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主義與組織服從 ^*

（約寫於1951年6月底）

        一年多來，我在黨領導的機關里工作、學習、進步。

        我高興的看到自己的進步，因為我已能清楚地意識到這是黨給我的；我將要不斷地進步，因為我感覺自己一天一天在靠近黨。

        從小在南洋的時候，我就聽說共產黨是一個為窮人、為一切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黨，這個印象留在我的腦子里，像春天的早晨一樣清朗愉快。

        初中時候一個姓林的歷史國文教師，他用的課本是很特別的，由他自己選輯和編寫講義。我第一次從他口中聽到「蔣光頭」的稱號，他總是用輕蔑的態度去對待一切壞傳統的觀念和事物，這種精神很快就感染了我。

        這時候我已學會寫「進步」的文章，高談闊論國內外大事；但是學校里搞學生運動，我卻一直站在鬥爭的圈子外觀看。

        淪陷時期，許多進步同學都參加了地下鬥爭。我把自己關在家里，讀着蘇聯的和世界的小說名著，作着「偉大創作」之夢。對於鬥爭，我相信它是好的，但是我卻懷疑當時當地組織的純潔性，甚至懷疑它是否存在過。

        勝利了，我從「藝術」的夢里醒轉過來，聽到了不少同學殉難的消息；我開始參加了工作——因為這樣，我的良心才感覺好過些。不久，我又開始了我的寫作，表面上似乎很熱心於政治。

        一九四八年初，我回到香港，我第一次發現自己在政治上的嚴重落後，思想非常的苦悶。一個姓曹的共產黨員，他叫我耐心的讀一段一位有名導師說的話︰

        「……而其實他們仍然是書生，即只在書本上接受黨的政治。他們接受這種政治只是為研究的對象，而不是為日常工作的領導，不是為此而奮鬥的。」

        近十年來，我就是這樣在黨的周圍兜圈子，我時常要講到自己的「骨氣」和「正義」，並因而沾沾自喜。參加了革命，看不慣人們親近組織，說是拍馬屁、軟骨頭；也看不慣那些活動分子，說是裝腔作勢，沽名釣譽。我時常顯出失望的樣子說︰「想不到在革命的陣營里，也會碰到這些『下流』事情。」

        我很喜歡講「良心」，所謂「問心無愧，有恃無恐」。參加了革命，還是以為自己「無所求於革命」，是來「幫忙革命」。我用「良心」的尺度去衡量事物，認為對的才做，不對的天塌下來也不管。對組織的決議不是服從而是審查，對組織發牢騷說成「發揚民主」。

        但是一天一天，我看到自己孤立起來，群眾的輿論迫得我不得不重新考慮︰我參加革命的動機，我的工作態度，我的生活習慣，我和組織的關係。

        在舊社會里，我幾乎是習慣了孤獨和憂愁，因為一個完整的小資產階級幻想的「王國」支持了我，但是現在它已是支離破碎了，現實召喚我，鬥爭。

        我寫信給一位老共產黨員，把我的情形告訴他。他是我參加革命的介紹人，我相信他和敬仰他的歷史。

        他在回信中一開頭就這樣說︰「什麼是骨氣？對敵人講骨氣，為了維護真理，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就是一種骨氣。但是對人民講骨氣嗎？我不客氣對你說︰這是對人民講價錢，是想博得人民的聲譽，這骨子里是個人主義……」。

        在一段時間里，我充滿了苦惱，因為我必須推翻︰那些我早就肯定下來的、浸透了我全部生活的思想——而它的實質正就是我每天在反對着的個人主義——就是承認它也需要勇氣。

        不久我病了，倒在醫院里，同志們去看我，買東西給我。

        在我旁邊一位貿易公司的同志，他在檢查糧庫時給米袋壓壞了。初進院時整個身子都癱瘓不能動，後來能夠像小孩子一樣靠着牆壁慢慢走路，這時他高興極了，一直問着醫生要出院，他不斷的對我說︰「現在可以出去找辦公室里的事情做了。」

        在隔壁一間病房里，倒着一位老病號，他幹了不到一年的革命工作，就害起肺病來；他按照一個幹部的待遇，住在醫院的時間已超出一年了。

        ……

        在綿長陰鬱的雨天里，人們最容易想念太陽的光輝；在艱難和考驗的時刻，時常使一個革命者更感覺靠近了組織；太陽永遠普照着，組織的關心和愛護是無時無刻不存在着。

        學習組織性紀律性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還沒有真正站在組織裡面，「我」和「組織」是分開來講的。我工作着是為了博得人們的尊敬，正像電影「青年進衛軍」里的斯達霍維茨一樣︰「他的生活中的主要彈簧乃是自尊心」。

        不久以前，我為了戀愛問題，受到組織尖銳的批評，這個批評很傷了我的「自尊心」；但正是在這樣尖銳的問題上，我感到組織是真正嚴□地處理問題的，我迫切要求組織的幫助。

        我的小資產階級型的「自尊心」本來就是早應該去掉的，因為正是它使我隱蔽了許多缺點。我應該在組織面前，在同志面前，大膽地暴露缺點，倚靠組織的力量努力改進。

        ……

        一年半的時間，在一個人的全部生命中並不算怎麼長，但當一個人回顧它而能感到自己在不斷前進的脈膊時，那麼他就能更會去體會出生命的真正價值，這種價值就在於能感到自己是革命組織中的一分子，能作着有益於人民的事業。

* 標題為阿爾所加。此文一字不漏錄自那張剪報，是我無意中從安公舊文稿堆里發現的，上面沒有文章標題、沒有作者姓名、沒有發表日期、也沒有報刊名稱。根據剪報背面新聞報導的內容推斷，此文應是1951年6月28日發表在《廈門日報》上的，當時安公27歲，自己一個人從資本主義的菲律賓投奔到社會主義的廈門才一年半時間，無親無戚，也尚未認識安嬤。  （2007/05/18 阿爾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