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我們所認識的琦君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至於她的小說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橘子紅了〉是琦君難得的小說作品，這篇將近四萬字的中篇小說，原載於民國76年6月號，第32期的《聯合文學》，但隨著電視劇的改編而聲名大噪。

    〈橘子紅了〉說的是這樣一個故事：老爺在外當官娶了個交際花當二房，誰知她也像大太太一樣，久婚不孕。大太太遵從老爺的指示，為他尋覓了一個鄉下女孩，這個買來的女孩的重責大任就是要為他們家傳宗接代，這事讓家裡接受新式教育的六叔和姪女十分不苟同。在等待老爺回鄉圓房期間，六叔和三太太之間產生了一段若有似無的情愫。老爺回到城裡不久，三太太懷孕的喜訊也隨著傳到。二太太親自下鄉，要將三太太帶回城裡，表面上是要照顧她，實際上是想監控她。三太太嚇壞了，流產了，她對大太太感到愧疚，最後抑鬱而終。

    〈橘子紅了〉是琦君以追敘的方式，以紀念逝世的親人長輩的心情所寫成的小說，曾被改為廣播劇，今又被改編為電視劇演出，可見相當具有戲劇張力。   

    〈橘子紅了〉的敘事觀點是屬於限知觀點裡以第一人稱配角敘事的。

    限知觀點，顧名思義是有所限制的，它不像全知觀點那樣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它必須受限於敘事人的角度。第一人稱的敘事者，是作者化身為小說中的主角或配角，用第一人稱「我」的形式，親身去演述整個故事的進行，並參與小說人物的交談、動作和對話。第一人稱的角度所以常用，是因為它是最容易藉以去講述故事的一種觀點，其特色就是作者已被揉合於故事中，變成小說人物的一份子，成為推演故事的媒介，除了講述小說裡的「我」對人物事件的所見所聞外，更可以把「我」本身的思想感受、心理活動或對主要人物的看法和感覺，直接而細膩的告訴讀者。

    這一類以配角作第一人稱「我」敘事的小說，是表現主角的視點和手段，在這種敘述模式下，作者透過配角這個「我」的觀察和思想去展現有關主角的故事，而建立起讀者對這個「我」的同體感。而這個「我」只能告訴讀者他所看到的、所聽到的有關主角的一切種種，雖然使用此種觀點固然有所限制，但比起其他觀點來，還是僅次於主角敘事較容易引起讀者的親切之感。

    〈橘子紅了〉是琦君就她的年少經驗寫成的小說，琦君化身為故事中十六歲的秀娟，以她「純真」的眼睛去看主角令他們難懂的世界。

    這個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子秀娟，慶幸自己不過和秀芬相差兩歲，但卻有著天壤之別的命運。她同情秀芬「要跟一個像她父親一般老的男人過一生世，卻又不能經常在一起，我心中又不由得為她擔起沈重的心事來。也有點怪大媽，她一廂情願地製造這麼一件古裏怪氣的事，安排了一個年輕女孩的命運，究竟是憐惜她，還是害了她呢？」[1]

    以下我們便從秀娟的角度來看看〈橘子紅了〉所呈現的意義。

二、小說所呈現的意義

（一）傳統女性的悲情

    長久以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錯誤觀念一直深植民心，傳統的女性因為沒有機會接受教育，思想封閉，沒有自己的想法；她們無法發掘所長，在沒有一技之長的情況下，當然也無法從事生產，自然經濟就不能自主，一切都要寄生於男人，出嫁前，父親代表著權威；出嫁後，丈夫成了她的天；丈夫死後，兒子又成了她的寄託，在男系社會權威的控制下，身為從屬地位的女子是卑賤的。

    琦君說秀芬「是好幾個舊時代苦命女孩子的揉合。我狠心地讓她承當了更多的苦難。」[2]

    無知的女人其實是最可悲的，小說裡的女人，不論是主張：「女人家一定要做一個賢妻，成全丈夫。」[3]的大媽；為了保有丈夫而耍手段的交際花；還是像秀芬一天到晚忙進忙出，伺候大伯的起居飲食，無微不至，因為大媽要她好好服侍老爺，她說「侍候」兩字，還顯出一副死心塌地的神情。這三位女性共有一位丈夫，各有各的悲情。

    傳統觀念的迷思，讓大媽自認為是自己的肚子不爭氣，沒有資格氣丈夫討二房。她遵從丈夫的口信，找一個清白的鄉下姑娘，身體要好，早點給他養個兒子。大媽說：交際花「不會養兒子，再漂亮的花又有甚麼用？」「早點給他養個兒子，我也安下了心。再說，那個交際花也威風不起來了。」[4]雖然大媽像疼女兒般地疼惜著秀芬，但秀芬不過也只是大媽利用的一個工具。

    女人與女人之間勾心鬥角的戰爭，也是處在兩性不平等的社會中的另一項悲情。

    認命的宿命觀，也是傳統女性的可悲所在，其中還涵蓋了一些迷信的成分。

    十八歲的秀芬，小學沒念畢業就休學了。她娘是填房，爹死了，娘就改嫁了。娘死後，跟著沒有血緣關係的哥嫂在一起，日子很難過。哥哥嫂嫂甚麼事都叫她做，還嫌她在家吃閒飯。又嫌她命硬，訂了親，新郎不久得痢疾死了。這樣的望門寡，連做填房都沒人要，只有做偏房的。大媽打聽了她家左鄰右舍都說她又勤快又規矩，就叫人去說媒，她哥嫂一聽就願意了，說好五百銀元當禮金，以後兩家就不來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