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魏大製片論關於KANO之「欺騙」與「忠於史實」──

今天讀聯合新聞網的消息，讀到馬志翔先生所說的「難在重現歷史」，我立刻就回了一篇隨想；

回過頭來，又想到魏大製片上次關於影片中使用日語台詞達九成的問題──居然說是根據史實！──這是「欺騙」還是「忠於史實」？

個人覺得，確實「難在重現歷史」，馬先生講得很對；

所以，所有的影片中，關於一般性涉及歷史的部分，再怎樣的錯誤都是可以原諒的。不過，對於強調忠於史實者，例如，嘉農棒球隊如何才能取得甲子園大賽那麼重要的史實──他那時代，同時作為我們「台灣民眾黨」當年抗日的重要背景的1930年而言，可能就不該如此推說了？

您覺得這個發生「霧社事件」以及「台灣民眾黨抗日事件」的時代背景，該片藉著「甲子園事件」所表現的，真的合適嗎？──讓我們看他所說的「忠於史實」的、影片中「九成台詞為日語」的設計──

下面，我們來看一系列很有證據力的幾項資料；請看那是一份回憶錄中的原文──那是我台灣一位感恩於日籍校長的名人坦白地對於  1907年的描述──

「岡村校長常常留我在他家吃晚飯，我也常常幫他整理庭園、種種花。以後胡鬧的時間便漸漸減少‧‧‧‧‧‧‧公學校雖為六年制，但程度極低。是以教學日文為主，即就日文來說，畢業後能講得通的也實在不多。像我這樣時常在岡村校長身邊，講日語的機會總算比較多的，也還得要藉手腳之助，才能完全表達意思，別的學生更不用說了。」

1927年，新竹州視學鈴木利信曾如此埋怨：

「本島人教師從學校畢業經過數年後，其日語照理應該更基嫻熟，然而多數卻是日語程度降低，……他們連平易的日常用語亦多錯誤，足可證明日常生活很少使用日語。吾人常可聽到『校長不再時，都使用台噢，真糟糕』之嘆息。……」

1929年，台南師範附小的校長日人西卷南平在其出刊的「公學校教師論」中，則如此地批判我台人公學校教師：

「我無論到哪一所公學校，都是本島人教師多於內地人教師。……教職員之間盡是說台噢，即是校長警告，亦不能徹底改正。……然而公學校教師使用台語交談，而要交島兒童常用日語，簡直是夢想。」

在這樣校內的教學環境與校外各種社會運動的衝擊下，如何能讓1930年的公學校畢業生，學好日語？而我們嘉義農林學校的學生，真的能學好日語嗎？

其次，網路上有一篇自稱葉教授的先生，提出他的證據說

……部分對日本反感者引用我製作的1930年本島人日語普及率地圖，強調當時臺灣人的日語普及率不高，以此來批評《KANO》不該使用那麼多日語台詞。確實，1930年國勢調查顯示當時臺灣人只有12.36%懂日語。那麼，《KANO》讓就讀嘉農的臺灣人說日語究竟對不對呢？……

……

「根據1930年國勢調查，大多數30歲以上的臺灣人不懂日語。但是，30歲以下又是另一番局面了。隨著初等教育的普及，愈年輕的世代，日語普及率愈高。當時將近一半的10-14歲男性懂日語，這差不多就是當時公學校的就學率。至於女性，由於就學率低於男性，因此日語普及率也低於男性。必須強調的是，所謂懂日語，並不意味日語程度很好。事實上，只受過初等教育的臺灣人，其日語程度也就是小學生程度而已。

1930年的嘉農學生，大多數介於15-19歲之間。這個年齡層的臺灣男性，已有35.6%懂日語。更重要的是，不懂日語的臺灣人根本不可能進入中等教育的嘉農就讀，否則如何應付全日語課程呢？由此可見，在《KANO》的那個時空背景下，30歲以上普通臺灣人講日語怪怪的，沒進入中等學校的臺灣人講日語也不太自然。但是，進入中等學校的年輕世代不會講日語，才有問題勒。」

〈引自http://mapstalk.blogspot.tw/2014/02/blog-post.html

嘉農的臺灣人說日語嗎？ 〉

對於這位自稱葉教授的論述，在網上強調他是真教授，就所知，李扁路線以來，台灣史研究極缺乏主體性，對於日本官方資料罕有批判，多是直接引用，所以我們對其所論述，除了他所稱的最重要者，放在最後考察外，此依其所舉出的根本理由，當時我台人的「就學率」與所謂「懂日語」的問題剖析之。

他的論述建立在「當時臺灣人已有12.36%懂日語。」，「所謂『懂台語』，也就是「小學程度」，也就是「六年公學校畢業」，並不是有太高的程度。不過，他強調「1930年的嘉農學生，大多數介於15-19歲之間。這個年齡層的臺灣男性，已有35.6%懂日語。更重要的是，不懂日語的臺灣人根本不可能進入中等教育的嘉農就讀，否則如何應付全日語課程呢？」

我要根據史實剖析他所根據的數字是虛假的空殼子──

其理由是下列的史實──

「……勸募而來的學生卻不少人中途退學，曠課的學生也不在少數。教室的座位常常有一半左右是空著的。昨天的學生和今天的學生竟有一半左右不一樣。」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學率的人數怎能就當作懂日語的人數呢？這樣不顧史實的設計，真是厲害的欺騙啊。

此外，由於這樣的缺席，久之自然不能不發生嚴重輟學的現象，那是下列的史實─

「我們一班有五十多人，但到六年級畢業時班上只剩下二十多人，不到入學人數的一半。那時候大部分的人以務農維生……父母認為小孩子去放牛、養牛或留在家中帶弟妹比較重要，因此許多同學中途輟學。」〈走過兩個時代的台灣人」，陳春良先生訪問紀錄，頁334。〉

這時我們將發現，葉教授把「就學率」等同於未來六年級畢業生人數，又造成了多大的落差？

而這兩者，前者所謂「昨天和今天的學生竟有一半左右不一樣」，是否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兩天都出席了？換言之，這班級中，能擁有所謂六年級的學力的學生，應該不足總數的四分之一，這是「缺席」的影響；再加上後者的影響下，畢業人數是就學人數減半，這是「未升級」的影響，則是否能達到前述真正六年級那小學程度的學生只有就學總數的6.25%；這才是真正10~14歲學童中「懂日語」的人數。

至於，葉教授所謂的「1930年的嘉農學生，大多數介於15-19歲之間。這個年齡層的臺灣男性，已有35.6%懂日語。」，由前面的例子，讓我們對於其所稱「這個年齡層的臺灣男性，已有35.6%懂日語」，應該也可以削減到該總數的八分之一？──通常畢業生若在城鎮與日人接觸多，維持日語能力較易，在鄉者，缺乏接觸日人的機會，自然容易失去日語能力的情況，尚未計入。真是極大的落差啊。

日本官方製作統計資料時，真的不知道其中有這樣的落差嗎？不太可能吧，但是為了某種理由，是否一如他們當年的殺戮──記得黃武東牧師在其回憶錄中曾經如此回憶：

「我在年幼時，常聽父母談到……父親便是擔任壯丁團長。……當時日本人……把抓來的人一批批綁在廟裡的大柱，天未亮即全部帶到空曠人跡罕見之處，有的砍頭，有的槍殺。然後謊報上級，稱在某處遇到盜匪若干，激戰後本軍擊斃若干人云云。這是父親因擔任壯丁團長，得以親眼見過此類報告書，親口告訴我們的。」〈黃武東回憶錄，頁23~24〉

他們真是有著很難讓外人想像的設計能力啊。

最後，我們也要考察葉教授所謂的「更重要的是，不懂日語的臺灣人根本不可能進入中等教育的嘉農就讀，否則如何應付全日語課程呢？……但是，進入中等學校的年輕世代不會講日語，才有問題勒。」。這真是最重要的問題嗎？為什麼？

請問，日據下，升學都有口試的，誰說進入中等學校的年輕世代不會講日語？與該片中的「九成台詞為日語」有何關係？既使嘉農的學生日語都是博士級的，與當時社會之使用日語程度有何關係？個人在史料中，沒有看到該實業學校為了說日語的問題而處罰台籍學生的──在一般中學校與師範學校是嚴禁的；但是在1930年，在上述的台籍教師在校內都不太說日語的氛圍，要到1931年台灣民眾黨才由於其反日運動發展太快而被總督府禁止的大環境下，當時我台灣人社會交流竟然「九成用日語」，豈不可笑？

真是魏大製片的意識形態偷渡，不很明顯嗎──據朋友說，在該一片子裡頗有插入台灣小孩吃白米飯的鏡頭，然而，誰不知道，在日據下，「通常是只有病人才吃白米飯的」，該片如果真是亂插吃白米飯的畫面，就更是確鑿的有意製造假象，看不起觀眾之熱血，以為熱血者必然無腦嗎，也難怪會被風傳是拿了日本人的錢，奉其命行事了啊──不過，就泥人看來，他們的說法是辱沒了他，個人研究的結果，他確實是「忠於史實」的，不過那是「忠於日本應用史學」的史實，一般人不理解偉大的日本文化，公開可以有「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之分，自然也不可能理解您的苦心，哪裡有「欺騙」啊。

唉，唉，真是的！

泥土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