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歐威爾用「新話」來描述極權體制的思想控制，當你的辭彙總與現實脫節，用意識形態來竄改事實後，最終失去了觀察與分析現實的能力，也失去了理解與表述自身困境的能力。政治的墮落，總以語言的墮落為開端。

自從1949年獲取政權以來，共產黨就以「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專政」這些充滿矛盾的辭彙來塞進人們的頭腦。以「辯證法」為名，摧毀人們的個人判斷力。但不管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年代，這些混淆黑白的政治報告中仍含有個人的聲音，儘管這「個人」是以專斷的獨裁者面貌出現。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 從未有一個時刻，混淆黑白與平庸乏味，如此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它沒有塞壬歌聲式的誘惑，卻帶來一種普遍性的麻痺與窒息。觀察中共18大，感覺到是對個人智力與審美上的侮辱。從他們的談吐到會場的鮮花擺放，令人感覺不到這個國家所處的現實，它在外部與內部共同面臨的挑戰。他們以唯物主義者自居，卻創造了一種超現實—他們把自己禁錮在一套熟識到已然腐爛的環境中。

回顧過去十年的中共意識形態上的「返祖現象」，當中國被迅速推入世界舞台，當經濟社會條件發生迅速變化時，它卻選擇了祭起了還魂之旗，用早已僵死的語言與思維來應對新時代，創造出虛假的安全感。這種意識形態的高度控制，毒害政治到經濟與社會，公共事務到個人生活。

對於統治者而言，這令他們更徹底的失去現實感，因為沉浸在封閉的思維與語言中，對於任何異常都保持著過度緊張，試圖控制。從釣魚台爭端，18大期間北京計程車被拆除車窗及搖把，都是這種控制狂的象徵。愈是外界與內部的不確定性，愈是要沉浸在確定性中，以幻想來取代現實。

近幾年，在官僚系統中迅速膨脹假話與空話，都與此直接相關，更進一步催生現實決策中的「大躍進」。對於民眾而言，這些謊言與空話，更加劇了他們的厭倦與嘲諷。因為這些謊言過分公然與平庸，也毒害了剛剛湧現出的公民社會的好奇心與開放性，令那些敏銳的頭腦都沉浸於低級謊言的不斷的揭露。長久如此，也令公眾喪失了對自身境遇的理解能力，所有不滿與憤怒都被消解在簡單的笑話與嘲諷中，而未轉變成深入的思考，沒有深入思考的反抗註定是淺薄的。

在哀歎清代衰落時，龔自珍曾用人的平庸性來描述，在這樣的時代，「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 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他相信，正是思想的箝制帶來平庸時代。

而如今，不管中國崛起激起多少讚歎，中國共產黨被刻畫成「富有韌性的組織」，本質上不過是平庸充斥的衰敗年代。人們很快會發現，這十年來在思想、文化上的停滯與退化，將拉低中國發展的可能性。一個充斥著僵化、平庸語言的國家，不可能變成世界新領導者。(北美世界日報  北京作家許知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