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著全世界執行力遠遠最高的政府,在習近平10年整頓之後,更加是紀律嚴明,中央決定的重點政策似乎沒有失敗的道理,但是中共的體制、組織和原則有一個致命的軟肋,才讓我建議不要冒進;這個軟肋並不是什麽秘密,我的嘴皮都已經快說爛了,亦即學術管理。正是因爲學術管理的不足,才會有許多“學者”、“專家”被西方宣傳徹底洗腦,導致2009年宏觀經濟調控的過度和2017年對Trump戰略意圖的誤算。近年來,隨著習近平不斷出臺新的改革,部分毛病在被逐步甩脫的過程中,但在科技路綫選擇和資源分配上,沉厄依舊深重。
我一直是努力從淺顯、直接的角度出發,來討論中國在學術管理上的困難,不過我必須提醒大家,這個問題極深、極廣,並不只是假、大充斥的逆淘汰,或幾個利益山頭詐騙公款、虛耗國力而已。這些現象固然限制了自主研發的效率,大幅增加了產業升級、超趕先進國家的難度,從而壓低了無數從業人員的生活水準,但它們在邏輯上其實是另一個更基本的矛盾的體現,亦即當前中國學術管理哲學與理性治國理念之間的絕對抵觸。
中共自鄧小平開始的理性治國方針,最根本的原則之一是權力必須尊重科學和理性,而後者在實踐上往往來自專業意見。這個原則本身並沒有錯,但也同樣起自鄧小平,它被逐步誤解扭曲成爲權力必須尊重專業大佬,然後進一步演化成爲權力必須被賦予學閥。這樣的結論當然只有先假設科學成就等同人格智慧才能成立,但事實往往是徹底違反那個假設的:例如20世紀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的創始人之一Lila Gleitman的丈夫也曾有感而發:“Great scientists are often not great men.”(Lila的回答是:“Yeah. For instance, I’m not a great man.“ Henry Gleitman和老婆一樣,同是U Penn心理系的教授,雖然在學術成就上比不過Lila,幽默的程度卻差不多,例如下面這個有名的玩笑話”God must have loved the C students, because he made so many of them.“就出自其口)這還沒有考慮到中國的所謂一流科學家(”院士“),在國際上可能二流都算不上(參見高能所的領導名單;有些讀者或許覺得這麽說很不客氣,但我認爲對賣國求榮的人沒有什麽客氣可言)。
這些大佬在全世界都霸占了專業議題上的發言權,中國又多給了政治地位和管理職能,原本中國式龐大而强力官僚體系的良性制衡就只能來自科學和理性(包括反腐,這是爲什麽習近平的紀委對於采證的要求極爲嚴格),但這些學閥卻兼有政治權力和專業權威,不但在相關政策上擁有絕對、完全不受節制的決策權,而且可以利用政治能量來進一步提升專業聲望(例如通過中宣部來壓制批評論點和吹噓自己的成就,以及壟斷科研預算來做外國團隊負擔不起、卻無啥重要科學意義的實驗),再反過來用專業聲望來騙取更多的政治能量,如此無限循環;過程中還可以順便開些公司,藉著官媒的吹噓在股市收割韭菜,這是政治官僚想都不敢想的大筆外快來源。
我一再地說,政治的目標是公益的最大化,而其實踐的基礎則是理性和專業的態度。中共雖然是當前人類社會理性程度最高的政府,但這個把科學事實和專業權威混爲一談的邏輯謬誤,卻是一個極大的隱憂;如果不儘快修正,將政治上和科學上的話語權分開,那麽自私自利、竊國自肥的學閥必然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離譜。我長期批評的幾個假未來科技,已經成爲十四五的重點投資對象,但這其實只是上述謬誤的必然結果,如果不從根治起,只會隨著中國科研層次的推進,而對國家人民造成越來越大的失血。正本清源,刻不容緩。
【後註一】這篇正文的内容,其實已經在我腦海中醖釀五六年了,但是因爲我在中美貿易戰、中歐宣傳戰、以及其他國内國外政策上,還有重要的意見必須表達,不能冒著被封殺的危險直指中國學術界腐敗的核心,就一直壓著不談。習近平最近的一波改革,才讓我放心:除了學術管理之外,中國的内外行政都已經步上正軌,那麽我終於有了效仿“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的底氣。畢竟我是台裔美籍,一輩子沒有去過大陸,這種實話我不説,還有誰敢説?原本想要上史東的節目來廣爲傳播,後來覺得他經營收費管道,不像我這樣爲了有博浪一擊的自由而始終不追求流量,所以決定不要連累人家。
【後註二】留言欄裏,有讀者引述中國學閥利益集團的宣傳稿,借用ACM Prize和Aaronson來為量子計算背書。因爲這個論點荒謬之處太多,我在回復的時候必須澄清許多事實背景,對不熟悉邏輯思辨的讀者(如果你沒有看出Aaronson原本就因爲量子計算而出名,反過來用他的論點來支持量子計算是Circular Logic,那麽你可能屬於這一類),反而可能引起誤解,以爲必須全盤接受我的描述才能推翻量子計算的地位,其實不然。這裏的真正關鍵,在於一個學術性的(亦即不在乎實用性的)ACM Prize夠不夠格立刻作爲中國科技發展藍圖,拿來決定五年計劃的頭號投資對象?獨立、客觀、深入的可行性和效費比論證該不該做,有沒有做?如果做了,那麽可用性還差8個數量級,以摩爾定律的速度尚且要花4、50年和幾百萬億美元,這個問題是怎麽解答的?有這個解答,爲什麽中國科技管理階層要深藏不露,受到質疑這麽多年,總是避重就輕、引述美國權威,就是不拿出自己的實據來反駁?
我在《常見的狡辯術》一文中曾指出,最常用的狡辯術是轉換話題。上面的例子中,中國學閥拿美國的學術獎來説事,就是轉換話題的狡辯,因爲這裏的重點話題是量子計算該不該作爲中國的頭號科研方向,而不是美國人認爲量子計算該不該投資。同樣的,每隔三、四個月,國内外主要媒體都會報導新的量子計算的“突破”,其吹噓的核心論點總是在某某無實際用途的特定程序上比傳統電腦快了多少倍,這也是轉換話題,因爲這裏的重點話題應該是量子計算距離實用(亦即破解密碼)還有多遠,而不是它能跑多少無用的程序。
【後註三,2022/01/21】博客自從早年試圖揭穿無實際價值的假基礎科研(例如大對撞機)和假未來科技(氫經濟、核聚變)等騙局一開始,就已經預期既得利益者所用的狡辯術會包含Straw Man Fallacy(另外樹靶、轉移話題),亦即假裝我的批評針對所有基礎科研和未來科技,所以博文一直都提供真正值得投資的正確方向作對照。不過量子計算因爲政治原因,一直到四個月前的這篇正文才讓我有說實話的餘裕,還來不及做出完整的論述,只簡單提起過AI是計算科目的合理研究方向之一,但其實芯片設計上還有更具顛覆性的可能突破,值得在此詳細討論。
積體電路内含高度集成的電晶體,而當代商業芯片(包括CPU、GPU、DRAM、Image Sensor等等)所用的電晶體,都基於同樣的CMOS設計,這是因爲CMOS有相對高速、低能耗的特點。然而經過50多年的Moore‘s Law發展,CMOS的潛力已接近被徹底挖掘殆盡,尤其是物理上的所謂Boltzmann Tyranny(電流每改變一個數量級,電壓必須變動至少0.06V,這只要是CMOS設計就無法在工程上避免),使得進一步減低能耗(以往主要靠減低電壓)極度困難,而當前半導體工業的最大主流卻正是繼續發展隨身輕便的消費產品,因此開發使用不同物理機制的電晶體結構,是在2030年代彎道超車的重要機遇,例如Intel剛剛宣佈將大力投入MESO技術(Magneto-Electric Spin-Orbit,參見《Intel looks beyond CMOS to MESO》)。我並不是專門鼓吹MESO:它也有一些先天缺陷,不一定能成功商業化,但全面探索可以替代CMOS的技術,卻是中國在未來十年扭轉半導體產業落後挨打局面的最佳契機,就像現在的電動車革命容許中國車企取代德日廠商那樣。
另一個值得趕緊全力投入的未來科技,剛好就和電動車有關:中國當前在電動車市場上的優勢,基本是過去十年成功扶持動力電池產業的結果,然而在電池之外,電動車還有其他的核心技術,其中最重要的是Power MOSFET;它已經成爲制約充電速度和效率的關鍵。在這方面,中方還處在國際第二梯隊的追趕狀態,剛要量產第二代的SiC,而歐日廠商已經開始批量供應第三代的GaN。同樣的,中方應該以全國之力,提早投入第四代Vertical GaN技術,以便在5-10年内彎道超車,領先普及kV級的動力電路。
和40年内絕無實用可能的量子計算相比,這些都是在10-15年之内必然能夠顛覆既有重要產業的新技術;科技部在中國面臨美方全面科技封鎖打壓的戰略挑戰下,一再忽略亟需投入的關鍵方向,反而把有限的資源浪費到毫無意義的空談上,實在是國家和人類社會的罪人。
【後註四,2024/01/05】多年前我在參與大對撞機論證的過程中,曾反復提到過去40年所有十億美元級別以上的高能物理“大科學”項目,無不嚴重超支原預算的數倍,後來美國新上的高能實驗計劃自然也不能免俗。最新的案例是Deep Underground Neutrino Experiment(DUNE,地下深處中微子實驗),由Fermilab和Stanford合作,2012年核准時預算為8.5億美元,2015年動工後立刻漲到12-18億,最新的預算是33-37億,但這排除了原計劃中的若干部件;如果照原設計完成,目前預估需50億。請注意,距離完工尚早,繼續漲價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然。
朱院士认为从学术诚信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来看,我国的学术诚信问题还没有根本好转。而如何从根本上遏制我们国家这种严重学术不端情况的蔓延?百年以来,我们的硬件进步巨大,软件层面应该更加强调。当教育学生时,我们确实应该教授更多具体的学术规范,但根本而言,我们对青少年学术科学精神的培养可能更为重要。我们过去总是把科学看成是救国、强国、富国的工具,但是科学精神能弘扬和提升我们民族文化和精神,这是一个治本的理念。他提到科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真务实,还提到科学史学家萨顿曾说过:“大多数人只是从科学的物质成就上去理解科学,却忽视了科学在精神方面的作用。科学对人类的功能决不只是能为人类带来物质上的利益,那只是它的副产品。科学最宝贵的价值不是这些,而是科学的精神,是一种崭新的思想意识,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另外萨顿特别强调科学史,他把科学史定义为“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它描述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科学的主要目的和它的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他认为这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我们应该更加重视。
朱院士曾把学术不端的危害性总结成五条罪状。其中一条是祸害科学,摧毁科学界和科学家以及社会的公信力;不仅如此,他认为更重要一点是,“学术不端”将会“亡天下”。明末学者顾炎武曾把改朝换代称之为灭国,而亡天下是说一个民族的精神伦理底线彻底沦丧:“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以顾炎武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保卫一个朝廷,这是肉食者谋之。他把这两者做了区分,虽然与我们今天的定义不一样,但朱院士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它的科学家、教师、医生,都是社会良知的体现者,代表着社会的最后一块净土。如果最后一块净土本身的行为普遍缺乏诚信的话,对整个社会,对整个民族的文化、精神都是一种灾难,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学术不端行为,它实际上无形当中在侵蚀我们整个国家的道德、伦理和文化。
博主之前提到过行业内的良心人士,我认为之前提到过的饶毅教授和清华大学物理系朱邦芬院士都当之无愧。朱邦芬院士当年跟黄昆院士合作创立过半导体物理方向的“黄朱模型”,然后又多年来一直在公开场合披露中国学术诚信问题的两个史无前例,即:第一,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趋向的盛行,随着全民的平均道德水准的滑坡,随着我国目前以考试分数、学位、论文、项目经费、各种人才帽子等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全面建立和完善,学术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和严重程度史无前例。第二,我们社会对科研诚信问题的关注也是史无前例的。博主希冀的移风易俗其实朱院士也有呼吁。朱院士在19年的讲座(https://zhuanlan.zhihu.com/p/64583213)上也提到了当前国内学术界的风气:100年过去了,回顾我们现在的科学和教育,我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巨大,但很大程度上是硬件的进步,取得的成果比较多的是对已有知识扩展,多靠国外已发展的技术和设备;在精神层面,要想让科学精神在中国大地真正生根,在中国文化当中生根,还任重道远。科学精神的真谛是探索未知,通过科学研究把世界上很多不懂的事情弄明白。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好奇心、独立判断、批判,以及对人类的责任和担当。这种科研的原动力在我国的科教界比较缺乏。中国的很多教师和科研人员把科研看作是一种谋生职业,本质上还是原来科举文化的延续,把科研发表论文看作应付职业考核的要求,看成个人晋升的途径,甚至是做官的垫脚石,缺乏基本的科学精神,当下的学术诚信问题,与此密切相关。还提到了中国学术问题严重之处包括但不限于:部分主管科教界的官员和一些学界领袖,他们本人的学术诚信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而国外的科研人员,特别是主管级别的人物,一旦被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一般是没有脸面再做下去的。这一点后来应验了,21年初被饶毅举报的曹雪涛跟裴钢也都是院士,曹雪涛63篇论文被发现有较多“图片误用”,当时科技部这个“图片误用”调查结果出来后舆论愕然。
几个月前看到贺福初牵头的人类蛋白质组导航计划π-HuB落地的消息,心中无限唏嘘,感慨倒下一个对撞机计划,又起来好几个大科学计划。蛋白质组是我的专业领域之一,我深知它仅能够作为鉴定生命活动和疾病靶点的辅助性技术手段,而远不是一门科学。蛋白组和基因组尽管看起来很像,其实天壤之别。基因组非常稳定,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的不同组织,不同细胞类型,其内在基因组的差异是极小的,因此通过对单一来源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即可以获得几乎全体人类的基因组信息,这是人类基因组计划能够成功的理论基础。而蛋白质则不同,它是基因转录翻译后的产物,是细胞在不同环境中用来调控其生命活动的执行者,因此它天然就存在巨大变化,包括不同的剪切产物,不同的翻译后修饰等等。同一细胞在不同温度,PH值甚至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其蛋白质组是不同的。而π-HuB计划妄图鉴定人类全生命周期的蛋白组,其结果只能是大量组学数据毫无意义的堆砌,除了产生巨量的硬盘和所谓的生命大数据以外,不会对人类生命健康有实质的贡献。我一个蛋白质组学背景很强的同事跟我抱怨他没入选,我说挺好的,感谢你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借王先生的博客我想再讨论下大科学和小科学在国内科研经费占比严重不成比例的问题。中国的举国体制天生偏爱集中式的发展模式,在科研上也不例外,加上学术大佬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使得大科学在中国过度泛滥。其后果是大幅挤占自由探索的小科学的经费,而且给了学术大佬自肥的便利渠道。这很好理解,因为大科学天然就对产业转化有明确需求,由此衍生的大量所谓高科技公司自然成为大佬们的摇钱树。还有一个后果是不常被注意到的,即像量子通讯,氢聚变,人类脑计划这样的大科学计划,进一步加强了学阀从根源上控制整个学术界的能力。原因在于,大科学计划,如人类脑计划,每年的经费是三十亿,即使分成1000个子项目,每个项目依然有每年300万的额度。但是想要进入这个计划,需要学阀的点头。大量没有人脉的青椒所能够申请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每个项目是仅仅四年50万的支持。要知道,即使是科研已经日薄西山的香港,每个独立探索的RGC项目都有三年160万港币。国自然面上这点钱,连招个博后都不够,靠这些面上项目来维持实验室的运转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大量的青椒,除了捧学阀的臭脚没有其他的方法,要么被学阀收编成为打手,要么因为经费不足而被边缘化甚至淘汰。其结果自然就是各个领域都逐渐成为学阀的家天下。
在这个问题上,饶毅已经大声疾呼了多年了。高层似乎也有所察觉,像经费分配诟病最大的科技部就被重组了,但是还远远不够。我在此郑重呼吁,国家应当大幅削减大科学计划,把每个面上项目的经费支持提高到四年100万(这个标准仍然远低于美国和德国),这样大量的青椒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成为学阀的伥鬼。
王老师可谓善利万物而不争,您在183一楼的评论让我想到之前郑渊洁抨击国内教材主编公权私用,把自己的文章塞进课本。他也曾戏谑什么都有特长生唯独没有'道德特长生'。只专注升学成绩的教育体系,就是把学生代入极度功利的漩涡,现在恶果已经显现,到处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段且损人利己之辈。
中国的传统文化简单来讲就是儒释道三者,其三者都立根于德。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讲授与传播都流于形式,倘若这是中国每每经历亡国灭种之灾的护身符,未来再经历危难关头该何以维渡。不知如何为这些‘真善美’弘法,特别是‘真善美’甚至被讥笑的现在。
今天看到一则新闻(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64314545/answer/2742469223)简述一下:本科生从代写机构买论文并发表到期刊上,在保送北大后被挖出文章是抄袭的。虽然国内本科生买论文,买实验数据糊弄毕业设计已经不是少数,但是买来的论文还敢发表到sci真的令人咋舌,同时期刊也发表。目前国内通过电商平台购买论文比买到黄色出版物都容易,商家基本上挂着论文加急、定制等名称招摇过市。监管机构和校方目前的态度真的令人无奈。
PS:有些高赞回答竟然说让这个购买者和代写机构打官司。如果真的开庭,那可真是既可笑又悲哀。
的確,八年多下來,我一再感受到中國要進一步改革提升的最大難點,就是解決學術和教育方面的腐敗,尤其是理科基礎科研的腐敗,深入臟腑骨髓,徹底系統化,行内人別説全面的反思,連片面的批評都極爲少見。反過來,像中科大這種專業利益山頭,居然是中國國内唯一凌駕在政府和資本之上的特權階級,在公民營媒體上都享有超越最高領導的壓倒性話語權。
這次二十大的人事變革,基本把對資本主義和昂撒霸權有幻想的那批人全都換下去。換句話說,博客在外交、戰略、政治、社會、經濟和金融所倡議的理性社會主義策略,不再面臨體制内頑固反動勢力的抵制,只剩下基礎科研和高等教育管理,還不見有重視和起色,值得大家憂心。
王孟源 於 2022/11/04 10:55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