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大學的機遇和挑戰有史以來，大學從未像現在一樣，和一國的國力扣得如此緊密。全球化競爭迫使「大學定勝負」的危機感鞭策著各國政府。日本計劃未來五十年培育三十位諾貝爾獎得主；韓國首爾大學在全球學術聲望和論文質量上已甩開台大；中國的北大、清華更在國際評比排名中奪下霸位。在這波「新戰爭」中，台灣到底站在哪個位置？

　即使忙著在出國前把所有雜事處理完，說話依舊溫柔清脆的台灣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沈冬，每個月總要出國兩三趟，在兩、三天的行程中，天天都是早上七點出門、晚上十點回飯店。她的行李箱裡，總不忘準備八仙果和川貝枇杷膏，以搶救經過二、三十場會談蹂躪的喉嚨。

　如果是國外大學訪客到學校拜訪，通常也是略過寒暄、自我介紹，直接從口袋掏出從網路下載的沈冬照片，開門見山切入細節：學分能不能互相承認、有沒有學生保險、宿舍幾人一床等等。有時，訪客連一起吃午飯的時間都省了，離開學校又風塵僕僕立刻飛車到機場，趕到下一個國家拜會下一所大學。

關鍵高地

　「我們都是隨時拎著皮箱走的，」做過中文系教授、音樂研究所所長的沈冬，現在對接待外賓、國際簽約儀式的標準作業流程，熟悉得跟她專長的古琴音樂一樣。

　從關起門教學研究，到應接不暇的出訪、接待、國內外招生，這幅繁忙的景象，正是全球化下，大學移動（university mobility）的最佳寫照。

　今年八月，美國《新聞週刊》首度做了一次大學全球化的專題，強調過去的大學是由國家主義捏塑成形，今天的大學則是靠全球化來塑造。有史以來，大學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和一國國力扣得如此緊密。中山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劉孟奇則用「關鍵高地」，來形容大學在國家競爭力當中，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

　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大衛．金曾實際交叉比對，一國科學學術論文的發表量和被引述量，和它的國家財富成正比。

　在這種「大學定勝負」的危機意識下，自90年代末期以來，各國政府幾乎都把打造本國大學的國際競爭力，視為施政的首要工作之一，競相挹注大筆資源。再加上近兩三年才出現的各種全球大學排行榜，引起舉世關注，也難怪哈佛大學前任校長德瑞克．伯克會用「上癮的賭徒」來比喻這場國際「新戰爭」。

　日本政府耗資六千多億台幣，計劃在未來五十年內，培養出三十位諾貝爾獎得主。新上任的財務大臣尾身幸次在《科技打造日本》一書，就疾呼要把競爭原理導入大學的革新，讓日本從學歷社會邁向能力主義。「大學改革是左右日本二十一世紀命運的重大課題，」尾身幸次宣告。

　通過金融風暴痛苦洗禮後，韓國政府下定決心，每年投入兩千億台幣，推動智慧韓國二一工程（BK21），傾全國之力把首爾大學送上國際一流學府之林。十年下來，首爾大學不論是在全球學術聲望或實際論文發表的質和量，已把原本領先的台灣第一學府台大甩在後面。

　更具威脅的對照，是來自於彼岸的中國大陸。

　在「科教興國」和「人才興國」的戰略思維下，中國政府耗資一千多億台幣，展開「211」和「985」兩項高教改革工程，並集中資源支持少數幾所重點大學。經過十幾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脫胎換骨似地在國際畢露鋒芒。在以同業評價為重的《泰晤士報》全球大學排行榜中，北大一舉打敗在亞洲稱霸了數十年的日本東京大學；清華則在以研究產出為本的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學術排行榜」上，今年首度擠下台大，成為兩岸三地的新霸主。

　即使是國民年均所得僅有六百美元的印度，也集中火力，把80％的高教經費，投資在少數幾所頂尖的理工商學院，為印度創造了軟體強國的實力和口碑。

　在大學的全球化競爭下，「只有第一，不會有第二，」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陳德華一語道破國際競爭的殘酷現實。

　專研知識管理的政大校長吳思華分析，高等教育之所以成為各國政府最關注的議題，除了知識經濟對高等人才需求孔急之外，更在於高教已經成為一種驅動國家經濟發展的新興產業。

　據世界銀行統計，高等教育已發展為一個價值三千億美元的全球化產業，佔全球經濟產出的1％；就以大學到海外設分校所帶動的產值為例，去年達到三十億美元，而且幾乎全數落入英美這兩個高教強國的口袋。此外，一流大學也會帶動國內的經濟，在美國求學的外國學生，每年就為美國國內創造一百三十億美元的GDP。

　在這個新興產業裡，台灣到底站在哪個位置？

　姑且以策略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競爭五力為架構，檢視台灣的大學競爭力。

現有廠商惡性競爭、新競爭者帶來威脅

　首先是現有「廠商」的競爭。過去十年，台灣高教產業的「廠商」 -- 大學，數量倍數膨脹，市場和資源卻沒有相對擴大；再加上缺乏差異化，進入障礙低，造成彼此惡性競爭，已是不爭的事實；所提供的品質，更在前年被監察院糾正「倒退十五年」。因競爭而刺激出的創新與品質改善，只存在少數幾家「廠商」之間。

　另一方面，儘管受到政府政策保護，台灣的大學還是躲不掉新加入者的挑戰。競爭新面孔主要是亞洲其他國家的大學，並產生了雙重的潛在威脅：侵蝕品牌（聲望）與消費者（學生）。

　當亞洲各國重點扶植一、二所國家品牌的大學時，台灣齊頭式平等的分配架構，就很難跟國際競爭。一位大老級的教授憂心忡忡地說，除了少數幾所大學，台灣的高等教育，在亞洲已經被塑造為「低價格、低品質」的定位，就像早期「Made in Taiwan」的印象。

　此外，消費者琵琶別抱外國大學的情形，就算不嚴重，主要原因也不是「台灣的大學太好，而是出國念書的轉換成本太高，」一位國立大學教授剖析，即使政府不承認大陸學歷，但台灣學生每年報考大陸大學的比例，都有兩位數字的成長，就是一個警訊。

供應商議價力量大

　其次，大學的主要供應商 -- 政府（提供資源）和教師（供應腦力和勞力）的議價力量不減反增。

　教育部近十年投入高教的預算，大約維持在七百至九百億之譜，丟進一百多所大學後，「大家既吃不飽，又餓不死」。高教司長陳德華不諱言，當政府舉債比例過高、預算緊縮之際，高教經費幾乎沒有再往上加碼的空間，不夠的，只能靠大學自己想辦法。

　交大頂尖大學辦公室執行長許千樹還記得，十年前他們開始跟大陸四所交大交流，當時對岸交大的預算還不到八億台幣，交大卻有二十幾億，「遙遙領先」。反觀現在，上海交大一年有八十幾億台幣經費，變成台灣交大的四倍，「我們整個落後，」他遺憾地說。

　就算經費不能增加，在學費的定價策略上，政府也握有絕對的議價優勢。

　「和政府討價還價，最後就像與魔鬼共舞」，英國《經濟學人》在去年探討低學費影響歐洲大學競爭力時，就特別點出。

　不單是錢少的問題，錢怎麼用、用在哪裡，政府都佔了「行政指導」的上風。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董事長劉維琪表示，大學的緊箍咒不是錢不夠，而是法規限制太多。「找一個廚子做酒席，給他一筆錢，規定多少錢買肉，多少錢買魚，這酒席一定做不好的，」當過中山大學校長的劉維琪比喻。

　成大校長高強對於法規處處設限也有切身之痛。他舉例，成大的社科院大樓工程，構想書提上去之後，先躺了十三個月，才確認是否能得到上級補助；提出計劃書後，又在各部會流浪了九個月，得到「每坪造價太低、要求改善」的批示，蓋不蓋得成，他們也沒把握。

　「這種彈性難道不能放心讓大學自主嗎？」高強反問。

大學另一個要挑戰的難關，恐怕是來自其他一批供應商 -- 八萬多名教師。薪資長期低於市場行情，又碰上全球大學盛行在國際學術圈高薪挖角，台灣高教要保住現有人才並找到新的優秀師資，愈來愈困難。曾任交大研發長的許千樹比較，十年前交大徵一個教職，會有兩、三百個海外博士投履歷表，現在來申請的只有十幾個。

　就拿研究大氣科學的台大副校長陳泰然來說吧，十年前他到韓國參加學術研討會，和一位資歷相當的韓國教授聊到彼此的待遇，當時陳泰然的薪水是對方的一倍。今年，他們再度在國際研討會碰面，這位韓國教授的待遇反而高出他一倍。

　好老師出走海外，好人才整合到國外的大學，還有一個不利因素影響大學教育的供應商來源，那就是畢業生出國攻讀更高學位的比例逐年遞減。陳德華直陳，目前台灣的高等教育都是二十幾年前出國留學的那一批人撐起基礎，如果不出國留學的現象繼續下去，台灣終將瀕臨優秀師資「斷貨」的窘境。

購買者議價力量更強

　大學教育的廠商已達一百六十多家，錄取率超過90％以上，產業從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再加上轉換成本低，購買者（大學生）的議價力量比過去任何時候都來得強。

　為搶奪有限的「顧客」，大學不斷出新招搶學生，辣妹、獎金、保證就業，就連名校也得祭出美女牌，媚俗地鞏固既有客群。

　消費者的議價能力還展現在大學「不敢也不能」太要求學生。

　美國大學生的畢業率（指四年內畢業）只有50％，台灣卻突破了90％。北部一位私立大學校長就承認，面對是否當掉一個學生，學校和老師都會陷入天人交戰，因為「損失一個學生，就是少掉一百多萬的收入。」

　即使是客源不虞匱乏的國立大學，也難倖免「不能太嚴格」的壓力。

　一位今年剛從國外回到北部某國立大學任教的助理教授，就在教書的前兩個禮拜「大受打擊」。第一堂下課後，他出了幾十頁課外書，讓修課的七名學生輪流閱讀；第二個星期，他走進教室，呆了，「只剩下一個人」。系上資深教授還告誡他，「不能這麼嚴格，學生會跑掉。」

　以現有出生率推算，未來十幾年後，大學能提供的名額，將超過當年所有可入學的學生人數。在供過於求的陰影籠罩下，大學開始走到國際開發潛在消費者。根據教育部統計，台灣各大學的國際學生比例，仍不到1％，自費到台灣讀大學的外籍生比例更低。因此，每年各國的大學教育展上，台灣學校絡繹不絕，已成為一種「全大學運動」。

　這方面，新加坡就聰明地和國際競爭者策略聯盟。為了在2012年以前吸引十萬個海外學生，新加坡以「到新加坡求學、拿MIT學位」做誘餌，打動許多國際消費者，除了MIT，法國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德國慕尼黑科技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名校，都出現在新加坡策略聯盟的名單。

　韓國「大學教育協議會」事務總長李鉉清去年來台訪問時，曾語重心長地說，「一個沒有外國教授和外國學生的封閉大學教育體制，很難具有國際競爭。」這也是全球化席捲世界大學之後，台灣高教產業的一大隱憂。

還沒有替代者的威脅

　或許，文憑主義盛行的華人社會裡，大學短期內還不會有替代者出現。根據《天下雜誌》今年首度進行的「大學教育大調查」顯示，儘管不滿意，90％以上的家長還是認為自己的小孩應該要上大學。

　看到高教質量失衡問題惡化，國際競爭又大軍壓境，前教育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用「死亡交叉」道出目前改革大學教育的迫切。

　在剖析歐洲大學面臨美國大學強大威脅、幾乎潰不成軍時，《經濟學人》曾為大學提出四個解決方案，分別是廣闢收入來源（提高學費、鼓勵企業捐款等）、到全球去搶顧客、教授有用的知識、有彈性和多元。

　這四個答案同樣適用於台灣的大學。

　前提就在於，大學必須在行政指導和自由競爭之間做選擇。如果還是想靠公家部門補助，就只能在政府法規的框架下自我改善。要採用自由市場的競爭，學費與薪資待遇就得徹底自由化，回歸市場機制。但是，這又碰觸到社會公平的敏感地帶，大學、民間和立法院願意接受嗎？

　從《大學法》修訂、國立大學法人化，到五年五百億計劃等種種措施，政府已試圖回應大學改革的吶喊。在抱怨資源不夠的同時，大學似乎也應該自省，到底該怎麼提升自己的產品品質。

　總之，大學的競爭力，除了展現在研究發表外，更大的「展示櫥窗」，是數以百萬計透過大學加工製造的「產品」 -- 大學生。

　「問題不在競爭，而在為國家創造人才的價值管不管用，」身為亞洲第一個主攻企業政策的博士，在政大教書達三十年的司徒達賢，一句話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