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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27 15:19:29瀏覽11|回應0|推薦0 | |
老三屆,是指高中1966、1967、1968屆三個年級的學生。他們應該分別於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畢業,但因文化大革命的暴發,三個年級的學生都同時畢業於1968年的11月。並且都沒有能夠參加高考,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當下鄉或者回鄉知青。 老三屆,是新中國高中生中最不走運的一個群體。好不容易從三年自然災害中掙扎過來;走進初中就遇到大辦農業,有的被精簡,有的被停辦。沒精簡沒被停辦的,又要去支農,放六個月的長假;待讀到高中又碰到該死的文化大革命;在學校白白浪費了兩年青春,才熬到高中畢業,後又上山下鄉;好不容易回城工作後,又遇到下崗,什麼不順心的事都被他們趕上了。 老三屆,真像希臘神話裏,上帝宙斯與底比斯國王的妻子偷情而生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宙斯的老婆赫拉害得他比他的弟弟遲出生,失去了底比斯王國的王位繼承權,卻要維護他弟弟的王位而終身勞累,自己還覺得很幸福。 要瞭解這個群體,請跟著筆者,從他們那時的中學生活開始吧! 話得說回來,雖然火燒粑事件被我們班主任吳老師很輕易地就擺平了,但是,可把我害苦了,因為班主任把鄒永哥的伙食團長換給了我。我的力氣很小,於是,到面坊領取我班的28斤麵粉,又給我配了個助理。最令我倒胃口的是,調皮蛋劉怪怪是我的助理,而不再是吳蓉蓉。幸好,鄒永哥和我關係好,麵粉拿回後,他總是來幫忙,把同學們每頓要吃的分好,只叫吳蓉蓉和吳金花(班主任又叫吳金花參與管理)去給女生們分配任務就行了。 後來,我和鄒永哥都考上了初中。我班是那年全區13個完小中考得最好的班級,28人參考,7人考中。但我讀的不是淵哥讀的縣一中,而是新辦的我們區的龍門中學。 我和鄒永哥高高興興地拿著通知書去報名。我們的報名費是二元八角錢,是我到山上檢的油桐籽到供銷社賣的錢。區區兩元多錢,還是好多次爬到樹上去找大人們為生產隊收集時夠不著或沒看到而留在樹上的桐籽。記得還差幾角錢,我翻遍了家,找到些廢銅爛鐵去賣才湊齊。鄒永哥爸是隊長,他爺爺在喂集體的豬,所以拿出二元八角錢比較容易。 我們報名的第一天就犯了兩個錯誤。第一個最嚴重,我們碰到一個初三的學生,他告誡我們千萬不要住校,住在學校不自由,叫我們和他一起讀通校(走讀)。於是,我倆就給老師說讀通校。可那時的住校生要轉為城鎮戶口,要吃國家配糧,每月30斤糧食,後來又增加到32斤。而我們在生產隊,每人每天兩斤紅苕,並且,沒有保障;第二個就是鄒永哥的年齡問題,當時他只有16歲,不滿17歲。可不知怎麼搞的,就乾脆說17歲了。 我們為此而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因為我們沒住校,就得每天走8裏小路去學校上課。我倆每天從伙食團稱回兩斤紅苕,放到鍋(那是特別准許我倆家裏可以有鍋,還是伙食團給的)裏煮好,早晨吃一半,剩下的一半用一個碗裝著,再用一個手巾拴好提到學校裏中午吃。過了幾天,我倆都覺麻煩,乾脆就邊走邊吃,到後山就吃完了。我倆就把碗藏在路邊的荊棘叢中,晚上放學回家再把碗帶回。中午,同學們吃飯時,我們很快就把作業做完,就去打乒乓。我的乒乓技術不斷地長,常參加比賽,可我的身體老不長。我們忍受了多少饑餓,我也無從計算。晚上回家還得吃父母和姐弟們那份紅苕菜湯,心裏很不是滋味。 一直到第二學期,有麵粉時,我們才花幾分錢買了一個土陶盅中午在伙食團蒸饃吃 關於鄒永哥把年齡報錯了一歲的麻煩就更大了,到第二學期不久,我倆就分開了。這是後話,到時再說吧。 初中的第一學年,雖說沒住校使我們餓了不少肚皮,但也有很多快樂。下午放學回家,我倆就去山上找山螺絲,然後把它搗碎再放進捕黃蟮的簍子裏,再趁夜色放到冬水田裏安好。第二天,我們的母親幫我們煮紅苕時,我們就去取回各自的蟮魚簍。當你提起魚簍時聽到蟮魚在裏面躥動使簍子在手裏抖,那種豐收的喜悅真爽,比吃蟮魚快樂多了。有是也有泥鰍往裏鑽,也是不錯的東西。但有的簍子輕飄飄地就提起時,又有些掃興。幾乎每次鄒永哥都比我收穫大,他有時能弄到一兩斤蟮魚,且泥鰍很少,我能弄到七八兩就算上天了。鄒永哥不保守,他告訴我的訣竅就是要把螺絲弄到大糞裏泡泡,可我總覺得太臭,也就不學他的先進經驗。少點也不錯,少的時候就放到火裏燒好後蘸點鹽就吃,全家五口人,一人分一截,吃得香噴噴的。多點就放進一個爛瓦罐裏煒湯,那湯也很好喝。我總算為家人盡了點力,心裏是非常高興。 我們初一年級共四個班,我在三班。由於沒住校,還老愛打乒乓,所以,選幹部時,同學們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什麼幹部都落不到我名下。也許就從這時起,我就形成了遠離官場,自由自在的習慣,在人生旅途中非常樂觀地對待名利。但後來,到初三時,老師要求住校,終於有人選我當燈油小組長。因為那時沒電,每晚要由燈油小組長到後勤組去排隊打煤油。我堅決推辭,可那三個人都說他有職務,應該讓我也擔任幹部。我無法推脫,也就當了一年的燈油小組長,到畢業時回家,全家人都說我有煤油氣味。我在當小組長時還感覺當官有些神氣,可以叫組員(哪怕是比我官大的班長)給油燈點火,而在家裏人看來,我卻很臭。 鄒永哥在四班,我在三班。他的班主任特別喜歡他,說他很能幹,就叫他當班長。 由於我們學校建校時間不長,除了校長和工人外,幾乎都是剛畢業幾年的大學生。 我們的班主任袁本家老師的頭髮總是緊貼在頭皮上,而且額頭部分總是往上蹺著,顯得很有生氣。他的衣著舉止都非常得體,儼然就是班主任的樣板。他是一個化學老師,卻沒有後來我看到的化學老師那樣沾滿藥品氣味和殘留物。他上化學總是輕鬆愉快,從不罵學生,也許是得益於化學科比較簡單的原因吧。在做課堂練習或者做實驗報告時,他總是笑嘻嘻地來回巡視,心理充滿了豐收的喜悅。有空時,他總愛拍我們幾個小男生的肩膀,或者摸摸我們又髒有皺的頭髮。不知怎麼的,全班同學都喜歡上他的化學課,而且幹勞動和衛生都跑在四個班的前面。 最有意思的是我們的數學老師辜在天。他的穿著特別講究,衣服褲子總是輪廓分明(據說是用大瓷盅裝滿開水熨燙的)。他的嘴皮似乎不夠長,講課時總是愛用力親一下牙齒。他寫字的筆劃老像外語,很少有橫平豎直的方塊字,但也很好認。他寫完一支粉筆時,不是把粉筆頭放進盒子裏,而是隨意地拋在講臺兩邊,形成好看的弧線。他上完課輔導我們做練習時,從不和學生說課程以外的話,不像後來的數學老師韓沛工總找班上的漂亮大女生聊天。他是一個因循守舊守的古板老師,所以,我們的數學課上得非常嚴肅。 再說我的同學吧。除了幾個通校生愛和我打乒乓,或一起做作業外,其他的就交往不多。但一個長得小巧玲瓏的,有著林黛玉模樣的吳蝶花老愛和我說話。她坐在我前排,在自習課時就轉過身和我聊天,漫無目的地吹,比如我們當時愛看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野火春風鬥古城》《林海雪源》等等。有時就是說些我們農村裏的故事,她是街道居民,很喜歡聽我講農民的事。她為什麼要和我聊?也許我更安全,我長得矮小,像一個小娃娃,老師也不會相信我們在耍朋友。如果和那些高大英俊的同學聊,很可能被老師懷疑。也許她是有意逃避那些大男生?可我只不過是猜測罷了。有時她遇到難題時也愛和我討論,有時也看我怎樣做作業。 果然,在一天課外活動時間,我拿著班上的乒乓球拍朝體育保管室旁的球臺走去時,我班平時不愛活動的大個子王兵學追上了我。我覺得太陽從西邊出來一樣,這個班上學習成績到數第一名,但很會人際交往,當上了學校團委幹部,滿臉是麻子的王兵學怎麼不去補課而跑來打乒乓呢?等我走到乒乓臺時,他說想給我取個綽號。我說取什麼合適我呢?他說你好像一只麻雀啊!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為我沒有棉衣,我二姐用我父親的一件爛皮衫給我做了一件皮褂子,整過一個冬天就穿著,有時太冷就在外面穿一件到長不短的單衣,人又矮,中間大,上下都很小,確實像一只鳥兒。我就說:“說我像鳥都可以,但不能說我是麻雀哈!國家號召消滅麻雀,因為它和人搶糧食吃,定為四害,我可不是壞人哈!” “你不像當四害那種鳥兒,你像到茅坑裏偷屎吃的偷屎雀兒。”我們可愛的團委勞動部長得意地說。 我覺得這個綽號太不好了,如果喊出名了,怎麼回去見江東父老?於是就迎頭回擊了他一個綽號。我不慌不忙地說:“那麼我又該叫你是滿天星(一般人都叫麻子為滿天星)呢,還是叫你王麻哥呢?” 周圍打乒乓的同學都異口同聲地哈哈大笑,弄得我們的王部長很不好意思地頭也不回的走了。 一個同學說:“你不知道,他在追吳蝶花,寫過好幾封信給她,都被她退還他了。有一天還被吳蝶花的哥哥叫到外面罵了一頓,說再不改就給老師說。他見你和吳蝶花聊得那麼快樂,他不恨你才怪。”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但我永遠不可能去做那種美夢。何況那時我對兒女情長之事一點都不懂,家裏來過好幾個漂亮的小妹妹,說叫我們定親,我連看都不看他們一眼。心目中就想著讀大學,因為我的淵哥已經失去讀大學的機會了,我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學。 到西元1961年,新的學期剛開始不久,中央就開始糾正“浮誇風”和“一平二調風”。解散了公共食堂,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大辦農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我們被通知到學校大禮堂聽了一次支農報告。校長丁眾是南下幹部,他那江蘇人的普通話,我也沒有聽懂多少。只記得要抽調一部分學生回鄉支援農業,我們都膽戰心驚的聽他宣讀支農名單:念到初三年級的三個班原班不動,認真復習功課,迎接國家的檢驗時,初三的學生都悄悄的高興起來;可是,馬上就宣佈初二年級四個班的同學全部回鄉支援農業時,初二的學生就異口同聲的呀了一聲。校長也不發火,就解釋說,支農是暫時的,你們的學籍永遠保留,等農業發展了,你們隨時都可以回校上課的,會場才慢慢安靜下來。 可在宣讀初一年級的名單時,會場氣氛就非常緊張。因為初一年級四個班是精簡一半,然後合成兩個班。首先宣佈超齡學生,凡在今年滿18歲的通通回家支援農業。連我們的學生會主席辜明仙美女,也就是韓沛工老師最喜歡輔導的那個同學。還有我們的王勞動部長也不例外,緊接著就念到了鄒永哥。我很傷心地用眼睛在佇列中去搜尋他,我看到他呆呆的沒有一點表情。後來就念各班應支農的人,我豎起耳朵聽我的名字。念到三班時我是多麼緊張啊!如果有我的名字,我的夢想就馬上破滅了。可念到四班了,我還不相信沒有我,或許還要再回過來念通校生的名單,我就呆呆地在那裏等。可同學們都散完了,還沒聽到念我的名字,這時鄒永哥含著淚水跑過來叫我陪他到班上去領鋤頭和草帽。我就和他一起去到他班上,我看到兩個女生在哭,他的班主任忍著淚,給他拿過一把鋤頭和一頂新草帽。 我幫鄒永哥扛著鋤頭,他戴著新草帽,我們慢慢地走到食堂通校生桌席上去分學校發給我們的面塊。我們的樣子就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樣,但很悲壯。 到食堂時,我才知道:初一年紀22個通校生中,除我以外全部都在回鄉的隊伍中。我沒有語言去安慰他們,只陪著他們吃面塊,有人唱歌我就跟著,有人哭泣我就跟著落淚。 學校沒有組織照相,也沒有組織表決心,就讓大家在食堂免費吃了一頓面塊,就各奔東西了。 鄒永哥沒有吃他分的那份面塊,他背著書包,用他的在學校蒸飯的土陶盅端著回家。我們在回家的路上,都沒有說過話。回到家中,他就把那面塊給他媽吃。我趕快走開,免得他媽問到讀書的事。 後半期的日子,真難熬。沒有鄒永哥同我一道捕蟮魚捉泥鰍,沒有通校生和我打乒乓。所有有幸留下讀書的學生都不再像過去那樣浮躁,都拼命的啃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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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隨筆|心情日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