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 1 年11月12日於台北市

  我旅居溫哥華已十多年了，觀察西方的社會，跟我們的確還有很大的差異。西方社會由於講法治，所以大家都守規矩；由於重人權，基本上對人是信任與尊重的；又因西方的家庭多過著宗教的生活，從小便養成了助人、愛人的習慣。西方國家固然也存在有不少的黑暗面，但整體呈現的是富而好禮的社會，與一向號稱禮義之邦的中國人相比，我們實在是感到汗顏！ 

 過去談傳統的文化、談禮教，總認為是封建、是八股，甚至認為是帝王統治中國人民所採取的一種「鳥籠」的手段。因此，當年有不少的文人以魯迅等為代表，反叛傳统，筆掃千軍，為中共打天下，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

1987年大陸剛剛開放探親的時候，我與內子參加探親旅遊團，由香港到桂林，首次踏上大陸的國土。在南京開到上海的火車上，一位地陪是江蘇大學外文系的教授，居然偷偷的跟我討論毛澤東的功過。

  我說：毛澤東殺害中國人數千萬，罪大惡極。他深深的不以為然，他認為人被殺了，增長的人口，還可以很快的再填補；但是毛澤東最大的罪過，是摧毁了中國的傳統的倫理、道德文化，一百年都恢復不過來。後來我去大陸實地去觀察，的確發現社會存在了很多的問題。例如：據台商的朋友告訴我，大陸的廠商沒有誠信，送了貨，收不到貨款；過去因清算、鬥爭，扭曲人性殘留的陰影仍在；人與人之間，多猜忌不講真話；勾心鬥角、巧取豪奪仍有所聞；貪污盛行，公義不彰；見死不救，插手旁觀，展現人性的冷漠；街頭不是吵嘴就是在打架，充滿了暴戾之氣；見到公車來了，蜂湧而上去搶座位，不遵守秩序；禮義蕩然無存，人性的惡點暴露無遺，印證了那位地陪教授所指出問題的嚴重性，我非常的憂心。  

2010年去上海參觀世界博覽會，經常坐公車及地鐵，雖偶而有人讓位，但多數人是不讓位子給我這位老人家的。或許人家看我還很年輕，沒有讓位，內心尚聊以自慰。但有一次，發現地鐵內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少婦，左臂抱著幾個月大的嬰兒，右手握著車箱的手環，搖搖晃晃，非常的危險。我忍無可忍，指著少婦對那座位上的年輕人說：「你看到了沒有？」他反而瞪了我一眼，心不甘情不願的才站了起來。回到溫哥華跟一位來自上海的好朋友講這個故事時，我的上海好友說：「那位讓位子給你的人，一定不是上海人。」不知他是否在說笑話？不過，我們後來的幾年，先後去過山東、北京、南京、安徽很多的大城市，由於公車上的音響不斷的播放請讓座給需要的人，因此大家都會自動的讓座。從這個讓座的小事，可知教化的重要了。

 破壞容易，但是文化的重建非常的困難。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禮教必須要從教育著手。欣見大陸政府已體認到文化、禮教的重要，處處都在推動「講文明」，而且已有很大的進步；但是文化的建設非一蹴可幾，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有一次，看到大陸來台旅遊的朋友在報上寫了一篇文章，他說：大陸公交車的座位是搶來的，台灣的座位是讓來的。兩岸交流的最大好處，就是能彼此觀摩，互相學習。如今，大陸除了注重教育改革，而且在世界各地紛紛設立孔子學院，宏揚儒教，發揚中華傳統文化，值得肯定。

儒家的禮教以三綱、五常、四維八德等為基礎，而都是以「仁」為核心的價值。

孔子後來納仁於禮，把仁與禮連接；弟子樊遲問仁？孔子說仁就是愛人。仁愛之倫理精神，是哲學上形而上的價值。而禮則是「表」，是一種道德的標準，行為的規範。所以孔子說：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禮記中有謂禮者「天地之序也」，儒家的禮教，不但使人從內心有克制不良行為的作用，而且還有為所當為公認的行為標準。這就是我們中華文化最重要的精髓之一。 

報載2011年4日大陸舉行「文明和諧與共同繁榮~~傳统與現代、變革與轉型」為題的2011年北京論壇，我注意到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林羲夫在演講中所說的一番話。他說；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的中國文化，有可能伴隨大陸經濟發展復興。並援引國際知名機構麥迪遜公司的調查數據稱，2030年大陸的人均收入有可能達到美國的50%，總規模若按市場滙率規模計算可能和美國相當，再次成為全球最大最強的國家。他又說：中國歷史上的基礎，經濟與政治組織方式均在變化，但以「仁」為核心的儒家倫理價值數千年未變，並有可能伴隨大陸的經濟發展而復興。

由於美國華爾街的失控，雷曼兄弟的貪婪，金融風暴席捲全球，世界的經濟迄今仍陷在寒冬。因此，有識之士已反省到經濟與文化層面的關聯性。林義夫教授提出大陸的以「仁」為核心的儒家倫理價值並有可能伴隨大陸的經濟發展而復興。基本上我認同他的觀點。然而，以下有兩點仍值得商榷：

其一，經濟固然與文化相關，而政治是否能順應潮流加以改革，應是攸關大陸經濟發展很重要的關鍵。尤其是：大陸是否能逐漸釋放國企資源供民企分享？是否能健全法制？是否能減少特權？是否能建立公平競爭的環境？恐怕是大陸未來三十年經濟發展面臨最大的挑戰。過去一般人總是認為，經濟發至一定程度時，政治必然會伴隨著改革。不過在大陸政、經是切割的，經濟雖然開放，而政治卻緊抓著絕不鬆手。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下，是否能維持像過去一樣的經濟成長，尚有待觀察。

其二，林義夫教授大意指出：中國歷史上經、政均在變化，但以「仁」為核心的儒家倫理價值數千年未變。此言是昧於事實，毛澤東當年的倒行逆施，傳統的中華文化已被摧毁，政、經都嚴重的倒退，足見政治遠大於文化及經濟的影響力。如果大陸仍緊抓著政治不放，政治變成了銅牆鐵壁，當文化衝擊到政治，政治是否會鬆手？會否像毛澤東一樣又反噬了文化，即使孔老夫子再世，不但束手無策，恐怕也將自身難保。

 中國要强大，首先要建立富而好禮的社會。期待文化、經濟、政治等各層面都要相輔相成，應興的就興，應革的就革。惟有如此，大陸的經濟發達了，國力強大了，文化提升了，真正成為自由、富強、康樂、好禮的社會，我們中國人才能嬴得全世界人民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