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1787年，台灣解嚴之後，社會結構的巨變，以及後現代商業文化的影響，一群所謂的「新人類作家」蠢蠢欲動，開始打破過去的種種禁忌，躁進而積極地表現自我。陳雪，即是在這波新世代同志情慾書寫的創作者中受到矚目的新星。

陳雪，1970年生，以寫作同志小說在文壇上備受矚目。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文學啟蒙來自《三三集刊》，以及大學時期熱情閱讀的翻譯小說－－《茱萸集》、《瘋癲與文明》和《班雅明作品選》等。出版處女作《惡女書》後，經常將作品的關注範圍放在性別、同志議題和情慾描寫，除此之外，她還關心「階級」，還有隱藏在階級背後層層的社會問題，所以那些經濟弱勢、遊走社會邊緣的群眾、精神病患和創傷倖存者，都是她筆下的關懷對象。

著有《夢遊1994》、《惡魔的女兒》、《愛情酒店》、《鬼手》、《橋上的孩子》、《只愛陌生人》等書。短篇小說〈蝴蝶的記號〉於二○○四年由香港導演麥婉欣改編、拍攝成電影《蝴蝶》－－台灣文本、香港電影，跨越性別的愛情，華人電影中首度如此直接深刻描繪女同志戀情。本片獲香港及不少海外影展垂青，並榮獲今年「台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提名；而近作《陳春天》為描寫貧窮與精神病，以討論「社會放逐」之長篇小說。

本文所以選擇〈蝴蝶的記號〉為研析的對象，乃因該篇小說所觸及的是多層面的感情，且情慾模式也展現了豐富的樣貌，正因如此，可以見到陳雪在小說創作的方法與技巧上的用心。

二、寫作特色

在討論〈蝴蝶的記號〉的敘述特色之前，先來介紹這篇小說的大要：女主角小蝶，一個從來都不願意讓別人失望的三十歲已婚，有一個女兒的中學教師，在超級市場偶遇一個偷東西吃，卻令她著迷的女孩－－阿葉，喚醒了她體內的多重慾望，在她情慾流動的搖擺掙扎時，她的學生－－武皓和心眉的女同志戀情曝光，受到各方的壓力與阻撓；同時也帶出她自己在學生時代和同性愛人－－真真的戀情；而母親又在邁入老年之後女性自覺，決定要和父親離婚，和其女同志友人一起生活。經歷過這些外在的刺激，與自我內心的性別認同激盪，小蝶一改以往習慣放棄的性格，她要讓自己做回自己。

〈蝴蝶的記號〉一方面剖露同性愛戀間的挫敗煎熬和艱難心情，另一方面也呈現在異性戀體制下的兩性差異。陳雪將同性戀人可能遭遇到的現實社會問題，透過文字，把她們的痛苦擺盪與萬般無奈，深刻地表現出來，除了呈現同志的情慾外，還加入了作者的關懷意識。

以下就來探究〈蝴蝶的記號〉的寫作特色。

（一） 敘事觀點

第一人稱敘事（first person narrative），是作者化身為小說中的主角或配角，用第一人稱「我」的形式，親身去演述整個故事的進行，並參與小說人物的交談、動作和對話。第一人稱的角度所以常用，是因為它是最容易藉以去講述故事的一種觀點，其特色就是作者已被揉合於故事中，變成小說人物的一份子，成為推演故事的媒介，除了講述小說裡的「我」對人物事件的所見所聞外，更可以把「我」本身的思想感受、心理活動或對主要人物的看法和感覺，直接而細膩的告訴讀者。

陳雪習慣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來寫作，〈蝴蝶的記號〉亦是，是站在主角的角度敘事的。

角度固定，易於剪裁、集中的第一人稱，可以將頭緒複雜的材料，和自己部份的真實情感勾連在一起，相互映襯補充於虛構文本中，將意識思維間接透露給讀者，陳雪就是利用第一人稱的特點，以非常陰性的語法去大膽地表現女性的情慾。陳雪曾表示：她覺得第一人稱是很有挑戰性的，她選擇第一人稱，而且是一個女性的敘述者的第一人稱，她認為那是很有技術的。她堅持用女性的聲音，而且是非常陰性的聲音，她想證明，可以用那樣的方式寫出好的作品。[1] 

以「第一人稱」－－「我」，作為小說敘事觀點，優點是與讀者的參與感互動得最為強烈，缺點是寫作時會受到一些限制，因為作者只能透過小說中的「我」去觀察、描述。但若是小說內容是討論到人生、人性的，反而可以善用第一人稱的特性，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的複雜多變，並非我們所能一切皆知，而第一人稱小說的所展現的「不可盡知」正好可以利用。

馬振方先生說：「不同的人見聞不同，感受也不一樣，甚至可能完全相反。選取什麼人作敘述，關係作品的基調和全局，關係構思的巧拙成敗。有經驗的作者總是精心選擇敘述人，使『我』在提煉情節、刻劃人物、表現主題諸方面充分發揮能動作用，成為藝術構思的重要手段。」[2] 

這也正是我們在〈蝴蝶的記號〉裡能夠很容易地見到透過文字的誠實與煽情的表達，而見到小蝶自己的內心的渴望與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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