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寫作心無旁騖

◎沈政男

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公布了，由法國小說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 ）獲得殊榮。

莫迪亞諾現年69歲，寫過二十多本小說，但他的名氣侷限於法國，在國際上未有太多讀者。雖然如此，諾貝爾獎委員會對莫迪亞諾的作品十分賞識，稱許他「藉著記憶的藝術，召喚最難以理解的人類命運與納粹佔領的現實樣貌。」

莫迪亞諾的父親是猶太裔義大利人，母親是比利時女演員，兩人在巴黎相遇，生下莫迪亞諾，當時正是納粹占領法國的時代，這段歷史成為後來他的小說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莫迪亞諾最愛處理回憶、時間與認同這幾個主題，他的小說篇幅不大，都約一百六、七十頁，而且文筆精煉，句子簡短，在長句風行的時代可謂獨樹一格。

莫迪亞諾只有高中學歷，二十初頭歲就打定主意要投入寫作，在高中老師的介紹下認識了出版商，發行了第一本小說。莫迪亞幾年前在僅有的受訪裡說，「他沒有文憑，沒有什麼一定要達成的目標，除了寫作，從來沒有想過要做其他事。」

莫迪亞諾生活非常單純，不喜社交，更不愛受訪，就是一個人靜靜寫著小說。諾貝爾獎揭曉的時候，照例得獎者要接受記者訪問，但主辦單竟然一時還找不到他。

莫迪亞諾在1978年，以小說《暗店街（missingperson）》得到了法國文壇最高榮譽龔固爾獎，這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也是諾貝獎委員會推薦，認識莫迪亞諾最好的一本入門小說。

底下是《暗店街》第一章，大陸李玉民的譯文，我從網路上一字一句打字抄下。台灣也出過翻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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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飄飄無所適，不過幽幽一身影。那天晚上，我在一家咖啡館的露天座位上，等待雨停。滂沱大雨，從我跟于特分手時起就來勢洶洶。

幾小時之前，我跟于特最後一次在事務所見面。他雖像往常一樣，坐在寬大的寫字台後邊，卻穿著大衣，可見真的要動身了。我坐在他對面顧客專用的皮椅上。乳白色玻璃罩燈射出強烈的光線，令我目眩。

「好啦，就這樣，居伊……結束了……」于特說著，長嘆一聲。

寫字台上攤著檔案資料，大概就是那個臉龐臃腫、眼神惶恐、棕髮矮個兒的男人委託辦的案子。那男人請我們跟蹤他妻子，說是當天下午，她要去保羅—杜梅林蔭路毗鄰的圍塔爾街的一座公寓，跟另一個臉龐臃腫、棕髮矮個兒男人幽會。

于特捋著鬍子，若有所思。他那短短的花白鬍子，幾乎吞掉了面頰；那雙通常明亮的大眼睛，此刻也茫然若失了。寫字台左側擺著我上班時專坐的柳條椅子。于特身後有一排木製深色書架，占了半面牆。書架上擺著近五十年來各種版本的年鑑、電話通訊簿。于特常對我說，這些工具書他離不開，什麼也替代不了。他還說，這些年鑑和電話通訊簿，是人所能得到的最珍貴、最生動的圖書資料，因為那一頁一頁彙編了許多人和事，以及唯餘這點佐證的消失的世界。

「這些電話通訊簿，您要怎麼處理呢？」我伸臂一指書架，問于特。

「就放在這裡吧，居伊。這套房間，我還保留租契。」

他迅速環視一下周圍。通隔壁小間的兩扇門敞著，只見裡面已舊的天鵝絨面長沙發、壁爐，以及映現一排排年鑑、電話通訊簿和于特面孔的一面大鏡子。顧客來辦事，常在小間等候。那屋地板鋪著波斯地毯；靠近窗戶的牆上，懸掛一幅東正教聖像。

「你想什麼呢，居伊？」

「沒想什麼……這麼說，房子您還租下去？」

「對。我要時常回巴黎，就在事務所落腳。」

他把香菸盒遞給我。

「讓事務所原封不動，我才不至於太傷心。」

算起來，我們共事已八年有餘。1947年，他創建了這家私人偵探所，在我之前有過不少同事。我們的作用，就是向顧客提供于特所說的「上流社會情報」。他經常這樣重複：全發生在「上流社會人物」中間。

「到尼斯那裡去住，您認為可以嗎？」

「當然可以了。」

「您不會感到無聊吧？」

他噴了一口煙霧。

「人總有退休的一天，居伊。」

于特費力地抬起沉重的身子。他身高有一米九五，體重一百多公斤。

「我那趟火車晚上8點55分開。咱們還有時間去喝一杯。」

他走在前面，我們穿過走廊到門廳。門廳呈橢圓形，造型頗為奇特，淺灰褐色牆壁已顯陳舊。地上扔著一個黑色公文包，由於裡面的東西塞得太滿，連蓋子都合不攏了。于特拾起公文包，只好用手托著走。

「您沒有行李嗎？」

「全都拖運走了。」

于特打開通樓道的門，我關掉門廳的燈。在樓道裡，于特遲疑片刻，然後才把門重新關上。彈簧鎖喀擦一聲，狠狠揪住我的心。這聲音標誌我的一段長期生活結束了。

「還真叫人有點難過呢，對吧，居伊？」于特對我說到，他已經從外套口袋裡掏出一塊大手帕，擦了擦額頭。

門上依然鑲著那塊長方形黑色大理石板，上面刻有金光閃閃的兩行字：

C‧M‧于特
私人偵探

「牌子還留在這兒。」于特對我說。

接著，他把鑰匙插進鎖眼擰了一圈。

我們沿著涅爾林蔭路，一直走到佩雷爾廣場。時已入冬，夜幕又降，但是天氣溫和。來到佩雷爾廣場，我們在繡球花咖啡館露天席落座。于特喜歡這家咖啡館，因為這裡客座是藤椅，「跟從前一樣」。

「您呢，居伊，今後有什麼打算？」他喝了一口加水的高級白蘭地問我說。

「我嗎？我正追蹤一條線索。」

「一條線索？」

「對，了解我過去的一條線索……」

我講這話口氣未免誇張，他聽了不禁微微一笑。

「我始終相信，遲早有一天，您能找到自己的過去。」

他這回態度嚴肅，令我感動。

「不過，聽我說，居伊，這事兒我還在琢磨，是否真的值得……」

他沉默下來，心裡想什麼呢？是想他自己的過去嗎？

「給您一把事務所的鑰匙。您常去看看。這樣我會高興的。」

我接過他遞來的鑰匙，放進我的褲袋裡。

「往尼斯給我打電話，告訴我有關……您過去的情況……」

他站起身，緊緊握住我的手。

「要我送您上車嗎？」

「唉，不必……不必……分手太難過……」

他頭也不回，一個箭步離開咖啡館。我頓時感到悵然若失。此人對我恩重如山。如果沒有他，沒有他的幫助，真不知道我落到何等地步。須知十年前，我突然得了遺忘症，陷入了迷霧中。正是他可憐我的境況，倚仗關係多門路廣，甚至還給我弄了一份戶籍。

「給您，」當時他對我說，同時打開一個大信封，只見裡面裝著一個身分證和一份護照。「現在，您叫『居伊‧羅朗』了。」

當初，我就是前來請教這位私人偵探，請他運用神機妙算，找到了解我過去的證人和蹤跡。他給我身分證和護照時，還說到：

「我親愛的『居伊‧羅朗』，從現在起，您就不要往後看囉，只管現在和將來。我建議您來跟我一道幹吧……」

他同情我自有緣故。我後來了解到，他也遺忘了自己的蹤跡，他生活的整整一個時期倏忽消失，沒有留下絲毫線索，也沒有留下一點還可能使他與過去溝通的關係。的確，我目送的這個身穿就外套、手捧黑色大皮包、在夜色中離去的飽經風霜的老人，跟從前波羅的海海濱那個網手球、金髮英俊的男爵康斯坦丁‧馮‧于特，究竟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圖片來源：美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