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大學畢業後在一家不到十人、毋須打卡的貿易公司工作，上海籍的老板頗為海派，除非有重大的生意要談必須早到公司之外，他從未準時到過公司，因此我們這群剛從學校出來的下屬有樣學樣，每天早上上班遲到半小時以上是稀鬆平常之事。

位於台北市延平南路的公司，離西門町電影街不到十分鐘的步行路程，我們經常利用中午十二點至下午一點的午餐時間，結伴去趕一場十二點半開映的電影，看完電影回到公司已是下午二點鐘了，說也奇怪，老板從未對從我們遲到整整一小時有過半句微辭，基於此因，再加上民風使然  ─  當年台灣的火車、公路局汽車時常誤點，一般老百姓的婚喪喜慶及電視台的節目撥出極少按時開始過，習慣成自然，這守時的概念越發的淡漠了。

及至來到加拿大，做的第一份工作，依然是不打卡的（我從未做過需要打卡或簽到的工作），記得剛進公司早上上班還算準時，後來慢慢地由每天遲到一、二分鐘，直至有一陣子每天都會遲到約五分鐘的光景，終於有一天加拿大籍老板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狠狠的申斥了我一頓，他說：「守時是職業工作者的基本道德和責任，上班遲到則充分的顯示出你的不敬業」，訓畢，在眾目睽睽下走出他那沒有關門的辦公室，迎接到的是同事們的異樣眼光，真使我羞愧得無地自容，自此之後再也不曾遲到過。

後來跳槽至一德國人開的公司，德國人對守時的要求更為嚴厲；倘若規定上午八點上班，這是指員工八點整必須已經坐在辦公桌前開始工作，而非八點才進公司大門，無形中又養成了我以後不論上班或赴約，不但準時而且比預定的時間還要稍稍提早到的習慣。

並非僅僅挨了加拿大老板一頓訓才覺醒到守時的重要性，在後來的歲月裡，我意識到加拿大人非常重視時間，多數人都有良好的時間觀念，他們視「遵守時間」為一個教養程度的體現。

漸漸的我對少部份由中、港、台移民來加的華人，依然不改其不守時的陋習而感到深惡痛絕，有一次參加朋友的家庭聚會，言明六點開席，結果有一家人近七點半才跚跚來遲，理由是：「下午出去逛街，六點多鐘回到家裡感到些許勞累，於是小睡片刻，所以來遲了」，說得振振有詞，理所當然，絲毫沒有歉意。殊不知，主人不好意思先行開飯，卻苦了一屋子二、三十位賓客，個個飢腸轆轆地傻等他們，顯然的，遲到的這一家人根本不懂得守時是社交的禮貌，也不懂得守時是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尊重。

和友人聚會準時赴約，不但表示重視對方，同時也表示赴約的誠意；贏得別人的尊重，自己也會受益很多，至今還有少數人用遲到來凸顯自己的地位，這是極為落伍、可笑和不成熟的做法。

原文刊登於北美世界日報加拿大版：「新移民‧新世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