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孜孜的拿著「孫悟空」回到家裡，母親見了我手上的東西，我才要說，這是…。阿母就責問：「你要了一塊錢，不是買鉛筆，卻買這個回來？」阿嬤也聞聲過來了。我分辯：「有啊！一塊錢是買了鉛筆…這是…」從小我有口吃的毛病，無膽，愛哭，又不會說話。我是長子，是祖母最疼的寶貝長孫。阿嬤問我：「你買的鉛筆呢？拿出來看看…」。她是明理的，我也理直氣壯的拿出那截只剩四分之一的侏儒鉛筆來。呆子就是呆子，我竟然以為人家會相信那是早上買的新鉛筆。忘了阿嬤還是阿母，好像是一起吧？斥責道：「這麼小，就會講白賊…」

我結結巴巴的分辯，趕不上棍子來的速度。不分由說，一頓鞭打，棍子如雨般落在我瘦小的小腿上。我啊唷哎呀的哭嚎：「不敢啦！以後不敢…哎呀喂…」，那疼痛是無法站立不動的，要繞圈子直跳。

然後，我被罰站在可以望見天空的天井中央啜泣。

「孫悟空」則躺在媽媽房間的化妝台上招集螞蟻，沒人敢來認領，連三姊也裝傻。

於是，這案件變成千古懸案。至今整整經過半個世紀，我沈冤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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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之前，我讀的幼稚園設在畫面左上角的老禮堂裡面靠大門的角落。

禮堂對面，隔著校門內的中間花圃的西邊圍牆內，便是溜滑梯、蕩鞦韆、爬竹竿之類的運動遊樂區。每當下課鐘聲一響，一些大小朋友會跑來這裡玩耍。

那天，第二節下課，我也在這邊晃蕩。想來，小不隆咚的楞小子，除了溜滑梯還能玩什麼？我看到有一兩個大朋友在玩一個ㄇ字形，約一個半大人高，由許多間隔約莫近三十公分的平行木棍組成的高大設施。我將它畫出來，就在畫面的左緣中間部位，一看就能明白。上面畫了一個正在爬行的渾小子，那就是我。

畫中，這東西的位置是當時的真實現場。它的玩法，據我觀察，是從ㄇ字的內部側面往上踩幾格，伸手抓住上面的橫棍，身體懸空，兩手交互向前借固定間隔的橫棍，巧妙擺蕩前進到對面終點。臂力夠強，可以往復玩耍。高難度，即使高年級大朋友也沒幾個能自由戲耍。我從內側往上爬，到頂便沒戲唱，只能從外面笨拙的爬上去，就成了畫中的模樣。由上面往下看，怪怪，對我而言是深淵高度。近三公尺高呢，即使手腳並用，要超越一尺的間隔也是困難重重，驚心動魄。

面對騎虎難下的局面，正苦惱的時候，噹噹噹的上課鐘聲響起…頃刻間，四周的大小朋友全部跑回教室。

四下無人，整個校園寂靜無聲。

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想，如果我這時刻走出校門，誰都不會瞧見。也許，因為不喜歡常常受同學欺負的幼稚園也未可知。

於是，我跟爬上來一樣，遲鈍的爬下桿架，搖晃著大頭，左顧右盼，走出學校，經過諾大的體育場，遙望雄偉的武德殿屋宇，顢頇的走回家。

長大之後，回頭想，這時候應該只有早上十點鐘左右，旗山體育場上，不是畫面上那麼熱鬧，幾乎沒有人。我四、五歲，不知道這是「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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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一：我一生唯一一次逃學紀錄便是幼稚園這一次。我沒想到會有越過花甲之年，在網路上看到大概是大專美術科系學生討論報告上說我是蹺課天才，我知道這是有某國畫教授責備我不夠用功的說法，以訛傳訛的結果。我不擅網路回應，也習慣世人的評頭論足。不過，此文既然提到唯一的一次「逃學」，自然必須趁此鄭重否認大學時代的蹺課傳聞。我是愚笨的乖乖牌學生，沒有蹺課能力。

後記二：SUZU是我三姊「鈴」的日語發音。到現在大多時候還這樣稱呼她。我是光復那年出生的，從我開始的兄弟姐妹都沒有日文名字。

後記三：國小六年級之前，我所有科目的成績單是真正「滿江紅」。二楞子的我，連自己近視都不知道。老師在黑板上的粉筆書寫，我全部看不清楚，必須跑到前面第二排前，看個三兩字再回到座位抄兩個字。記性又不好，只能這樣兩個字兩個字來回奔波抄寫。因此我的筆記永遠抄不完整，大概老師也莫名其妙，我也不敢也說不清自己是什麼狀況。糊里糊塗便是我這段悽慘童年的寫照。

到了五年級，我還搞不懂除法。九除以三等於多少，我不會。為什麼等於三，我怎麼也無法理解。腦袋裡裝的好像真的是豆腐渣。

直到六年級，遇到改變我一生的彭信城老師。開學時，有複雜又單純的原因，讓我開了竅。篇幅有限不能細說。單提這個學年，因為彭老師的刺激開導。我的成績和腦袋煥然一新，除了體育，所有課業奇蹟般臻入前茅。尤其是算術，五次考試有四次一百分。這是我學生生涯的輝煌年代。雖然初中之後又陷入渾沌，但是沒有彭老師和這小學六年級就沒有後來和今天的我。在此，以此文感謝、懷念彭信城老師。

（原載2009年2月號聯合文學2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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