直接用台語表達的話，就會被認為是能為他們設想的人。

司馬：
英語裏70%摻有法語，聽說使用太多法語的詩讓人覺得生硬。但是，若用英國傳統語言去做詩則頗能打動人心。

李 ：
比方說莎士比亞寫的詩？

司馬：
以日本為例，比方說京都第三高中的寮歌「紅萌..」是用和語（日本固有的語言）寫的，而第一高中的「鳴呼玉杯.花...」則是用漢語做成。

有人說還是「紅萌..」這首歌較能打動人心，而留下深刻印象。因為台語就像是臺灣的「和語」，所以能打動人心吧！

李 ： (PS 在原住民的眼裡, 你們這些福建人才是外來政權 )
「這之前為止掌握臺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說。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呀！只是來統治臺灣人的一個黨罷了，所以有必要將它變成臺灣人的國民黨。以往像我們這種七十來歲的人在晚上都不曾好好的睡上一覺；我不想讓子孫們受同樣的境遇。

司馬：
李登輝先生您是在二十二歲時由日本人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聽說那時的知識青年無法安穩的睡，中華民國的憲兵之類的人會來襲，聽到敲門聲，以為有什麼事而探頭看，結果發現糟了，必須馬上逃命，經歷過那種苦難，現在好不容易終於獲得了今日如此高水準的自由和法治制度。可喜可賀的是在漢民族的歷史上這是破天荒！

李 ：
外省人也都是漢民族，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說只是早來或晚來臺灣之別而已。大家一起來努力就行。臺灣人也沒有必要拒絕。但是這相當困難。

比如說，為何非換掉前行政院長不行這件事，也是跟這問題有關。

司馬：
您說的是郝柏村先生的事吧！狡滑的軍人出身的政治家，就像是自古以來在中國就有的冥頑不化的人物。像牧師般的李登輝先生如何能將那種人驅逐遠離權位，我們在旁著實為您捏了一把冷汗，但總算辦到了啊！

李 ：
我還有剩下二年三個月的任期，我想盡力建立一個「公」的國家、社會。

現在，臺灣的社區（以日本話來說就是團地）的活動很盛行。希望以往被壓抑的人民們擁有自由意識去參與建國、建社會。首先藉由社區活動來討論商量日常的種種的問題。比如說家庭的事，女性參與社會事務的事等等。彼此有守望相助之心，注意不要遭宵小侵入。修正憲法、完成民主改革、落實民主憲政，最後要達到人民直選總統。如此臺灣人就會滿意。這些均一一付諸實現的話，則臺灣的重大的政治問題就得以解決。

對於臺灣，北京的領導者感到頭痛的問題有三個。

其一：臺灣的民主化。民主的目的是台獨, 還是讓人民過更好的生活?

臺灣若徹底推行民主化則依國民黨、共產黨的領導者的協商（會談）而決定國家統一問題就變得不可能。也就不能無視兩岸人民的意願。也有無恥之輩，竟然寫信給鄧小平，提醒他別忘記對臺灣使用武力。

司馬：
認為國家是一種商品，可以出賣，我常聽到諸如此類的話，臺灣現在處於很麻煩的境遇啊！(李登輝家賣鴉片, 連毒品都可以賣了. 窮人連女兒都在賣了. 人格可以賣, 國家為什麼不可以賣 ? 這兩個字不是用來束縛人民, 綑綁人民, 是來幫助人民生活. 不是用國家主義框架人民生活. )

李 ：
第二是我的外交，我不只是去過東南亞三個國家，我還要去呢，大概世界會感到驚訝的國家我也要去！日本和美國則留在最後吧！我是國家元首，原來是經濟學者、農業學者。能夠給予經濟援助，也可以和人家討論。比如說，菲律賓的羅慕斯總統、印尼蘇哈托總統均以農業問題最為頭痛。我是農業問題的專家。在臺灣如果要談豬肉的問題可以說沒人比我更在行了（笑）。所以說也能夠不以李總統而以李博士的身份跟他們談論的。頭銜無關緊要，只要能累積這種務實外交的話，自然而然地國際上就會認同臺灣的實力、功能吧！

第三，以前採用「大陸軍主義」儘是保有戰車。最近買了不少戰鬥直升機、戰鬥機，有了此等空軍力量，臺灣的空軍三十年內無須擔憂。對這種空軍戰略的構造之變化中共倍感頭痛。

司馬：
戰車不合時宜了，尤其要防守像臺灣那樣的水田地帶的話，危險的啊！

李 ：
兩星期舉行一次軍事會議，軍事專家們都驚訝李登輝總統怎麼這麼快就能夠習得軍事知識，據傳稱我是軍事天才呢！（笑）

司馬：
要是有空您想閱讀的書是什麼呢？

李 ：
最近向日本岩波書店購得「社會科學叢書」，我總是在思考：我現在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理論？有無歷史意義？嗯，我想學習的是生物學，甚至也想去臺灣大學聽課。還有也想再讀些哲學和歷史。退休後無須國家來照顧，我會住自己的家，因為我有自己節約省下的錢和內人的陪嫁。(你讓經濟發展, 人民發財. 國家會虧待你嗎 ? )

司馬：
還有剩下的嗎？（笑）

李 ：
因為內人受過日本教育，善於記家計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殖民地時代日本人所留下的東西很多。在批評的同時，如果不用更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就無法瞭解歷史。這是我的想法。(是善於搞生殖器裙帶關係吧)

司馬：
順利地捕捉到這種偶然的是蔣經國先生吧！

李 ：
有農業問題方面的難題時我就被邀請去。也許是我看起來像是一位只懂日本學問啦、農業問題的人，似乎對政治問題沒有興趣的樣子吧！(所以台灣農民有發財嗎? )

司馬：
對我而言，蔣經國先生其人我不甚瞭解，不過，最後打算讓李登輝先生您當副總統是正確的。

李 ：
三年又九個月之間，他當總統，我當副總統。一星期見他一、兩次，他生病之後，也曾經一個月才見一次面。當時我向他說過話都記錄在一本筆記簿口，現在當然還不是能發表的時候。但是，蔣經國先生是否真的希望讓我做為他的繼任者並不清楚。
司馬：哦，這樣子啊！

李 ：
他雖然患了那種程度的病，卻不認為自己的生命就要終結，因此沒有交代任何像臨終時的父親留給孩子的種種囑咐。

司馬：
哦，不明確啊！

李 ：
是的，是不明確的。在那種政治情況之下假如蔣經國先生稍稍露出一點聲色的話，說不定我就已經被摧毀了吧！即使是我也不會說出要讓誰當下任總統之類的話。我也不會說是否要出來競選總統，我想蔣經國先生也曾有過那種顧慮吧！

司馬：
可是身為一介學者的李登輝先生，您真能掌握政治的秘訣，是政治家，同時連「黏糊糊的」政治謀略也運用自如。(學者會臥底嗎 )

李 ：
因為我從小就很敏銳的呀！我總是在思考該如何內斂。對了！日本有一句話不是說「食客添第三碗飯時是悄悄地要人盛飯」嗎？

司馬：
據說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北京飯店的員工分成二派，各自佔據樓梯或走廊、互相鬥爭的很厲害。周恩來先生來到這旅館，因為中國不是法治國家，所以會發生不可思議的事，總理要來處理一家飯店的兩派武鬥。

周恩來先生聽過雙方各自所持的道理之後說「你們雙方都有理，同時雙方都有不對的地方。」「是什麼？」「客人不是還沒吃飯嗎？」

讓武鬥兩派感到輕飄飄之後再尋求解決之道，這就是政治吧！

李 ：
在國民黨中我也沒有小圈圈，可是卻能延續、支撐到今天的原因，我想是我心中的「人民的聲音」。臺灣的人們期許我，我一直這麼想：「我一定要做到！」(人民不想要三通, 不想發展經濟? )

司馬：
我認為政治學的學者如果以李登輝先生為研究題目就好。誠如李登輝先生您所說無派系、也沒錢、也淡泊，就只是一個李登輝博士存在而已。

政治學者說：「政治並不是空論即可，往往是更骯髒的。」這樣的人，再做二年半就任期屆滿。如果能夠留下好政績的話，就將成為世界政治學的新的研究題材。畢竟這是難得呀！

在開頭提到「出埃及記」，是否就是意味著：臺灣已邁向「新時代」嗎？ (出埃及記有提到二戰時, 被日本殺的二千萬人嗎 ? 日本屠殺別人時你怎麼沒意見呢, 沒遣責過呢? )

李 ：
是的，已經出發了！摩西以及人民今後都有得拚的。總而言之，已經出發了。

對！一想到犧牲許多臺灣人的二二八事件，「出埃及記」就是一個結論。(那你會什麼要加入228的政權呢?)

司馬：
在寫「臺灣紀行」時，曾想到……德川幕府末期長岡藩有一位河井繼之助大老。長岡藩是一個只有七萬石的小藩，河井大老在摸索新時代的藩的形象時，遍曆日本全國尋師，最後找到了一位隱居在岡山縣的山中的前大老山田方穀，在山田大老處受教數月後要回去長岡時誇讚山田大老說「如果是先生您一定可勝任三井財團的大掌櫃」。讚揚的和被讚揚的雙方都皆大歡喜。

在岡山縣山中師徒兩人談的就是武士的時代就成為過去，商人的時代即將來臨。河井回去後努力革新藩政，欲建立類似歐洲的盧森堡大公國的藩。

他想要把長岡藩建立成為與德川無關聯的、無武裝中立的長岡藩，但是終於敵不過那個時代的暴力的洪流，成為日本史上的一大損失。在那個時代河井繼之助幾乎是唯一持有新國家藍圖的人物 - 坂本龍馬也有他自己的藍圖 - 但曆史卻把他遺忘了。我在寫「臺灣紀行」時一直在祈念：但願臺灣的命運不要成為第二個長岡藩。但願臺灣成為人類的新的典範。

李登輝的民主是黑心的

怎麼証明, 我們的生活沒有因民主而更好

18年所得倒退, 這種民主只是讓我們窮忙

換句話說, 這種黑心民主不是謀人民的福利. 只是謀台獨的福利

安倍經濟學, 還要知道要拼經濟. 登輝只知道拼政治 拼經濟會黑心嗎

另外, 司馬遼太郎還提到

司馬：
今年同學會的酒席上，跟中文、俄文、德文教授們閒聊了臺灣的事情。我下的結論是「臺灣是文明國」。

不可否認的臺灣擁有很多尖端科技。但我所指的文明不是這個，舉一個稍早的例子，早晨五點時會有牛奶放在牛奶箱內。不必養牛擠奶，也不必擔心送牛奶的人會在途中被遊擊手打死，可以安全送達，早晨可以安全收到報紙，閱讀到世界大事，我認為這就是文明。

我覺得太好笑了, 要是司馬遼太郎晚點來. 就能吃到黑心食品了

他不知道清晨五點送來的牛奶, 可以滴兩滴化學的 想要牛肉湯就滴牛肉精

這就是農業博士的成果, 更不要說口蹄疫時沒有任何醫學報導

李登輝就叫人民吃病豬, 台灣的癌症世界排名 不是沒有原因的

更好笑的是, 司馬還相信李登輝真的要去山地傳教

要是有心的話, 李登輝可以去山地當義工 (但是就不能打高爾夫了)

自己做不到, 可以叫孫子去做呀. 他留了幾億給李坤儀 怎麼不教她貢獻台灣呢

怎麼不把豪宅留給22K的大學生呢

愛因斯坦

為什麼支持社會主義 

以一個並非經濟與社會問題專家的人來表達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恰當嗎﹖我有許多的理由認為這並無不當。

　　我們先從科學知識的觀點來思考這個問題。天文學與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看來似乎沒有根本的差別﹕這兩個領域的科學家都試圖從特定類別的現象中發現普遍認可的規律﹐使這些現象的相互聯繫盡可能明白易解。但實際上﹐兩者的研究方法確實存在差異。被觀察的經濟現象經常受到許多很難分開評估的因素的影響﹐這就給發現經濟學的普遍規律造成困難。此外﹐眾所週知﹐自所謂文明時期開始﹐對人類的歷史經驗有重大影響與限制的﹐絕不僅僅只是經濟因素這一項。例如﹐歷史中的大國多半都由武力征伐而來。征服的民族在被征服的國家中﹐從法律上與經濟上都自居為特權階級。他們壟斷了土地所有權﹐從本民族中任命教士。這些教士掌控了教育﹐使社會的階級劃分歷久不變﹐並創造一套道德規範﹐使人民的社會行為不太自覺地循規蹈矩。

科學無法設定目標﹐最多能提供達成目標的手段

　　但歷史傳統是關乎所謂昨日之事﹔至今我們仍未克服凡勃倫【譯按﹕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國制度經濟學派創始人﹐著有《有閑階級論》等名著】所說的人類發展的“掠奪時期”。我們可觀察到的經濟事實屬於那個時期﹐而且就算我們能從那個時期的經濟事實得出一些規律﹐也無法應用到其他時期。由於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正是要克服並超越人類發展的掠奪時期﹐當前狀態的經濟科學對闡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實在沒什麼幫助。

　　再者﹐社會主義是由一個社會——道德的目標所指引的。然而﹐科學無法設定目標﹐更無法把目標浸潤於人類心中。科學最多能提供達成某種目標的手段。但目標本身得由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人設想出來﹐如果這些目標沒有夭折﹐而是生機勃勃﹐充滿活力﹐被許多人奉行不輟﹐這些人在半知半覺中就會推動社會緩緩演進。

　　基於這些理由﹐我們必須警惕﹐在對待人的問題時﹐不要過於高估科學與科學方法﹔我們切莫以為﹐對於影響社會組織的問題﹐只有專家有權表達他們的看法。

　　近些時日來﹐斷言人類社會正遭逢一場危機而岌岌不保的說法甚囂塵上。這種情況特有的表現就是個人對所屬的群體﹐不論大小都漠不關心﹐甚至懷有敵意。這裡且記述一段個人經驗﹐以闡明所言之意。最近我和一位與人為善的才智之士論及恐怕有再爆發一場大戰之虞﹐就我看來﹐果然成真則人類得倖存者幾希﹐我提到只有建立一個超越國家的組織可保人類免遭此大禍。一聞此言﹐我的訪客隨即冷冷地對我說﹕“你為什麼這樣極力反對人類滅絕呢﹖”

　　我確信﹐僅在一個世紀前﹐不會有人這麼若無其事地說出這種話。這種話出自力圖達到內在平衡卻不可得﹐終乃或多或少灰心喪志的人。這表示這些日子裡許許多多的人正飽受孤獨與寂寥的痛苦煎熬。何以致此﹖可有出路﹖

　　提出這樣的問題容易﹐但要回答卻難有把握。我深知我們的情感與企求常是矛盾﹑含混不清的﹐無法言簡意賅地表述。

個人的生存依附於社會

　　人同時既是獨個的存在物﹐又是社會的存在物。作為獨個的存在物﹐他力圖保護自己和最親近的人的生存﹐設法滿足個人的慾望﹐發展天生的能力。作為社會的存在物﹐他力求獲得同胞的認可和喜愛﹐共享他們的歡樂﹐撫慰他們的哀愁﹐增進他們的福祉。只有人心中這各不相同而又往往衝突的企求才能說明人的特性﹐保己與愛群﹑私利與公義之心的結合方式決定了個人的內在平衡能達到何種程度﹐對社會的福祉又能有多大貢獻。這兩種驅動力的強弱對比極可能大體上是與生俱來的。但最終呈現的人格卻大部分是由他身心發展時所遭逢的環境﹑成長於其間的社會結構﹑那個社會的傳統及其臧否行為的標準所塑造。“社會”這個抽象概念對個人來說﹐意味他與同代人及前世代所有人的直接﹑間接關係的總合。個人能夠自己思考﹑感覺﹑努力與工作﹐但他的身體﹑知識與情感無不深深依附於社會﹐因此要在社會框架之外﹐思考一個人或了解他﹐根本不可能。正是“社會”提供人食﹑衣﹑住家﹑勞動工具﹑語言﹑思考的形式與大部分的內容﹐是古今隱身於“社會”這個小字眼後的千百萬人的勞動與成就才使他得以存活。

　　因此﹐很明顯﹐個人依賴於社會是個無法泯除的自然之事——就像螞蟻和蜜蜂一樣。然而﹐螞蟻與蜜蜂的整個生命歷程鉅細靡遺都完全由遺傳的本能所確定﹐人類的社會型態與相互關係卻是多種多樣且易於變遷的。記憶﹐重組的能力﹐口頭交流的天賦使人能不受生物的必然性的支配而有所發展。這樣的發展顯現在傳統﹑制度與組織﹐在文學﹐在科學與工程的成就﹐在藝術作品上。這說明了人怎麼能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他的生活﹐也說明了有意識的思考與要求怎麼能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作用。

　　人從出生就經由遺傳具有固定不變的生物結構﹐其
中包括人類特有的自然衝動。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還通過交往與其他類型的影響﹐從社會中獲得一種文化結構。正是這個文化結構會隨著時光推移而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現代人類學通過調查研究﹐比較了所謂的原始文化﹐教導我們說﹐人類的社會行為依據盛行的文化形態與在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組織類型﹐可以有極大的不同。那些為改善人的命運而奮鬥的人正是把希望建立在上述的基礎上﹕人類並不會因生物結構使然就註定要互相毀滅或無法擺脫自殘的殘酷命運。

罪惡之源在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

　　如果我們自問﹐為了使人的生活盡可能的滿足﹐社會結構與人的文化觀點該怎麼改變﹐我們必須時時意識到有些情況我們是無法更動的。如前所言﹐人的生物本性實際上是不會變化的。再者﹐過去幾個世紀的技術與人口發展已經造就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以人口之相對密集與維持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產品而論﹐細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產機構是絕對必要的。那個回顧起來閑適宜人﹑個人或較小的群體可以完全自給自足的時代﹐已經一去永不復返了。若說人類目前已構成了一個生產與消費的全球共同體﹐並非太過甚其辭。

　　現在我可以簡單陳述﹐就我看來﹐造成我們時代的危機的根本原因何在。這涉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個人已比以前更察覺到他依賴於社會。但他覺得他對社會的依賴並不是一項有益的資產﹐他與社會不是脣齒相依的關係﹐社會也不保護他的生存﹐這種依賴關係反而威脅他的自然權利﹐甚至危及他的生計。更有甚者﹐他本性中自私自利的慾望因所處的社會位置而越來越強烈﹐而本來就比較微弱的社會公益之心則越來越消沉。所有的人﹐不論他們身居何種社會地位﹐都遭到社會公益之心日趨消沉的禍害。他們毫不自覺地陷於私欲橫流中無法自拔﹐惶惶不安﹐孤獨寂寞﹐享受不到純真﹑簡單﹑質樸的生活樂趣。人生短促又多險﹐只有獻身於社會﹐方可尋得生命的意義。

　　依我之見﹐真正的罪惡之源就在於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無政府狀態。我們看到一群龐大的生產者﹐相互之間不停地力圖剝奪他們集體勞動的成果——不是憑藉暴力﹐而是一起格遵法律制定的規則。就此而論﹐認識到這點很重要﹐就是生產資料﹙即生產消費產品及追加的資本品所需要的生產能力﹚在法律上可能是﹙大部分而言其實也是﹚個人的私有財產。

　　為了簡單起見﹐以下的討論我會稱凡不擁有生產資料的人為“工人”﹐雖然這樣並不完全符合這個詞的一般用法。擁有生產資料的人有能力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工人使用生產資料生產出新商品﹐歸為資本家的財產。這個過程的緊要之處是﹐工人生產出的商品與付給他的工資之間的關係﹐兩者都依據真正的價值來衡量。只要勞動契約是勞雇雙方“自由”訂立的﹐工人所得到的報酬就不是由他生產的商品的實際價值來決定﹐而是既取決於工人維生的最低需要﹐也取決於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與競求工作的工人數量之間的關係。即使在理論上說﹐工人的報酬也不由他的產品的價值來決定﹐瞭解這一點很重要。

私人資本支配下的民主有名無實

　　私人資本傾向於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部分由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部分由於技術發展與分工日趨細密促使較小的生產單位消失﹐形成較大規模的廠商。結果是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其權力之大連民主社會也制衡不了。這絕非虛言﹐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政黨挑選出來﹐政黨的經費則大部分由私人資本家資助﹐要不然就深受資本家的影響﹐資本家實際上從中隔開了選民與國會議員。結果﹐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並不能充分保護勞苦無告的下層人民的利益。更有甚者﹐在現存條件下﹐私人資本家必然直接或間接控制報紙﹑廣播﹑教育等資訊的主要來源。這樣一來﹐個別的公民就極難做出客觀結論並明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非常不可能的。

　　在私人資本為基礎的經濟常以兩大準則為特徵﹕第一﹐生產資料﹙資本﹚是私有的﹐依資本家的意志支配﹔第二﹐勞動契約依勞資雙方的自由意願訂立。當然﹐就此而論﹐沒有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特別直得一提的是﹐工人經過長期而艱苦的政治鬥爭﹐已經獲得了成果﹐使某些行業的工人的“自由勞動契約”有了些許的改善。但總體而言﹐目前的經濟型態與“純粹”的資本主義並無多大的差異。

　　生產是為利潤而開工﹐而不是為生產有用的產品來滿足人的需求。沒有條款規定所有有能力且有意願工作的人都能就業﹐一支“失業大軍”幾乎總是存在。勞工老是惴惴不安地害怕失業。由於失業與低薪的工人沒有足夠的購買能力提供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也就受到限制﹐結果就滋生深重的貧困。利潤的動機及與之俱生的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造成資本的積累與運用波動不定﹐導致越來越嚴重的經濟衰退。沒有限制的競爭令工人失業﹐浪費了大量勞動力棄置不用﹐也造成我前已提及的對個人的社會意識的斲傷。

社會主義是唯一的出路

　　我認為資本主義的罪大惡極之處就在於對個人的這種戕害。我們整個的教育制度都深受這種罪惡之害﹐學生都被灌進了過份強調競爭的想法﹐訓練他們崇拜名位利祿以為未來生涯之資。

　　我深信要清除這些深重的罪惡只有一條路﹐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時建立一套導向社會目標的教育體系。在這樣的經濟制度中﹐生產資料歸社會本身所有﹐並制定計畫來使用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調整生產以適應社會需要的計劃經濟會把工作分配給所有有能力勞動的人﹐也會確保每個男人﹑女人﹑小孩的生計﹐對個人的教育﹐除增進他天生的能力外﹐還要培養他對同胞的責任感﹐使他不再陷於我們當前社會崇尚權力與功成名就的習氣。

　　然而﹐必須記住計畫經濟並不就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也可能同時發生個人完全的奴化。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解決一些極為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鑑於政治與經濟權力集中的範圍極為廣泛﹐怎樣才能避免官僚體系專權跋扈﹖怎樣才可以保障個人的權利從而確保反制官僚權力的民主力量﹖

　　在我們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釐清社會主義的目標與問題具有最重要的意義。由於在當前的環境下﹐自由而沒有阻礙地討論這些問題被懸為厲禁﹐我認為這本雜誌的創刊對公眾是個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