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兩岸的女性小說，不約而同地，在不同的年代，以愛情小說為起點，集中體現女性的成長及其對愛情的不同於男性的敏感，而在80年代殊途同歸地使其女性小說達到高峰。

60年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重要階段，當人們在物質生活得到提升後，便繼而轉向對精神生活的要求，以愛情題材為主的小說，便在這個時候取代了50年代的反共小說。

由於經濟的發展，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教育普及與文化的變化，帶動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女性社會地位的變遷，而有了女性語言的產生。女作家筆下柔軟溫婉的愛情小說，首先成為人們在工作忙碌之餘的心靈調劑品，後來其小說所呈現的社會關懷也漸漸受到注意。

瓊瑤在1963年出版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窗外》成名後，開始大量創作中、長篇的愛情小說，在這種風氣的帶動下，在80年代出現了「眷村」朱天文、朱天心、「女強人」朱秀娟、「外遇殺手」蕭颯、「婚戀理論家」曹又方、突破「性禁忌」的李昂、營造「樸實愛情」的蕭麗紅、掌握「兩性情境」的廖輝英、還有袁瓊瓊、蘇偉貞和鄭寶娟。

至於在海峽對岸呢？

「四人幫」垮台後，新時期（1977年至1989年）的女性文學在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下，日趨成熟，經過反思，女作家們薪火相傳地，接下了繼「五四」後女性文學發展的火炬，她們反思歷史，並在一片呼喚人性、人道主義的思潮中，去尋回女性的特質。在新時期的女性小說中最直接反映的還是婚姻和愛情。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帶給中國大陸無法估量的嚴重災難，其中最深沈的是對人的漠視與摧殘，於是我們間接見到了在新時期女性愛情小說中，社會政治因素影響兩性結婚、離婚；因為婚姻發生問題，而出現脫序的現象；或者環境造就女強人，女強人因性格的缺憾而在婚姻愛情中缺席。我們見到了在婚姻「圍城」裡外品嚐愛恨嗔癡的女性，也見到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女性小說家重拾原本被列為文學禁區的愛情婚姻題材，設身處地地再次尋回失落的女性意識，以全面盡可能實現人的價值，為人生的終極目標，努力使得女性文學得以再度飛揚。

新時期浩浩蕩蕩的四代同堂的女作家，有：韋君宜、宗璞、問彬、李惠薪、諶容、張潔、航鷹、程乃珊、王小鷹、陸星兒、喬雪竹、張抗抗、張辛欣、王安憶、劉索拉、黃蓓佳、鐵凝、劉西鴻、方方、池莉。

本文所討論的「女性小說」定義在女作家以其眼光、切身體驗與表現方式，創作出以女性生活命運題材的小說。

而本論文所討論的小說文本範圍，以上述的兩岸女作家發表於80年代的小說為主。除了從政治、經濟及女權運動等社會環境面向切入，去分析兩岸女作家筆下的女性在親子關係、兩性關係及姻親關係中的處境與地位外，主要在比較兩岸80年代女性小說的異同點，並舉小說文本加以說明。

希望經由本文的研析，能夠達到以下兩個目的：一是，增進兩岸對彼此女性小說的瞭解與互通。二是，能更透顯出中國女性文學史的發展脈絡與全面。

二、      80年代兩岸的社會背景

80年代的世界的共同潮流是「改革」，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國家，都群起響應這股風潮，頻呼改革。

李瑞騰在《台灣文學的風貌》論及〈80年代的台灣文學〉時提到：「台灣經過60、70年代政治、外交上的起伏動盪，及經濟上的驚人成長，80年代的台灣便以風起雲湧之勢進入了一個令人目不暇給的多元化社會。在政治上，更趨於民主開放，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等影響甚鉅的改革措施，陸續地實施；在社會上，各種過去長期被忽視、壓抑的問題，也紛紛暴現，諸如環保問題、雛妓問題、青少年犯罪暴增，及社會上所靡漫的一股追逐金錢的風氣，在在都呈現出80年代的台灣社會是個物慾橫流、價值錯亂的世代。」[1]

經歷過鄉土文學的爭戰後，臺灣的小說開始平面化、多元化、彩色化，也同時進入了女性作家的時代。所以助長女性作家的興盛的原因在於：台灣經濟的發展，社會形態轉變，省籍情結逐漸淡化，鄉土文學已不能滿足教育普及的大眾人們的胃口，多面化的女作家隨著大眾媒體推展文學獎的徵文而崛起，其細膩優美的筆調，滿足了人們精神上的需求，再加以出版事業的逐漸普及，出版公司紛紛推出女作家的作品集，符合大眾的需求。

而大陸方面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中，林彪、「四人幫」控制文壇，愛情題材成為文學的禁區，那時的文學被稱為「無情文學」，當「四人幫」垮台後，無情文學很快地被有情文學所取代，反映愛情生活的作品日漸增多，「也隨即湧起了一股以愛情為題來探索人的自然本性的熱潮」。[2]文革後，70、80年代的新時期，女性文學才在實際上，又有了她的一片天，回顧中國當代文學，就會發現這是有史以來中國女作家湧現得最多且最活躍的時期，這被比喻為是繼「五四」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也是以反封建為其思想解放的起點，整個社會大環境為西方女權主義思潮的湧入提供了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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