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問題加貧富差距 阿扁總統最頭痛的兩大難題

台灣的苦日子是不是真的過了？阿扁總統在出席工商協進會的會員大會時，向與會的工商界人士捎來景氣已逐漸好轉、台灣的苦日子即將過去的好消息，不過卻遭部分工商大老冷漠以對，上一期的（老謝開講），曾對這個問題有深入的探討。全球景氣都迎向復甦，美國修正後的第二季經濟成長率達三．一％，而日本經修正後的第二季年經濟成長率更達三．九％；可是在台灣，大家面對同樣的景氣復甦卻有不同的感受，這是很耐人尋味的問題，而這也可能是未來阿扁總統邁向連任之路的七吋所在。

各項經濟指標大好　景氣確在逐步復甦

從各項經濟指標來看，台灣經濟確實有好轉的現象。行政院經建會八月二十八日公布七月的景氣燈號， 其中景氣對策燈號出現今年以來的第一個綠燈，SARS 疫情席捲全台時，四、五兩月景氣燈號出現了兩個藍燈，其他時間則是黃藍燈。而景氣判斷分數也從十四分、二十分，上升到二十四分。實質面與金融面的指標都同步翻揚。而且，象徵未來半年景氣的領先指標也從六月的九十九．一躍升為一○○．五。

再從財政部公布的八月進出口狀況，其中八月出口為一二三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一三％，進口金額一○四億美元，成長一四．三％，出超十九億美元；而累計今年一至八月出口九○七．五億美元，進口七九八．一億美元，今年前八個月出超達一○九．四億美元，也是近幾年的新高水準。不過如果以亞太區今年上半年的出口成長，台灣只有七．三％，比起新加坡的一五．五％、南韓的一七．七％、香港的一四．七％，台灣似又遜了一籌。

另一方面，八月台灣對中國出口成長一三二．二％，今年一至八月總體出口成長七．六％，但是台灣對中國的出口成長卻達一一二％，台灣出口成長九八％以上是靠對中國出口貢獻的，尤其是今年八月，台灣對香港與中國出口已占整體出口比重達三六．一％，這也是出口成長中，值得令人注意的一個部分。而在財政部統計中，惟一沒有爭議的是八月資本財的進口，首度由今年三月以來的衰退轉為正成長，因此，財政部統計長許國忠說「景氣確實在逐步復甦當中」，應該是可以肯定的。

高失業率、貧富懸殊　阿扁選戰兩大要害

雖然景氣及進出口指標都轉好，但是與普羅大眾息息相關的失業率，從第二季的SARS 疫情以來卻有隱隱升高的跡象， 近四個月來，台灣地區的失業率由四．九二％、四．九八％，到五．○六％，再到五．一六％；各項經濟指標都好轉，但是失業率仍然降不下來。今年七月的失業率達五．一六％，創了近五個月來新高，失業人口超過五十二萬人，受波及的人口達一一二萬人，如果再把想找工作卻未找到工作的二十二萬隱藏性失業大軍算進來，至少仍有一五○萬人仍身陷苦日子當中。

一九八○年美國總統卡特競選連任，碰到演員出身的競爭對手雷根，選前的一場電視辯論會，雷根轉向民眾訴求說：「你們的生活比四年前更好嗎？」雷根巧妙一擊，立即打到卡特的罩門。當年美國的通膨率達一三．五％，而失業率高達七．一％，把通貨膨脹率加失業率的痛苦指數達二○．六％，比起一九七六年的一三．五％，雷根善於使用經濟數據，終於使自己登上美國總統寶座。如果以雷根與卡特之爭為鑑，阿扁總統所面對痛苦的障礙，顯然仍有待排除。

除了失業率居高不下外，另一個值得爭議的焦點，是台灣家庭所得分配差距的倍數仍居高不下，可以看出貧富懸殊的差距有拉大的現象。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公布台灣地區家庭收支的調查顯示，民國九十一年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為八十七．六萬元，比九十年增加○．八％；如果再把全台六七○萬戶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組觀察，前五分之一高收入家庭每戶可支配所得為一八○萬元，比民國九十年增加○．八％，而後五分之一的最低收入家庭每戶可支配所得為二十九．二萬元，比九十年增加四．五％。

高低所得差距為六．一六倍，比九十年的六．三九倍略有縮減，但這已是我國所得差距連續兩年超過六倍以上。目前台灣的倍數仍略高於日本的四．八倍、德國的五．八倍，但低於南韓的六．八倍、法國的七．五倍、美國的十．四倍、香港的十七．七倍、新加坡的二十．九倍。

從這個差距倍數來看，台灣的六．一六倍看起來並不特別嚴重，不過九十一年的最低所得家庭中，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比起八十九年劇降一五％，即使省吃儉用，努力降低消費支出，但其可支配所得仍然不能完全支應已降低了的消費支出。這一三七萬戶，至少二九五萬的人口，恐怕是陳水扁總統必須傷腦筋的問題。

政府獨厚科技產業　高所得低稅負怪現象

九○年代以來，台灣積極獎勵高科技產業，投資抵減再加上員工分紅特殊的稅負制度，已成為台灣貧富懸殊極度拉大的源頭。一方面，高科技產業享受稅負的優惠，大多數公司都享有獎勵投資抵減的稅負優惠，形成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的現象；九○年代以來，台積電、聯電、廣達、仁寶、英業達、鴻海等都乘勢而起。反觀傳統產業卻承擔了沉重的稅負，而大多數公司在喪失競爭力、獲利節節衰退的情況下，使政府更加課不到稅，整體產業結構愈來愈失衡。

另一方面，當整個社會有將近三百萬人陷入負儲蓄困境，生活無著之際，多數電子新貴卻因特殊的員工分紅配股，形成高所得、低稅負的現象。其一是在公司治理中，多數美國企業已紛紛將員工選擇權改列為費用，但台灣電子業仍抗拒這個潮流，員工分紅配股沒有出現在企業的費用中，使獲利呈現「虛浮」的現象。

其次是員工分紅配股，員工所領到的股票，無論是在公司帳上，或是繳稅時，都以面額而非市價來計算，這對高股價公司形成了美妙避稅天堂。例如，今年聯發科技每名員工平均可以領到九百萬元的分紅，以目前聯發科技將近四百元的股價，已是面額的近四十倍，員工按面額來繳稅，可能很多人不必課稅，可是如果九百萬元變成現金，至少必須繳交三百多萬元的所得稅，這是台灣不公平稅負之一。

還有一個更不公平的制度是，高科技公司一向是董監持股偏低，可是負責經營的「老闆」卻又參與員工分紅配股，這種既是公司經營者，卻也是「員工」，決定員工分紅配股的「老闆」，卻也變成員工參與分紅，形成一個十分搶眼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