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人生：以自身經驗寫小說的莫言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專任教授  陳碧月

    享譽世界文壇的華人作家嚴歌苓說：「莫言的才情是大家都應該肯定的，寫作水準是有目共睹的，……這意味著西方人終於關注到中國的意識形態，能夠通過文學來懂得中國人的生活和中國人的感情，我覺得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上的一次大的勝利。」[1]2012年10月11日，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第一位獲得該獎的中國籍作家。

    「莫言」，是莫言剛開始創作時所起的筆名，原因是為了告誡自己要少說話，提醒自己不要「放炮」說真話。莫言說：「我改不了喜歡說話的毛病。為此我把文壇上的許多人都得罪了，因為我最喜歡說的是真話。」[2]   

    文革開始後，十歲的莫言就輟學回家當了農民，因為地主的家庭出身以及「造反」得罪老師被攆出學校。小小年紀在故鄉的草地上放牧牛羊，心裏是非常孤獨痛苦的，一整天只能與動植物交流，此時，培養了他與大自然密切的深厚感情。莫言認為故鄉情結、故鄉記憶毫無疑問是一個作家的寶庫。

一、親身經歷造就莫言全身細胞都在講故事

    莫言所以成為作家，最原始的動力有三──

    第一：莫言說過：「饑餓使我成為一個對生命的體驗特別深刻的作家。長期的饑餓使我知道，食物對於人是多麼的重要。什麼光榮、事業、理想、愛情，都是吃飽肚子之後才有的事情。因為吃我曾經喪失過自尊，因為吃我曾經被人像狗一樣地淩辱，因為吃我才發奮走上了創作之路。」[3]莫言的鄰居是一個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他說他認識一個作家，寫了一本書，得了成千上萬的稿費。作家每天吃三頓餃子，而且還是肥肉餡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當時他們都不相信竟然有人富貴到可以每天吃三次餃子，但大學生用蔑視的口吻對他們說，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從此莫言就知道了，只要當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餃子，而且是肥肉餡的，那是多麼幸福的事！從那時起，他就下定了決心，長大後一定要當一個作家。

    第二：莫言鄰村一個石匠家有一套《封神演義》，為了閱讀這套書，莫言到石匠家拉磨磨麵一上午，就可以在他家閱讀《封神演義》兩個小時，他讀書時，石匠的女兒就在計時，時間一到，書就被她收走。其實說計時也是看那女孩的心情，為了討好石匠的女兒，嘴饞的莫言還去偷杏子給她吃。後來，莫言喜歡上石匠的女兒，對她表明他的心意，她取笑莫言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雖然莫言的自尊心受到打擊，卻還是找人上門提親，後來石匠的女兒說要是他能寫出一本像《封神演義》一樣的書他就嫁給她。後來這個女孩早早就嫁給了鐵匠家的兒子，並且生下三個孩子。

    第三：想賺一點稿費，買一雙閃閃發亮的皮鞋和手錶滿足一下虛榮心。「我想像著穿著皮鞋戴著手錶在故鄉的大街上走來走去的情景，我想像著村子裏的姑娘們投到我身上的充滿愛意的目光。」[4]

    莫言的早年知識基本都是聽來的，他有很會說故事的爺爺、奶奶還有爺爺的哥哥──大爺爺；又其獨特而寶貴的個人歷史經驗，都成為他小說的寫作素材。

    1960年，五歲的莫言正遭逢大陸「大飢荒」的年代，他在農村裡度過了飢餓孤獨的童年時光。大量關於飢餓的生活記憶，讓他對糧食產生深厚的感情。

    此外，小時候的莫言在一個離家不遠的橋樑工地上給一個鐵匠拉風箱，白天打鐵，晚上就睡在橋洞子裏。橋洞子外邊就是一片生產隊的黃麻地，黃麻地旁邊是一片蘿蔔地。因為饑餓，他在勞動的空閒，溜到蘿蔔地偷了一個紅蘿蔔，卻被看蘿蔔的人捉住了。負責人對大家講了他的錯誤，然後就讓他站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請罪。但這個請罪的場面被他二哥看到了。他押他回家，一路上不斷地對他施加拳腳，回家後得知狀況的父親大怒，認為相當丟臉。父親找來一條繩子，放在醃鹹菜的鹽水缸裏浸濕，因為怕把他的褲子打破，還要他把褲子脫下來接受抽打。根據這段慘痛的經歷，他寫出了短篇小說〈枯河〉與成名作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

    此外，《紅高粱》也是源自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他所住的村莊的鄰村。先是遊擊隊在膠萊河橋頭上打了一場伏擊戰，消滅了日本鬼子一個小隊，燒毀了一輛軍車，這在當時可是了不起的勝利。過了幾天，日本鬼子大隊人馬回來報復，遊擊隊早就逃得沒有蹤影，在路上，因為一個人指錯了方向，使得另一個村莊的一百多個百姓慘遭殺害，村子裏的房屋全部燒毀。而小說裏的王文義，也是以他的一個鄰居為原型的，莫言不但用了他的事蹟，還用了他的真名。

二、以母親為原型，創造筆下堅韌的勞動女性

莫言曾明白地表示：「我沒有理由不讚美女性，因為女性是我們的奶奶、母親、妻子、女兒。我的遺憾是我還沒把他們寫得更好一點。」[5]在《紅高粱》中莫言塑造了「我奶奶」這個豐滿鮮活的女性形象；而《豐乳肥臀》裡則有幾個吃苦耐勞的母親，都是以他母親為原型出發的。

在〈糧食〉中，莫言塑造了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偉大母親：一位在生產隊裡拉磨的母親在災荒年月裡，為了養活自己的孩子，趁著幹部不注意時，在下工前將糧食囫圇著吞到胃裏，這樣就逃過了下工時的搜身檢查。回到家後，她跪在一個盛滿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自己的喉嚨催吐，把胃裏還沒有消化的糧食吐出來，然後洗淨，搗碎，餵養自己的婆婆和孩子。後來，形成了條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不用探喉，就可以把胃裏的糧食吐出來。這件事聽起來好像天方夜譚，但確是莫言母親和他們村子裏好幾個女人的親身經歷。[6]這個情節還在《豐乳肥臀》裡可以見到。在當時「人早就不是人了，沒有面子，也沒有羞恥，能明搶的明搶，不能明搶的暗偷，守著糧食，不能活活餓死。」[7]這個細節是發生在六○年代悲慘的真實事件。

    而《豐乳肥臀》的寫作契機是：1990年的一個秋天下午，莫言在北京的地鐵出口，見到一個從農村來的婦女。她正在給她的孩子餵奶。兩個又黑又瘦的孩子坐在她的左右兩個膝蓋上，每人叼著一個乳頭，一邊吃奶一邊抓撓著她的胸脯。他看到她的枯瘦的臉被夕陽照耀著，感到她的臉像受難的聖母一樣莊嚴神聖。他的心中頓時湧動起一股熱潮，眼淚不可遏止地流了出來。他站在臺階上，久久地注視著那個女人和兩個孩子。他想起了母親與童年。1994年，莫言的母親去世後，他就想寫一部書獻給她。他突然想起這個母親和兩個孩子，便知道要從何寫起了。[8]

    莫言的母親生過很多孩子，但活下來的只有四個。在過去的中國農村，婦女生孩子，就跟狗貓生育差不多。他在《豐乳肥臀》的第一章裏描寫了這種情景：小說中上官魯氏生育她的雙胞胎時，她家的毛驢也在生騾子。驢和人都難產，但上官魯氏的公婆更關心的是那頭母驢。他們為難產的母驢請來了獸醫，但卻對難產的兒媳不聞不問。這種聽起來非常荒唐的事情，在當時中國農村是普遍存在的現象。莫言的母親也有類似的經歷。

 莫言出身於上中農的成分，連領救濟糧的資格都沒有，經濟上的貧窘和政治上的歧視雖給他的人生留下了慘痛記憶，但我們卻可以藉由他的文學作品呼應我們為人處世、情感與社會關懷的參考與學習。

（〈文學與人生：以自身經驗寫小說的莫言〉，《空大學訊》第484期，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