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對改革雖有猶豫，但勢在必行！     

耿慶文

天亞社五月一日刊登甘偉霖（William Grimm）神父的評論。標題十分醒目：「改革教廷猶如把果凍釘在牆上」。他說得對，果凍無法黏在牆上。但是，它會留下痕跡。

這要緊嗎？我認為是的。正當全球紛紛批評天主教會長期緬懷過去及眷戀落伍過時的教會訓導，而呼籲教會作出改革之時，甘神父的文章可謂切中時弊，一針見血。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五十年，隨著羅馬出現首位拉丁美洲裔的教宗，普世教友及基層神職人員終於見到一絲曙光。

回顧教會歷史，人們不難發現：變革才是教會演進的常態。改革固然會產生分歧，甚至造成分裂，並且總要面對既有體制的強烈抗拒；但耶穌基督的《福音》比聖統制更強大有力。二千年來，歷史一再顯示，信眾的共同意識往往領先教會的權威體系，發出針對教會的訓導教條或行事方式的改革呼聲。

長期批評梵蒂岡的著名神學家孔漢思（Hans Kung）神父二零一一年接受教會媒體錄像訪問時，倡議對羅馬教廷的專制體制發起「和平革命」。他特別不滿梵二會議後在「波蘭籍及德國籍教宗」當權之下所出現的那些復辟雜音和行為。孔氏預言，儘管面對來自教廷的阻力，教會改革已迫在眉睫。他並說：「不論有沒有教會，人類與世界仍會不斷前進。」

真福若望．紐曼（John Henry Newman）樞機於一八五九年就教育問題與英國主教們爭論時指出，信眾的共同意識，是「不能錯的」教會的聲音。他又表示，教會的牧羊人有時會因世俗誘惑或外界壓力而喪失道德操守，這時全賴教友群體不移的信仰堅守住對基督天主性的忠誠。因此，「在天主的眷顧下，教會的精神和力量，乃藴藏於全體信眾」。紐曼樞機一百五十年前的雋言睿智，尤其適用於當今教會的現況。

已故耶穌會士阿偉里．杜萊斯（Avery Dulles）樞機在籲請教廷全球化時，強調當代世界需要一位能教導和引領全體天主子民的伯多祿繼承人。他引用梵二會議文件，呼籲恢復地區教會有限度，但具有實質的自治權，並確認主教們是普世教會最高管理層的成員。

杜萊斯樞機把梵蒂岡架構改革的建議總結為五個具體方面：

- 以更「開放和民主的」方式提名和任命主教。

- 把主教會議制度化，並授予實質性的決策權力。

- 明確梵二會議所界定地區主教團的諮詢功能。

- 羅馬教廷國際化。

- 重新審視教宗身為全球首席主教的訓導權，以期與全球主教的共識一致。

上述五點並不新穎，也不乏爭議性，全都是梵二後天主教會內支持中央集權及主張權力下放兩派的長期爭論。兩派內的死忠分子爭相抨擊對方，互不妥協，危害教會的團結。

但當憎惡和激情消退後，教會卻常能審時度勢，為過時的教條重新定義，有時甚至與先前的規定大相逕庭。

例如：早期的教會並不接納外邦人；而文藝復興時期的宗教裁判所也曾指控意大利物理學家兼天文學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為「信奉異端的疑犯」。然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二零零零年為天主教會過去所犯的這類錯誤正式道歉。到了後現代化時期，從前沒法想像的舉世基督徒合一運動於梵二會議後竟成了教會訓導；教友領導的共融禮儀在上世紀初仍被禁止，現在卻受到鼓勵和推廣。

時下突飛猛進的電子科技，使資訊與意見在網絡上能以光速傳播，無遠弗屆。人們對教會問題的廣泛參與和討論，已無法避免，因而對傳統、有時神秘莫測的梵蒂岡決策過程造成挑戰。羅馬少數精英的排他性和權威式行事作風，已不再為世人接受，很快將成為過去，就猶如曾經輝煌的歐洲君主制度逐漸式微、沒落。

可是，改革不必是零和遊戲，也不應單獨按照羅馬教宗的意願或權力決定。教會是由教長和信眾共同組成的。信德的詮譯不應交由少數人壟斷，而是托付予所有天主子民。「教宗是普世信眾既成的合一團體的標誌。」伯多祿聖座「主持整個愛德團體，維護合法的分歧，同時監督這些分歧不損害統一，反而有利於統一」（梵二文獻《教會憲章》第十三段）。

我們都知道，「美洲大陸是由一位航海員在尋找通往其他地方航線時無意中發現的」。被發現之初，根本就沒人想要它。往後多年的航海努力，其實都是在設法繞過它。教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像航行在陌生的海上，雖然有願景，卻無法保證能如願抵達預期的目的地。

教宗方濟各以及他選聘的八名樞機所組成的顧問委員會所駕駛的教會之船，能否憑藉構思填密的計劃航行，最終停靠在信德和榮耀的新大陸？還是像哥倫布一樣，意外發現另一片天地？

亞孟！

（轉載自天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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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耿慶文博士，居於加拿大的社會及教會問題觀察者。原作為英文，由天亞社翻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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