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擺脫自幼信仰的統一邪教

我是統一教徒之前同意與一個陌生男人包辦婚姻。這使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珍-基巴

2004年祝福儀式后的作者和她的前配偶。

我站在東園公館擁擠、悶熱的宴會廳里，用腳趾抓著厚厚的桃紅色地毯，試圖穩住自己，不至於暈倒。當時是凌晨2點。教會領袖把我擠在其他年輕女性（我稱她們為姐妹）組成的一排，等待了几個小時。

內心的一切都在懇求我逃跑，溜過18英畝大院內的保安，沿著哈德遜河向北走70英里，回家。但我的訓練讓我學會了沉默和服從，我贏了。

文鮮明牧師是一位身著筆挺商務套裝的韓國老頭，他站在宴會廳前面的舞台上，指指點點。首先是一個兄弟，然后是一個姐妹。這意味著他們被任意如狗般匹配訂婚了。

我的父母撫養我長大，叫這個人 為"真父親"，相信他是現代彌賽亞。他為我的父母選擇了對方。我一直期望他能為我做同樣的事。這是我的父母和宗教團體為我一生准備的事件。但在那一刻，一切似乎都錯了。

當教主指著我時，感覺就像有一千個人轉過頭來盯著我。我口干舌燥，不記得如何呼吸。我知道如果我試圖尖叫，就不會有聲音發出來。我的目光在房間里轉來轉去，尋找逃脫的機會，尋找有人能為我提供一個替代即將發生的事情的機會。旁觀者似乎不再是我的兄弟姐妹，而是空洞的人類軀殼，無意識地等待著他們的下一個命令。在他們看來，我也是如此，我穿著襪子的腳在搖晃，等待著教主宣布我的命運？

最后，我敢於抬頭看他的眼睛。這是一種極不尊重的行為—這是我唯一能做的反抗。我想看到他回頭看我，評估他的價值，就像我認為他可能在分析我的價值一樣深刻。但當我把目光投向他的臉時，他無趣的表情說明他幾乎沒有看到我。對他來說，我只是另一個軀殼嗎？

然后他的手指向幾個方向戳了一下。一個年輕女人和兩個男人站了出來，我不知道教主把我分配給哪個男人。其中一個向我打手勢。但在我轉向他之前，黑暗在我的視野中游走，"游戲結束 "這句話在我耳邊響起。

當我告訴人們我離開了我覺得是被迫的包辦婚姻時，大多數人都很難相信這在美國會發生。雖然我2004年的婚禮上沒有獵槍，但有看不見的脅迫力量，幾乎同樣有說服力。這個儀式甚至沒有法律約束力--我必須在祝福儀式后申請結婚證和辦理簽證。我極力反對釆取這些步驟，因為我知道我既沒有經濟能力，也沒有法律專業知識來使自己擺脫婚姻契約。此外，當時對我來說，圍繞祝福的宗教結搆比來自國家的任何文件更有說服力。

我在統一教會出生和長大，這是一個被一些人指責為邪教的韓國基督宗教團體。大多數人對他們的印象是月光族。該團體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引起了公眾的注意，被指責為洗腦和有爭議的招募技巧--該教會已駁斥了這些指控。1979年，文鮮明在紐約人酒店的宴會廳為我的父母牽線搭橋，然后他們於1982年在麥迪遜廣場花園參加了一場集體婚禮，即 "祝福 "儀式。

提交人的父母為她的妹妹舉行了 "八天儀式"，期間她被獻給了上帝。

我們這些出生在教會的人是 "有福的孩子"。我們的父母相信我們是自亞當和夏娃以來第一個沒有原罪的人。我被教導說，我的目的是成長為完美的人，參加配對和祝福儀式，并最終擁有自己的受祝福的孩子。

因為教主選擇我們的配偶，所以不鼓勵約會。我從小就被要求稱呼其他成員為 "兄弟 "和 "姐妹"，以強調婚前純潔關系的重要性。許多成員認為，文鮮明在與撒旦的精神斗爭中取得了重大勝利，因此我們要想在與撒旦的斗爭中取得同樣的勝利，就必須遵循文鮮明的榜樣和教義。

問題是，我一直在質疑。我的信仰搖搖欲墜，作為一種反射，我感到羞愧，并憎恨自己。19歲時，這使我走到了一個可怕的個人懸崖邊上—考慮離開統一教會。但是，我沒有辦法養活自己，在封閉的教會社區之外沒有安全網，對外部世界的恐懼使我癱瘓了。

在我做出放棄童年信仰的決定之前，有一個消息。在讓父母為他們的孩子配對五年之后，82歲的文鮮明又站出來了，他要親自為第二代進行配對儀式--也許是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

我的父母讓我坐在他們的臥室里，列出了我應該去的所有理由。教主再次開始匹配的前一年夏天，我拒絕了我父母在得知我的掙扎后試圖促成的一個匹配。如果我沒能找到一個好的匹配對象，我的四個弟弟妹妹就會更加困難。另外，我父親為教主的一個兒子工作。我擔心，如果我拒絕，我們家可能會被認為是不忠的，爸爸可能會失去工作。雖然沒有說出來，但我們都知道，在我不到20歲的時候，我的資格到期日正狠狠地盯著我的臉。

我母親在結束我們的談話時說："如果耶穌來找你，說他已經找到了你的完美配偶，你會對他說什么？" 她停頓了一下，以達到效果。"現在，父親還有多少？"

我想不出一個連貫的回應。拒絕就是否認最遙遠的可能性，即教主可能是他所說的人。在我的旅程中，我根本沒有到達那里。然后，仿佛從很遠的地方，我聽到自己喃喃自語："好吧。"

媽媽的臉亮了起來。爸爸身上的緊張感也消失了。

"別擔心。這只是一場比賽，"媽媽說，俯身在床上抱著我。"在得到祝福之前，你們會有時間去了解對方。"

當其他年輕婦女開始帶著婚紗到來時，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次配對，還將有一個祝福儀式。沒有時間去了解我未來的配偶，也可能沒有分離期。一想到我可能會突然遇到的性期望，我就感到心寒。

她說得很有道理。人們永遠不知道下一次祝福儀式會是什么時候。通常情況下，夫妻雙方要等上几年，教主才會決定這是一個具有足夠精神意義的時間來舉行祝福儀式。我被告知，第一代成員有三年的分離期（在此期間，夫婦必須彼此分開生活），盡管這不一定是第二代成員所有祝福儀式的要求。不過，當我媽媽說我們會有時間互相了解時，我想她的意思是在舉行祝福之前會有一段時間，而且也會有三年的分離期。

第二天早上，她開車帶我到東花園，這是教會擁有的威徹斯特地產之一。早上5點，我們把車停在守衛莊園的鐵門前。在保安人員為我們清場并通過豪宅后，媽媽讓我在一個建在岩石上的長條會議中心前下車。梯田環繞著每一層--其中一個梯田的盡頭是一個塔樓，看起來像是屬於一個監獄的。

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其他幾個早到的人和我坐在大理石宴會廳的地板上，而輪流的領導人向我們講說我們極不值得接受配搭。但是，當其他年輕婦女開始帶著婚紗到來時，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個胡亂匹配儀式；還有一個祝福儀式。沒有時間去了解我未來的配偶，也可能沒有分離期。一想到我可能會突然遇到的性期望，我就覺得很冷。

當我走近任何人，甚至是陌生人，借手機給家里打電話時，氣怒的熱淚流了下來。當我懇求媽媽來接我時，她說："詹妮，這一直是你的選擇"。但在這些話中，我既聽到了威脅，也聽到了拒絕我。

而這正是許多人難以理解的部分。如果我說，"我選擇回家"，不管是什么時候我媽媽很可能會開車來接我，。但是我很害怕。一生的灌輸把我壓得服服帖帖，我相信如果我離開，我將失去我所珍視的一切。社會學家Janja Lalich博士可能認為這是一個 "有限選擇 "的例子，或者說是由高需求的環境造成的選擇的假象。

圖

作者小時候參加了為她哥哥舉行的 "八天儀式"，在這期間，她哥哥被獻給了上帝。

當天結束時，來自世界各地的受祝福兒童將宴會廳擠得滿滿的。在幾個小時的講座中，我在集體呼吸的潮溼中掙扎著呼吸。當文鮮明終於走上紅地毯的舞台向我們講話時，我分不清是傍晚還是清晨。

你們想讓我今晚為你們做媒嗎？"他用韓語向房間里的人喊道，另一位領導人翻譯。恐慌點燃了我心中的一團熱浪。

一聲雷鳴般的 "是 "在我周圍回蕩。我無法回答，因為我害怕會嘔吐。我的視野中出現了一些斑點。我試著用教主教給我們的咒語來安靜我的心。

絕對的信仰。絕對的愛。絕對順從。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是模糊的，因為我在悲傷和恐懼之間交替。儀式結束后，我又借了一部手機給家里打電話。我母親睡眼惺忪的聲音接了電話。

"我被配上了，"我說，沒有感情。"和一個挪威人。" 然后我掛斷了電話。

三天后，在那個擁擠的舞廳后面，我站在一個高大的陌生人旁邊，同時穿著一件大了幾號的婚紗。我對回家感到灰心，甚至在前一天的耶誕節也是如此。我從小就相信，如果我離開，就意味著我可能為邪靈世界設定條件，阻止我通過參加祝福活動為上帝取得勝利。相反，我呆在舞廳里，和其他成員一起睡覺、吃飯、聽講座。我媽媽得到了特別許可，接我去匆忙地買一件衣服。

盡管有一種霧狀的麻木感籠罩著我，但在祝福儀式上，我的個人真相變得清晰起來： 我不相信文鮮明是彌賽亞。然而我就在那里，用我不懂的語言重復著誓言，把自己許配給一個陌生人。就在那時，我終於知道我必須要離開了。無論這個人有多好，多善良，我都不能在我不相信的基礎上與人建立婚姻或生活。

在我22歲的前一天，我簽署了相當於教會的離婚文件。這是我給自己的生日禮物。我花了兩年的時間來爭取獲得 "打破祝福 "的文件。之前所有試圖結束這段關系的努力都被忽視了。我的配偶和他的家人用電話、電子郵件和探訪的方式追問我，試圖讓它發揮作用。我的父母懇求我，勸說我--有時我的掙扎會威脅到我們的關系。我確信在他們心中，他們都在努力將我從撒旦的魔掌和結束婚姻的毀滅性罪惡中拯救出來。

但是這個禮物是苦樂參半的。在打破我的祝福時，我失去了我作為受祝福的孩子的身份，不得不從一種零開始重建它和社區。不過，我仍然是幸運兒之一。雖然在我離開教會后，我的父母感到非常震驚和憤怒，我們也經歴了疏遠的時期，但我們還是努力保持著關系。太多像我這樣的人被他們的家庭所回避，他們不能接受與他們信仰不同的孩子。

作者的一張題為 "保持和平 "的照片，來自她的《白裙子的負擔》項目。

文鮮明於2012年去世，留下了一個龐大的宗教和商業帝國。從那時起，就出現了分裂。文的遺孀掌管著教會的主要分支，而兩個兒子則領導著分裂的團體。這條斷層線使一些家庭分裂，并給其他人造成信仰危機。許多成員也打破了他們的祝福，所以現在的恥辱感 較少。雖然有些人選擇重新獲得祝福，但也有一些人離開了教會。我的父母選擇留在教會，既結婚又在教會。

對於一些人來說，這些破裂引發了反思和改革。我聽說在教會的主要分支中，第二代成員正在幫助選擇他們的配偶。有些人受到非會員的祝福。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會回去。

對我來說，離開並不是最困難的部分。到目前為止，更困難的是站在我身份的廢墟中，仔細檢查殘骸，看看是否還有什麼值得搶救的。如果我不再是聖子，那我是誰，我的價值從何而來？沒有簡單的答案，也不能保證時間可以治愈這些傷口。

最終，我為自己建立了一個幸福的生活—我被告知在外面是不可能的。文曾警告說，那些離開的人將死於悲慘的事故，被雷電擊中或得癌症; 可悲的是，在我打破祝福的幾周前，我媽媽被診斷出患有第四期乳腺癌。由於這種教導，我們之間存在著大量但不言而喻的指責，認為我可能是原因

在治療期間，我幫助照顧她。但一結束，我就湊了900美元，買了一輛生鏽的舊薩博900，并在當地大學附近租了一個房間來上課。我學習了攝影，并在報紙上找了一份工作來支付我的學費。盡管如此，我離我的家人只有幾分鐘的路程。對我來說，在他們身邊很重要，特別是如果我的兄弟姐妹離開教會-的話-他們最終還是離開了。

在我建立新生活的過程中，出於恐懼和羞愧，我對自己的背景一直保密。我沒有能力理解我的經歴，也沒有能力用言語表達。但我開始把鏡頭對准自己，處理我的過去。多年來，我創作了一系列自畫像，名為 "白裙子的負擔"。它探討了在一個高要求的群體中成長，以及純潔文化、脅迫性控制和因此而產生的性、精神和情感創傷的交集。

創作這個項目從內部提取了一些惡性的東西，使人有一種難以置信的治愈感。我能夠釋放我的許多恐懼和羞恥。我對自己的過去和傷痛越誠實，就越能與他人結合。這種親情告訴我，我并不孤獨，即使有人與我的背景不同，我的痛苦也不是唯一的。雖然我聽到別人有類似的痛苦時總是很難過，但這種聯系幫助我超越了我的痛苦。

圖:作者在紐約市的一個小組中談到她的成長經歴和相關藝朮。

今天，我婚姻幸福，最近迎來了一個女兒。初為人母的變革性經歷——無論是喜悅還是掙扎——改變了我看待過去的視角。我的母親七年前去世了。她在病床上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也許我應該讓你們這些孩子做你們本來的樣子。” 我全身僵硬，充滿了悲傷和憤怒，除了點頭之外無法做出任何回應。但今天，我想向她的遺言致敬，作為我如何撫養自己孩子的北極星。在自我發現的旅程中觀看並支持她將是多麼美好的禮物啊。而且，我懷疑這也能治愈我

沒有一個單一的故事可以囊括在統一教會中成長的各種可怕經歴。然而，當我與其他已經離開的人聯系時，我發現我們都有類似的痛苦暗流涌動。我們中的許多人在成長過程中感到與真實的自我脫節，被脅迫成為表演性的身份，以保持安全并保持父母和社區的愛，而這往往是有條件的。

我不再信教了。我發現有太多其他信仰在身後留下傷痕，這些傷口的形狀令人痛心地非常熟悉。從某些方面來說，在一個多年來一直與“邪教”標籤作鬥爭的群體中長大感覺更容易。群體內部和外部世界是二元的，我可以將其標記為“壞”和“好”。但這樣做是一種簡化，並且錯過了更大的圖景。

一個人不一定要像我一樣被撫養長大才會經歴脅迫性控制，"脅迫性控制被定義為一種行為模式，使某人能夠通過恐懼和控制對另一個人施加權力。" 我在統一教會中經歴的動態，在許多其他基督教會、政治團體、工作場所和關系中都存在。隨著2015年《重罪法》的出台，英國已經開始立法反對親密關系中的脅迫性控制，但在美國國內沒有這樣的聯邦法律，而且并非所有州的法案都提供平等的保護，或在家庭領域之外提供任何保護。

部分問題是，許多立法者不了解脅迫性控制，因此，提出這些法案的立法者可能會因此而面臨艱難的戰斗。但是，我們越是把像我這樣的故事帶入公共論壇，我們就越能闡明問題所在，討論解決方案，并為那些需要治愈的人提供服務。

珍-基巴是一位獲獎的藝朮家，其作品在全球范圍內展出。她正在攻讀強制控制心理學的碩士學位，并正在撰寫一本回憶錄，講述她在統一教會的成長經曆。珍也是#igotout.org運動的合作成員，該運動旨在激勵高需求環境的幸存者講述他們的故事。她與她的丈夫和女兒住在紐約哈德遜谷。她的藝朮作品可以在www.jenkiab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