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能在不快樂的狀態下自行發明停泊的地點、愛人和朋友，一如他們不可能發明自己的父母。生命給我們這一切，也帶走這一切，而最困難的便是給生命一個肯定的答案。
——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喬瓦尼的房間》（Giovanni’s Room）
2024年10月24日，一則新聞迅速在網絡平台上發酵：
一位名叫沙白的42歲上海女性，在瑞士選擇了安樂死，成為首位公開在瑞士實施安樂死的中國大陸人士。這一事件如同一顆巨石投入平靜的湖面，激起了社會大眾的強烈反應。
據網絡消息指出：沙白，原名鄭豐，是一位備受關注的網絡紅人。她在20歲時被診斷出患有紅斑狼瘡，這是一種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嚴重侵蝕了她的生活品質。多次的復發和無盡的病痛，最終導致了她的腎衰竭。面對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折磨，她毅然決然地前往瑞士，選擇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一選擇在中國社會引發了軒然大波。
支持者認為，她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追求解脫的勇氣值得尊重和理解。
反對者則猛烈抨擊她的行為，指責她自私自利，罔顧父母的情感，甚至質問：「如果是你的父母這麼做，你是否能接受？」更有甚者，對她的一些個人觀點，如支持器官買賣，提出了嚴厲的道德批判。
沙白的選擇，究竟是對自由的捍衛，還是對社會倫理的挑戰？這一事件不僅觸動了公眾的神經，更引發了關於自由、生命價值和社會規訓的深刻討論。
要深入理解沙白的選擇，我們必須首先探討「自由」的本質和邊界。
自由，這個看似簡單卻極其複雜的概念，歷來都是哲學家們熱議的話題。
20世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和當代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的觀點，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視角。
柏林在其著名的《兩種自由概念》中，將自由劃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
• 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
指個人不受外在干涉的權利，即在不被他人或權威強迫的情況下，自主選擇生活方式。消極自由強調的是個體擁有免於他人干涉的空間，重視個人的獨立性和私密領域。
• 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
強調自我實現和自我掌控的能力，即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積極自由關注的是內在的自主性，要求個人不僅有選擇的自由，還要有實現這些選擇的能力，以及對自身行為的完全理解和掌控。
柏林指出，這兩種自由雖然看似互補，但在實踐中常常產生衝突。
過度強調積極自由，可能導致集體主義壓力，甚至演變為極權主義。當社會以「共同善」或「更高目標」為名，迫使個人犧牲自身自由時，積極自由就可能變質，成為壓迫的工具。
在沙白的案例中，她的選擇可以被視為消極自由的極致體現。她在不受外界干涉的情況下，做出了對自己生命的最終決定。
然而，社會的強烈反對和道德譴責，恰恰反映了積極自由可能帶來的集體主義壓力。社會試圖以道德和倫理的名義，干涉她的個人選擇，迫使她遵循所謂的「正確」道路。
當代哲學家韓炳哲從另一個角度對自由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現代社會的自由常常表現為自我控制和自我壓迫。個體在「績效社會」中，被驅使著追求效率、成功和自我優化，陷入了無止境的自我剝削和內心焦慮。
韓炳哲指出，這種所謂的「自由」實際上是一種隱性的奴役。人們在追求自我提升的過程中，喪失了真實的生活體驗和內心的平靜，被社會的規訓和他人的期待所束縛。
在沙白的選擇中，我們可以看到她對這種「偽自由」的拒絕。她不願再被病痛和社會期待所壓迫，不願按照他人的標準繼續生活，而是選擇了按照自己的意願結束生命。這種選擇，既是對自我存在的肯定，也是對現代社會規訓的反抗。
自殺，這一極具爭議性的行為，涉及到個人對生命的終極支配權。柏林的消極自由觀認為，個體有權在不受外界干涉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命運，包括生與死。
然而，柏林也提醒我們，若自殺的選擇是出於逃避痛苦或壓力，而非理性的自我實現，那麼它可能並非真正的自由，而是對自由的誤解和濫用。
在沙白的案例中，她並非出於一時衝動或絕望，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決定。她對自己的病情、生活品質和未來都有清醒的認識，選擇安樂死是她對自己生命的自主安排。
這當中，我們看見了一種衝突，這個衝突來自個人的自殺選擇與社會期望的衝突。
中國社會普遍存在一種「嚴肅主義」，認為生命至高無上，只有在極度痛苦無法承受的情況下，選擇自殺才是「正當」的。社會賦予了痛苦一種道德價值，彷彿經歷了極致的苦難，才有權選擇解脫。
這種觀念實際上是對個人自由的干涉和壓制。社會試圖以道德標準評判個體的生命選擇，剝奪了個人對自己生命的自主權。
沙白的選擇，挑戰了這種社會預設。她不願意接受無盡的痛苦，也不願為了他人的期待而繼續生活。她的決定，引發了公眾的強烈反應，反映了社會對個人自由和生命權的認知局限。
從存在心理學的視角，自殺可以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途徑。
存在心理學強調個體對生命意義的自主追尋。心理學家路德維希．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曾研究過一個案例（Ellen West）：一位女性在接受治療後，依然選擇了自殺。賓斯萬格認為，她的死亡是自我實現的必然之路，是對自我存在的最終確認。
對於那些內心沒有衝突、明確選擇自殺的人來說，心理治療的介入並非必要。
沙白正是這樣一個例子。她對自己的選擇充滿了明確的自覺和平靜，沒有內在的掙扎和矛盾。因此，我們應當尊重她的選擇，而非試圖以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她。
中國傳統文化中，「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先苦後甘」等觀念深入人心，將苦難與成功緊密綁定。苦難被賦予了道德價值，彷彿不經歷痛苦，就不足以獲得幸福或成就。
這種規訓使得人們習慣於將吃苦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對拒絕吃苦的人產生不滿。社會對「刻意吃苦」的推崇，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壓力，規訓著個體的行為和價值觀。
沙白的選擇，正是對這種刻意吃苦規訓的反抗。她堅持「我不吃苦，我要快樂到大結局」，拒絕接受無意義的痛苦作為生命的必然組成部分。
她的選擇挑戰了社會的傳統觀念，引發了人們的質疑和憤怒。然而，這正是她自由意志的體現，是對自我生命的自主定義。
著名作家余華曾指出：「不要吃沒有必要的苦，吃苦就是吃苦。」
他的觀點解構了「苦難崇拜」的荒謬性。苦難本身並不具有神聖性，刻意追求痛苦並不能賦予生命更高的價值。
沙白的選擇，與余華的觀點不謀而合。她拒絕了社會對苦難的崇拜，選擇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和離開。
在社會輿論中，常常存在對死亡或活著的「歌頌」。然而，無論是歌頌死亡還是活著，本質上都是一種他者的正義，是外界價值觀的投射。
為了迎合他人的「正義」而選擇死亡或生存，都是一種偽自由，都是對個體自主性的侵蝕。真正的自由，不應被他人的道德標準所綁架。
在對沙白之死的批評中，有人以社會學家艾米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利己性自殺」來批判沙白的做法，認為她的選擇是自私的，罔顧父母的情感，甚至質問：「如果是你的父母這麼做，你是否能接受？」
然而，我們不妨反思一下所謂的「利他性自殺」。在一些文化中，存在著長者為了部落或家庭的利益，自願離開群體，獨自等待死亡的傳統。例如「因紐特人」的傳說：在因紐特人的文化中，有關於老年人為了不拖累家庭，在食物匱乏時，自願離開群體的故事。
類似行為看似是為了他人利益的「利他性自殺」，但實際上也是在特定文化和社會規訓下的選擇。它們強調個體為集體利益而犧牲自身，似乎符合道德標準。
然而，這種「利他性自殺」真的高尚嗎？它是否忽視了個體的自由和意願？事實上，這種做法依舊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思想，罔顧了人的自由，強調了集體意志對個體的壓迫。
因此，無論是「利己性自殺」還是「利他性自殺」，都無法脫離對個體自由的侵蝕。以道德和集體利益之名，要求個體犧牲自我，本質上是一種教條主義和少數意志下的規訓。
這正義嗎？未必見得。
沙白的選擇，不應被強行納入「利己」或「利他」的道德框架中評判。她的行為是對偽自由的抗拒，是對自我存在的肯定。
真正的自由，應該超越功利主義的束縛，尊重個體的自主選擇，而非以道德或集體利益之名，限制個人的意願。
那些因沙白的選擇而感到不安、憤怒的民眾，實際上是被自己的價值觀和情感所困擾。他們的反應反映了自身的心理需求和內在衝突。
他們可能被社會長期規訓所影響，認為生命必須符合某種道德標準，痛苦必須被接受，犧牲是高尚的。
或許，這些民眾需要問問他們自己，為什麼他人的選擇會對自己產生如此強烈的影響？他們是否被教條主義和功利思想所束縛，忽視了對個體自由的尊重？
通過內省，他們可能會發現，真正需要調整的是自己的觀念，而非他人的選擇。
沙白的離去，給我們留下了諸多思考和疑問。她用自己的方式，詮釋了對生命的理解和對自由的追求。她的故事，或許會被時間所淡忘，但引發的關於自由、生命和存在的討論，將持續影響著我們。
沙白的某些觀點，如支持器官買賣，確實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和質疑。然而，這些觀點不應影響她在不侵犯他人權益的情況下，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
在自由主義的框架內，個體的生命權是與其社會觀點分離的基本權利。她的選擇，是對自我生命的自主安排，不應被他人觀點所左右。
自由的核心在於個體對自身存在的完全掌控，而不被他人觀點或社會價值規訓所侵蝕。沙白的選擇，體現了對生命自主權的堅守，是對偽自由和功利主義的抗拒。
或許，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問問自己：在社會的規訓、教條主義和他人的期待中，我們是否真正擁有了內心的自由？我們是否有勇氣，按照自己的意願，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和滿足？
我們或許不認同她的觀點，但我們應當尊重她的選擇。尊重他人的選擇，也是尊重我們自己的靈魂。
正如柏林和韓炳哲所指出的，自由不應被道德化、功利化或規訓化，而應是個體對自我存在的真實追尋。或許，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質疑教條主義和功利思想對個體自由的侵蝕。
在這個充滿喧囂與紛爭的時代，靈魂的高貴，正在於它的獨立性和對自由的堅守。讓我們不再用他者的正義去評判他人的選擇，而是以開放的心態，去理解和尊重每一個獨特的生命。
作者：高浩容。哲學博士，道禾實驗教育基金會兒童青少年哲學發展中心主任研究員、台灣哲學諮商學會（TPCA）監事。著有《小腦袋裝的大哲學》、《心靈馴獸師》等書。課程、講座或其他合作邀約，請來信studiomowen@gmail.com。
曾在這則爭議新聞底下，看到兩則大陸網民的評論：
1. 一根繩子就能解決的事，何必跑到瑞士？
2.另位網民則注意到一路陪著她尋死的父親，缺了顆門牙：“花那麽多錢，咋不先給爸爸去補牙？”
上升到哲學層次的討論，一下子就接到地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