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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11 20:34:51瀏覽67｜回應0｜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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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葛兆光有過一隻大樟木箱。1966年，凱裡一中停課了，正在讀初三的葛兆光再一次與時代的巨浪正面相撞——10歲時，他隨父母下放至此，少不更事地上了歷史第一課。兩年以後，他成了白臘公社的一名知青，隨身帶去的行李，除了被褥和一口政府發放的鐵鍋，就是這只剛做好的木箱，裡面裝得滿滿的全是書。此後幾年的艱辛生活裡，這些書是他唯一的陪伴和慰藉。
1978年，葛兆光的人生軌跡又一次嵌入到歷史的轉折之中，原本可能埋入大山深處供銷社裡的命運，被一張錄取通知書打撈了上來。伴他同行的還是那只木箱，仍舊裝滿書本，上面貼著“北京大學新生行李托運單”。
從此一生，葛兆光便再未與書分離過。從北大到揚州師範，從清華到復旦，從對禪宗、道教的研究，到縱跨數千年的思想史書寫，再到推動“從周邊看中國”研究、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他以近乎苦行般的思想耕作和敏銳深刻的問題意識，搭建起了當代學術史極其重要的一塊版圖。只是曾經的那只樟木箱在多年輾轉中不見了蹤影。
他並非那種登高一呼的知識領袖，但他的歷史思索始終都有著一重關照當下的自我要求。很多時候，他也渴望安安靜靜地做純粹的學院學問，可兜兜轉轉，終究發現“沒辦法把專業研究和現實關懷分開，好像一直是中國學者的宿命”。
這幾年，世界範圍內的一系列新的變化讓葛兆光隱約產生著一種感覺，我們好像又坐在了歷史門檻上，看不清未來。只是這一次，他對於自己是否還能給出一種可能性的回答，不再那麼有信心。這一方面和年紀有關，他72歲了，更重要的原因則來自一種深切的無力感。2013年，他辭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時，在請辭信中便寫過：“我做不了傅斯年，我更不想像傅斯年那樣再一頭栽倒。”
圖片
2017年，葛兆光在韓國首爾的“中國系列”講座上。圖/受訪者提供
前面充滿了未知數
中國新聞週刊：2020年的時候你困在東京，今年又經歷了上海的全域靜態管理，經歷了兩次不同時空的“靜默”，你的感受和思索有什麼不同和變化？
葛兆光：2020年頭八個月，我因為疫情困在日本，每天從電視和網路上看中國的情況，一方面憂心如焚，一方面也隔岸反觀。有日本作為對比的背景，也許看得更明白一些。沒想到，居然2022年又在上海再一次遭遇疫情，剛好內人去香港中文大學教書半年，我一個人在家，每天和內人交流香港與上海的防疫情況，也一個人在家經歷近三個月的“靜默”，在無聲中聽有聲。
很多歷史的、現實的和未來的問題，在困守宅中的時候，就像走馬燈似的在我腦子裡盤旋。畢竟我是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所以，對現實的觀察總是會回溯到歷史。在史書裡，我回顧漢末的瘟疫、橫掃歐洲的黑死病、明末的鼠疫、20世紀的西班牙流感，也會聯想到人、自然，災難和病毒。剛好宅家期間的一個主要工作是修訂“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的文稿，其第五季就是討論“環境、氣候和疾病”這些問題的。所以，人就好像總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往返穿梭。
中國新聞週刊：除了疫情所產生的影響，近年來我們也可以看到全球範圍內諸如右翼崛起等一系列變化。世界秩序是否真的又到了一個巨變的節點？你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事實上始終含有一重現實思考的指向，那就是當代中國如何在世界秩序中自處和共處。那麼面對當下的世界秩序，我們該如何調整自處和共處的選擇？
葛兆光：世界秩序是不是到了巨變的節點，這個問題太大，我不敢說。因為現在發生的事情，讓思想世界越來越亂，我們不可能回到“心也簡單，人也簡單”那種道理不言自明的時代，所以有點兒看不清。
我總隱隱約約覺得，我們現在好像坐在歷史門檻上。雖然我算是歷史學者，曾在背後的大門裡頭，看到過長長的歷史和我們走過的路，也明白我們好不容易走到門口，當然應該向大門外面繼續走下去。但困惑的是，思想世界亂了，現實世界也亂了，對於前面也就是未來，卻好像雲遮霧障，看不清楚了。
你看，最近一年裡，俄烏衝突、全球疫情，它引起的種種變化，是不是有點兒出人意外？儘管過去的歷史經驗、歷史記憶、歷史教訓都推著我們，讓我們堅定地向前走，告訴我們，應當相信簡明而清晰的理性。可形勢比人強，我們還是被某些力量某些事件把水攪渾了，以至於看不清前面的路上，是不是有陷阱、有歧路、有危險。其中，讓我們思想產生混亂而使我們駐足不前的，就有那些右翼崛起、帝國觀念復活以及逆全球化潮流等。你看，從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衝突、冷戰結束後的文明衝突、現代新帝國通過科技、市場、資源的另一種形式的衝突，這些又再轉回來形成不同制度與價值觀的衝突，你不覺得，前面充滿了未知數，好像又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嗎？
就是在這種時代，我覺得坐在歷史門檻上的我們，恰恰應該靜下心來好好想想。
別人的看法是認識自我的鏡子
中國新聞週刊：2007年開始，你提出“從周邊看中國”。截至目前的研究系列中，我們所看到的“周邊”仍在所謂的“東亞文化圈”內。這個“周邊”是否還應該涉及中國的北邊、南邊和西邊？如果應該的話，通過它們的“看”與通過東亞的“看”又會有什麼不同？
葛兆光：我同意你說的，過去我提倡“從周邊看中國”，主要仍然局限在東亞文化圈。原因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因為我們的語言能力有限，東亞各種漢文文獻我們比較容易獲取和解讀，過去這方面的研究也相對較多；另一方面確實是，過去和中國打交道，這部分區域比較多，特別是文獻留存最多的明清時代。最近，我把十來年講“亞洲史的研究方法”講義整理出來了，也在浙大、山大（山東大學）、澳門大學和華僑大學講了幾次“東部亞洲海域史”的研究問題，我就是希望，除了注意中古時期重要的從東向西，族群、文化、衝突的歷史聯繫，也要注意研究近世從北向南，即東海南海的歷史聯繫。特別是，呼籲超越過去的中國中心，也超越過去習慣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還要超越日本學者近年來提倡的“歐亞/東部歐亞”的研究方法。最好把環東海、南海海域各國都連在一起，並且用他們的眼光、他們的文獻、他們的立場，來反觀互相聯繫的歷史。這是我近來在努力的方向，只是我年紀太大了，知識也不夠，只是努力推一推，希望年青一代學者能多做這方面的研究。
其實，東西南北環中國各種族群與國家，對中國各有看法。我們不必強求人家對我們怎麼看，可是，他們的看法恰恰是中國自我認識的鏡子。以前我一直打這個比方，說沒有鏡子，你只能自我想像；只有一面鏡子，你只能從正面看自己；有兩面鏡子，可以看自己的正面反面；可是當你有了多面鏡子，前後左右照，你才能得到立體的、全方位的、細緻的自我認知。說實在話，我們歷史學界還缺乏這種全方位的認識。
改變自我中心的世界觀
中國新聞週刊：從《歷史中國的內與外》之後，你個人已經五年沒出版學術專著了，但好像你開始有意嘗試與大眾更為容易的連接，比如策劃了150期的音訊節目《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這其中有怎樣的心態變化和社會期待？節目完結後，你覺得實現了自己當初的想法了嗎？
葛兆光：確實，自從《歷史中國的內與外》2017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以來，我沒有再出版完整的專著。這大概是因為我在同時做三個脫不了手的工作。一個是你提到的《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一個是我即將出版的四部講義，我常說我畢竟是一個教師，“半生心血在課堂上”；還有一個是《中國思想史》的修訂補充與整理，這部書出版二十多年了，印刷了不知道多少版，也譯成外文出版，但很多朋友都覺得，至今還有閱讀參考的價值，所以我也想多花一點兒時間，把最近想到的、看到的思想史新資料和新思考，加進去重新出版。
其中，《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作為音訊節目，我花了很多很多時間來做，不光是要擬出詳細的大綱，而且要自己撰寫幾乎每一季的導言和結語，還要對每一講的稿子都重新修改、補充甚至重寫。中國民眾尤其是城市中產階層，工作非常忙碌，所以，這種音訊（播客）形式很適合他們在晨練、乘地鐵、開車、做家務時，利用有限時間收聽，因此非常受歡迎。很多聽眾在節目中留言和評論，表示這套節目“改變了他們對全球歷史的認識”“打開了自己的世界眼光”“改變了自我中心的世界觀”。這讓我非常安慰。兩年半裡，據說有近十萬聽眾，有幾百萬次收聽。根據調查，聽眾不僅有很多大學生、研究生和白領知識份子，甚至還有很多不同領域的學者，包括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法律學家。
中國新聞週刊：你在節目的理念闡述中，同時強調了“講一個沒有中心的歷史”和“從中國出發看全球史”。實際上，這不只是一檔節目的價值觀，也不只是關於全球史的價值觀，那麼對於“講一個沒有中心的歷史”和“從中國出發”之間，如何理解才能更清晰更準確？
葛兆光：“從中國出發”和“以中國為中心”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全球史本來就是瓦解“中心”，強調“聯繫”的，“從中國出發”，並不是為中國在全球史中爭份額，突出中國的歷史地位，而是要說明，這只是從中國角度看全球。如果以中國為中心，就違背了全球史的理想。
那麼，為什麼還要“從中國出發”呢？我有三個考慮。
第一，我在節目導言裡面說，沒有任何歷史學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360°沒有死角地看全球歷史，所以，我們歷史學者要承認局限。第二，還要說明，我們是從中國的位置、角度來關注全球歷史，這種“視角”可以和日本出發的視角、歐洲出發的視角、美國出發的視角、澳洲出發的視角互相補充。可能我們看到的歷史，難免帶有中國的理解和認識，比如我們說的“東”，是朝鮮和日本，是茫茫大海，更遠是太平洋對岸的美洲，我們看到的“西”，是從中亞、西亞、兩河流域到歐洲甚至美洲；可是，歐洲人看到的“東”，有近東、遠東，他們看到的“西”，是隔了大西洋的美洲。那麼，我們把這些不同視角出發的全球圖景，合在一起，不就全面了嗎？第三，我說的“從中國出發”，也考慮到中國人接受歷史敘述的時候，往往對中國熟悉的事情有親切感，也比較容易理解。所以，我們會從一些中國歷史故事開始講全球史。比如講“白銀時代”，白銀的開採和交易，在十五世紀以後，這是涉及美洲、歐洲和亞洲的大事情，可是我們從明代後期用白銀當做貨幣造成白銀緊缺，以及最近中國考古新發現“江口沉銀”，也就是明末農民軍失敗的時候，把大批銀子沉在江底這個故事說起，這樣就容易引起中國聽眾（讀者）的親切感，有助於他們理解。
中國的人文學術始終無法純粹、
冷靜而客觀
中國新聞週刊：在《宅茲中國》的序文中，你曾解釋過自己為何轉向“中國”研究，也由此可以將“中國”研究視為你的思想史研究的延伸。你是古典文獻專業出身，可以說在具體學術方向的選擇上有非常多樣的可能，為何會如此明確地投身于思想史研究？
葛兆光：十幾年前，黃進興先生曾寫文章，說思想史現在好像麥克亞瑟說的“老兵不死，但逐漸凋零”。可反常的是，中國學界仍然關注思想史，我也始終關注思想史，為什麼呢？我想，也許是某種中國傳統的當代延續吧。2010年去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第一屆Princeton Global Scholar，我給的第一次公開演講，題目就是“思想史為什麼在當代中國很重要”。演講裡，我就講到中國知識人的一個習慣，就是林毓生先生曾經說的，總想從“思想文化”上來解決現實問題。所以，形成一種習慣，要從“道”來理解“器”，用“體”來支配“用”，靠“本”來解決“末”，所以有一種以道理為根本，整體主義地把握世界的傳統。這也和知識人的處境有關，古代皇權獨大，知識人沒有權力，總是覺得“道理最大”，要用“道理”來對抗或者限制“權力”，要從根本大道理上來介入現實政治，因此“道理”也就是思想很重要。
開個玩笑，如果寫歷史，你被列入文苑傳，當然很光榮，但是如果能列入儒林傳，大概就更光榮，因為儒林就不是舞文弄墨，而是要講思想講政治了，可是，按照宋元以後的新傳統，那更得爭取入道學傳，道學那就更得講道理講思想，可見古代中國就有重視思想的傳統。如果你能把這個思想的歷史串起來，講一個真理的歷史譜系，那就更重要了，因為這就是“道統”。“道統”一確立，就定下了孰是孰非，何為黑白，誰是楷模，誰是叛逆，因此就更有現實意義了。
中國新聞週刊：就公眾層面而言，思想史並非易讀易懂的領域。但另一方面，你的《中國思想史》、李澤厚的“思想史論”、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等思想史著作卻又在印數和銷量上表現得出人意料。你如何看待這種“反差”？普通讀者面對思想史，怎樣閱讀才是準確、有效的？
葛兆光：因為對於歷史與現實，大家都想不僅看到“皮肉”，而且最好“紮出血來”，講出根兒上的問題，於是思想史就很受關注。不過，從現在的學術規範來說，嚴格意義上的思想史研究，絕不可以直接給現實世界開藥方動手術，它畢竟只是討論過去的思想，只是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到，我們那些思想文化上的弊病，究竟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來的，我把它叫做“診斷病源”，在這一點上它是有用的。我想，能夠像你說的“在印數和銷量”上表現得出人意料，大概就是因為，從一開始這些思想史著作的問題意識中，就有為中國“診斷病源”，而且這些歷史問題的分析，和讀者心裡對現實的思考有一種合拍和共鳴，所以才能引起大家的興趣吧。
說實在話，我沒想到我的思想史著作，不僅被翻譯成外文，得到很多國際學界的評論，獲得不少獎，尤其讓我高興的是，它也引起學術界的不少爭論或者討論，比如所謂的“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是否應當寫入思想史著作？比如知識史和思想史的關係如何？比如這種不以“人”或“書”為章節或單元的思想史寫法，是否可以更好地表現歷史的脈絡？甚至，它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古代中國的學說是“哲學”還是“思想”的討論，也間接引出了所謂“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儘管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話題還能不斷被人注意，還有出版社認為有價值再版，這讓我還是很欣慰。
記得已故的李澤厚先生曾說，他不寫十年前的書，也不寫十年後要看的書，那是他作為時代啟蒙者的自我定位，因此，他總是要站在時代前面一點點，以便引領時代的變化。而我其實更多是學院學者，除了希望通過歷史診斷當下的思想價值，同樣重視嚴格的、客觀的學術意義，希望著作可以意義長久一些，所以更相信有人說的，如果二十年後還有人引用你的著作，那麼你的著作就有意義。所以，最近我才會花那麼多時間和精力來重新修訂。當然要說明的是，這二十多年來，新出現的資料，新提及的問題，新出版的著作很多，也讓我不得不加以補充和修訂，但我對思想史的脈絡、立場和評價，卻並沒有變化。我很疑惑，這是我的思想史觀念和對現實的診斷方式沒有進步呢，還是我們的思想和學術仍然在過去的延長線上沒有變化呢？
中國新聞週刊：你常常強調學術的現實關懷和擔憂人文精神的失落，但也感慨過“沒辦法把專業研究和現實關懷分開，好像一直是中國學者的宿命”。所以在專業研究與現實關懷之間，到底怎樣才是一種理想狀態？
葛兆光：回顧這幾十年，我感受很深的是，在中國，歷史與現實、學術與社會無法完全切割。其實，我們都想在一個安靜的學術環境裡，做純粹的學院學問。
以前傅斯年說，做學問應該“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把史學看成是史料學，而史料學才可以成為客觀的科學。這當然很理想，因為這樣做學問很單純很明確，就像有人說的，破譯一個字，就像做一部文化史；考證出一段史事，就好像在門捷列夫元素表上添了一個元素；發掘出一些歷史，就像通過望遠鏡發現一顆星星。但遺憾的是，那恐怕是平靜和正常的時代，純粹的職業和學術。但中國的人文學術始終沒法那麼純粹、冷靜而客觀，不光是百年來的社會狀況，迫使人文學術不能不承擔著啟蒙的責任，而且現代的人文學術，它的思考方向、問題意識、解讀路徑，也始終受到現實社會環境的影響。所以，這些年它實在是走得很艱難。
差不多到“收官”的時候了
中國新聞週刊：在完成1980年代關於宗教與中國文化的研究、1990年代《中國思想史》的書寫和“中國”三作之後，接下來你的學術視角還會投向哪裡？
葛兆光：我是1977級大學生，從苗疆考到北京讀大學的時候，已經差不多28歲了。在《北大學報》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是1981年，到現在也已經超過四十年了。我的學術生涯，剛好經歷了整個改革開放時代，其間風雲變幻，回想起來真有很多感慨。儘管很多朋友說，我這四十年來，先是研究禪宗道教文學，然後做中國思想史，再往後研究東亞中國，在中國學界能始終“預流”（編者注：此概念為陳寅恪提出，大致意為主流）很不容易，這也許是安慰我吧，但自己也還是明白，到了這個時候，差不多也該“收官”了。
中國新聞週刊：回看三十餘年的治學歷程，你會給自己一個怎樣的總結和評價？沒能寫下去的《中國思想史》第三卷，算是你學術生涯甚至人生的最大遺憾嗎？
葛兆光：人要有自知之明。說實在話，人有能做的，有不能做的。你問我《中國思想史》第三卷沒寫出來，是不是最大遺憾，其實也未必。《中國思想史》第三卷，原來設計的是從1895年到1989年，這是我所說的“思想史意義上的二十世紀”，它太難寫了，如何把二十世紀紛紜複雜的各種思潮，安放在一個妥帖的脈絡裡，如何處理從檔案到口述、從著作到檔那麼浩瀚的資料，這絕不是我可以辦到的。我在大學學的專業是古典文獻，對古代相對熟悉，對現當代其實還是隔膜，因此，我只能放棄這種包攬或圓滿的計畫。
中國新聞週刊：最後一個問題想留給你自己。你最想對自己提出的一個問題是什麼？又會如何作答？
葛兆光：讓我對自己提一個問題，我就只能用艾愷寫梁漱溟那本書的書名，既問自己，也問別人——“這個世界會好嗎”？這個問題，前輩也好，同輩也好，晚輩也好，我記得好多人都在問，也已經問好多遍了，可至今好像還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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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