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兵時的桑品載

*

中華民國「幼年兵」之二

.

－桑品載筆下的「歷史奇蹟、台灣奇遇、幼年兵奇緣」

*

　　中華民國一百年的三月十八日，桑品載先生在「幼年兵總隊成立六十週年同學聯誼會」舉行的當天，同步在聯合報刊出了這篇「歷史奇蹟、台灣奇遇、幼年兵奇緣」的文章：

　　民國卅八、九年，國軍撤台，軍中有群幼年兵。他們有的是父兄為官兵，隨父兄一起生活；有的是與家人離散，遇好心軍人收留在部隊裡；有的則是父母託付給認識的官兵帶來台灣。

　　孫立人將軍在高雄任陸軍訓練司令時，到部隊視察，發現這個狀況，便集中成立幼年兵總隊。年紀最小六歲，最大十六歲，共一千三百多人。先駐在鳳山灣子頭，後遷到台南三分子。

　　幼年兵還是「兵」，有軍階、軍餉，出操、上課，與大兵無異。民國四十年三月十八日成立，四十二年因爆發孫立人案解散。

　　解散後分到三個單位：人數最多的一群八百多人，去學開軍車，學成後當駕駛兵。有幾十人派去士林官邸站崗。年紀最小的兩百多人，分到政工幹校（即今政戰學校）成立教導大隊，改名為「學兵」，經學力鑑定依成績分班接受「文學校」教育，最高班是初一（即今國一），依序向下，直到高中畢業。我是其中之一。

　　一晃六十年，昔日童顏，今皆白髮。其間相遇，最關注的莫過於「活得如何？」冒出頭的，成為將軍，大學校長、教授、公司老闆；亦不乏活得泛泛如我者。聊堪告慰的是，大家都有口飯吃。

　　我們和親人分散，雖不能稱為孤兒，沒有家卻是事實。故而，長官若父兄，部隊成為家。曾經因為被管得太嚴恨過他們，現在則只有感謝。

　　今天，三月十八日，是幼年兵總隊成立六十周年，全台三百多人將在臺北國軍英雄館聚會。馬英九總統以國家元首身分和大家相聚；龍應台專程趕來，要找六歲的郭天喜。

＊

＊民國四十年三月十六日，幼年兵在出基本教練，排尾的就是當時僅六歲的郭天喜。

＊

＊民國一百年三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時十三分，龍應台女士與郭天喜先生對話。

＊

＊民國一百年三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時十六分，龍應台女士與郭天喜先生暢談。

＊

　　大家舞文出版紀念冊、文章或非傑作，照片卻是珍品。胡佛教授為紀念冊寫序，文中說：「一千三百位幼年兵的出現，固然是歷史的奇蹟，更是歷史的奇遇，人生的奇緣。…」正是這番奇蹟、奇遇、奇緣，胡教授說他在深深的感動裡，熬夜寫文章，竟不知東方之既白。

＊

＊

＊

　　民國四十一年間，美國「時代」雜誌曾派記者到台南採訪幼年兵總隊，後成為「封面故事」，有人保存了部分照片，我看到了戴著鋼盔的自己，不禁呆住。每人為充實活動內容踴躍提供珍藏的照片，在團體照和活動照片裡大家熱烈分辨影中人的名字，被指出的人凝視了許久還不敢確定；當確定了，即熱淚盈眶。

　　建國一百年，我們這群幼年兵傍在中華民國身邊達六十年。生命如飛絮，被時代的狂風吹起，再被無端摔落，來不及擦眼淚，爬起來向前行。我們，被稱為「外省第一代」嫌小，「第二代」嫌老，一千三百個人有一千三百個生命故事；故事發生在台灣，不知有誰愛聽？

。

.

我的「幼年兵」生涯

桑品載

以年齡作區隔，「幼年兵」於我是種概念，因為漸漸為中華民國歷史所接受的「幼年兵總隊」，只是我幼年兵人生的一部分；名稱雖然不同，之前與之後，我都是「幼年兵」。

我是浙江舟山人，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０年）五月，國軍從舟山撤退，我十二歲，「混」在部隊裏搭軍艦來到台灣。在基隆登陸時，不小心和部隊離散，便在基隆港口成為小叫化子。三個月後，透過一位士官幫助，又加入陸軍六十七軍，連長給了我一個「一等兵」階級，但不到兩個月，六十七軍成立了「少年隊」，成員是本軍中和我年齡相仿的娃娃兵，大約一百多人；這是我第一階段的「幼年兵」。

　　少年隊駐在桃園成福小學，天氣熱，全隊傳染瘧疾，約有半數人得病，我是其中之一。隊長把有病與沒病的分住在不同教室，不過吃飯總還要聚在一起，傳染情況越來越嚴重。

　　如今我對這場病所留下的唯一記憶，就是一忽兒「發高燒」、一忽兒打擺子，那時以為自己死定了。許多年後聽說，的確有人病死，還據說有人解釋不出什麼道理地成為瘋子，他褲袋裏裝滿了碎石子，遇人就砸；結果他淹死在茅坑裏。

　　少年隊時間不長，兩三個月的樣子。後來才知道，這是個臨時成立的單位，集中後是要去鳯山加入另一群幼年兵單位；因為陸軍訓練司令孫立人將軍在其他陸軍單位也發現了不少娃娃兵，命令集中在第四軍官訓練班入伍生總隊內成立「幼年兵營」，一營三個連，我們的少年隊是其中之一。

　　入伍生總隊裏原本已有個「幼年兵連」，在一次軍事演習時發生槍榴彈爆炸，有所傷亡，這個連人數原本不足，就把新加入的幼年兵派兩個排約五十餘人補足；我們私下稱他們為「老幼年兵」（其實，他們一年齡只比我們稍大個三、四歲），「老幼年兵」編在一、二排，新加入的為三、四排，我是第三排第八班，全班十二人，因為個兒最小，成為「排尾」。

　　幼年兵營是我第二階段的「幼年兵人生」．我們所受訓練與所屬單位入伍生總隊相似，基本教練、打野外是常授課目。不過，槍是「木槍」，只有「老幼年兵」有資格使用少數幾枝真的三零步槍。

這當兒，全陸軍裏還有不少仍「混」在部隊裏的娃娃兵，沒有「搜」乾淨的原因，不外是因為他們乃隨著在軍中的父兄來台，父兄捨不得和他們分離而未報到。但國軍來台後厲兵秣馬、整軍經武，小小年紀受不了這種生活，於是而有再一次幼年兵大總匯。這一次來的人更多，約為幼年兵營的三倍之譜，就擴充成立了「幼年兵總隊」，分三個大隊，共一千三百多人。番號雖然變了，不過我還是「一等幼年兵」。

　　幼年兵總隊裏最小的只有六歲，七、八、十來歲的不計其數，最大是十六歲。我們脫離了入伍生總隊，自成獨立單位，直屬於陸軍總部。駐地也從鳯山五塊厝遷到建成未久的台南市三分子營房，一部分圍牆還是我們自己用小手蓋的。

　　三個大隊分為九個中隊，編隊參照年紀和教育程度，「老幼年兵」毋庸置疑編在第一中隊，學歷等同初中（即現在的國中），其餘皆為小學；我分到第九中隊，是次高程度的，為小學五、六年級。

　　我們還是要接受軍事訓練，譬如「立正、稍息」的基本教練是常課。不同於以往的是，增加了在營房外和我們年齡相若者相同的「文學校」教育功課。

　　我不能確記自己是被視為五年級或六年級，或許根本就沒分，差不多的就編在一起了。由連上軍官或班長擔任老師，沒有教科書，全憑老師說什麼我們就聽什麼。剛開始還沒有筆記本，後來有了，記下老師說的話就成為課本。我筆記記得很認真，因為一段時間後可是會考試的，考不好通常的處分是打手心。

　　營房呈長方形直線排列，一隊一營房，第九隊是最後一隊，便是最後一棟營房。營房四周用泥土填成圍牆，第九隊與「後牆」最近，牆外是茂密的甘蔗田，星期天放假，第三大隊通常就從營區後門離營，穿過窄狹的甘蔗田小路，首映入眼簾的是現在還在的「光華女中」。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一所中學，而且是女子中學。每回從校門外經過，必偷偷向校裏看，有三三兩兩穿著白衣黑裙的女學生在走動、嬉耍，滿心想進去，總是沒膽。六十年後，我的家竟落腳台南，又多次經過光華女中，還是沒進去過。

「台南公園」則是我生平第一次所遇見的「公園」。那時我的薪水每月台幣七元，最大消費能力及於買瓶「彈珠汽水」。瓶子是綠色的，裏面滾著一顆同色的玻璃彈珠，至今猶不解彈珠放在汽水瓶裏是何緣故。我假日最愜意的時光，是搖晃著彈珠汽水，在台南公園裏看人、看樹，看一座小湖裏有「老百姓」在划船。

後來我去過另一座學校叫「台南女中」，那是因為我認識了一位讀高二的女學生。救國團每年暑假舉辦「學生軍中服務」，那位女學生就是到幼總來「服務」時和我認識的，她應該大我四歲，服務結束後寫信給我，稱我「弟弟」，並約我在星期天和她在學校見面。和她一起來的還有好幾位她的同學，她請我吃「霜淇淋」，這東西我也是第一次吃到。

　　有了這層「服務」的關係，有回台南女中校長親自蒞臨，幼總全體集合，聽她訓話。她還送了一些書給我們，書放在大隊中山室，大家搶著看。

　　我們自己也辦同樂會，記得還以大隊為單位進行比賽。有一回，第七隊的揭鈞、第八隊的蔣達昌和第九隊的我，「聯演」一齣歌劇。劇本想必是出自幹部之手，我演「克難小姐」，共匪來了，揭鈞和蔣達昌脫逃去打游擊，我被「打死」。

生活以隊為單位，從隊長到班長，都管我們很嚴，生活秩序一絲不苟，途中相遇時幼年兵一定得先舉手注目敬禮，敬禮姿勢不正確一樣要受罰。受罰內容包括：罰站、罰跪、罰出公差、罰站夜衛兵。

幹部年紀最大也不過比我們大個十來歲，當時覺得他們一個比一個凶，幾年後自己也長大了，便體悟出此中有著兄長般的溫情。大家過一樣的日子，吃一般的苦，所以我從不怨他們。

　　幼年兵總隊在民國四十二年解散，其時年紀最大的也只有十七、八歲。我們有分到聯勤去學駕駛的，有分到士林官邸的，也有分到政工幹校（即今政戰學校）的，軍服還是沒有脫掉，所以還是「幼年兵」。

　　我被分到幹校，同去的有兩百餘人，屬於年齡最小的一群。幹校特地成立了「教導大隊」，共兩個中隊，我們的名稱從「幼年兵」改為「學兵」，不知什麼緣故，我從一等兵降為兵階最低的二等兵。

教導大隊是我幼年兵生涯的最後一個階段。基本教練雖然還是得出，不過次數少了，從此正式接受普通教育，先經過一次考試，以初中一年級為最高程度的「甲級班」，以次類推，最低是戊級班─小學一年級。我有幸編入甲級班。不同於其他學校，我們一年有三學期，理由很簡單，反正無家可歸，寒暑假就免了，六年中學，我們四年就完成。高中畢業後，我直接分派到幹校第七期，學兵變成學生，就不再是幼年兵了。（2011.01.10寫於台南）

胡佛教授的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