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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最大叛徒蔡孝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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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最大叛徒蔡孝乾
叛徒影響重大(2024-01-26)
在台灣共產黨運動的歷史上，蔡孝乾是一個重要人物。他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早年參加台共，當選中央常委。曾參加過中共紅軍的長征，抗戰時期曾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長等職。抗戰勝利後，他奉命潛返台灣，擔任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初期，蔡孝乾被捕後叛變，出賣了台共組織，最終導致整個台共組織被偵破。蔡孝乾變節後長期在國民黨保密局從事「匪情研究」，被授少將軍銜。他的一生可謂跌宕起伏，其經歷至今令人稱奇。( 引用《同舟共進》文章。)
蔡孝乾領導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發生75年以後，臺盟上海市委 (2022-02-28)，
在《臺盟前輩與“二二八”起義》一文中揭露以下實情 :
一、在臺北、台中開展武裝鬥爭
在「處理委員會」與國民黨陳儀當局進行激烈鬥爭的同時，全島各地紛紛自動組織起來，開展武裝鬥爭，臺盟前輩積極參與其中。
臺北缺乏武器，國民黨的兵力又比較集中，武裝起義不容易。這時候，中共台工委的領導人(蔡孝乾)站在人民中間，領導和組織他們發動武裝進攻。李中志是中共台工委指派的臺北地區武裝起義總指揮，他積極組織學生開展武裝鬥爭，把動員而來的學生編組為三個大隊。其中，第一大隊在建國中學集結，由陳炳基帶隊；第二大隊在師範學院集結，由郭琇琮指揮；第三大隊在台大集結，由李中志指揮。李中志同時也是這次行動的總指揮，副總指揮是郭琇琮。
他們的作戰計畫是這樣的：3月5日凌晨兩點，先由第三大隊帶著烏來的高山族同胞，攻打戒備較鬆的景美軍火庫；然後，第一大隊與第二大隊會攻戒備較嚴的馬場町軍火庫；各隊取得充分的武裝後，再分頭負責攻取市內所有的軍、警、憲武裝據點；拂曉時，各隊一起進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3月4日晚，由陳炳基領導的第一大隊的學生在建國中學集結待命，準備攻取陸軍醫院的軍械庫，奪取武裝後再進攻員警大隊和憲兵隊。那晚，下著大雨，雖然沒有拿到武器，但隊員們鬥志昂揚，個個手持鐵棒、木刀、木棍等武器，摩拳擦掌，準備與當局反動武裝決一死戰。但原定桃園方面的武器供給始終沒有來，也遲遲等不到凌晨三點開始行動的信號彈。據黃幸回憶:「那天晚上下著傾盆大雨，我們在等指揮部的命令。當時說烏來山上的高山族同胞要下來一夥人，他們有武器，他們動起來我們各地再行動。當時等了半天，烏來的沒下來，雨又太大，指揮部下令行動取消。後來得知多虧那天沒行動，如果發動的話，死的人恐怕也不會少，據說人家機關槍早就準備好了。」
二、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1947年3月1日上午10時，臺北市參議會邀請國民參政員、制憲國大代表及省參議員在中山堂召開緊急會議，決議成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派代表向陳儀提出：解除戒嚴令及釋放被拘民眾等五項要求。陳儀表示「凡有關臺胞之福利意見無不接受」，派民政處處長周一鶚、交通處處長任顯群、工礦處處長包可永、農林處處長趙連芳、警務處處長胡福相等5人代表政府，與臺北市參議員、省參議員、國民參議員、國大代表等合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
「處委會」成立後，選王添灯為宣傳組組長，林宗賢、張晴川、林日高為委員，任務是每天會後公佈當天「處委會」的新聞，必要時到電臺向全省廣播。「處委會」擴大後，官方代表不參加開會，「處委會」成員越來越複雜，也有政治野心家、特務以及流氓等。「處委會」成為臺灣人民各種政治力量與國民黨統治政權進行政治鬥爭的場所。在這場複雜、激烈的鬥爭中，王添灯沉著應對，排解眾議，提出令人信服的政治改革意見，每天發佈「處委會」新聞，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蘇新在《王添灯先生事略》一文中指出，「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與委員林日高完全按照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台工委）的方針、指示進行鬥爭，他們與中共台工委負責人(蔡孝乾)保持著密切聯繫。蘇新進一步指出，他與潘欽信、蕭友三（蕭來福）、蔡子民等《自由報》同仁組成王添灯和林日高的參謀部，為王添灯準備發言、提案和廣播稿等，遇到重大問題或意思不甚一致時候，都經聯絡員蕭友三請示廖瑞發，再由廖瑞發請示中共台工委負責人(蔡孝乾)；參謀部主要任務是阻止「處委會」的妥協行為，利用王添灯的地位進行公開宣傳，暴露國民黨的專制腐敗，引起全省人民注意，以推動各地鬥爭。
三、《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經蔡孝乾審核
據蔡子民回憶：「在這期間，我記憶最深，值得記錄的是關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的起草和提出。因為五日的『處委會』通過的《政治改革草案》八條，內容過於簡單，會議推舉王添灯起草具體方案。王添灯回來後，叫潘欽信、蕭友三和我儘快草擬。於是，六日我們三人在《自由報》辦公室，將『處委會』得到的對事件的處理意見，綜合起來加以研究討論，由潘執筆，草擬了《處理大綱》……最後，由阿榮謄寫三份。傍晚，一面交給王添灯，一面由蕭友三找地下黨負責人(蔡孝乾)。據蕭說，負責人(蔡孝乾)表示，時間緊迫，來不及開會討論，就這樣提出去。
在『處委會』上，王添灯指出：『這次的事件完全是全省人民對於一年多來之腐敗政治的不滿同時爆發的結果』，『非由於省界觀念而發生的事件』，並宣讀了三十二條處理意見。三十二條主要內容包括：反對貪污腐敗，反對內戰，反對濫用軍權，反對對台籍公教人員的歧視和差別待遇，要求省政改革，實現政治民主和高度自治，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權利等。其核心就是要求臺灣實行民主和自治，反映了臺灣人民的政治訴求。由於他說出了臺灣人民要求當家做主的願望，提出了在當時條件下的民主自治的具體要求，在熱烈叫好聲中通過。各種不同目的的人也爭相發言，提出要求，追加了十條，最後處理大綱增加為四十二條。
會後，王添灯和其他代表一起乘車去長官公署，向陳儀提交處理大綱，遭到陳儀的拒絕。回來後，王添灯到廣播電臺，向中外說明『處委會』的開會情況及被陳儀拒絕的詳情，宣讀四十二條處理大綱。最後，他說：『處理委員會的使命已經完了，從今以後，這次事件已不能單由處理委員會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同時才能達成省民全體的合理要求，希望全體省民繼續奮鬥』。」
根據法院判決書對張金爵叛亂案的案情描述：「張金爵於民國37年1月2日由謝必生介紹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先後受謝必生、廖瑞發、張青芬、陳燄樹等領導。於陳燄樹領導期間承命介紹王霖傳、賴清鍊參加匪共，同年底取得匪共黨籍。陳燄樹欲控制臺北市公共汽車賣票公會司機工會等合組產業工會，張受命籌組均未成功，民38年（1950）5月間因與陳燄樹感情破裂回彰化原籍，即無工作表現。」
張金爵於判刑後關押，一直到出獄都非常低調，絕口不提當年事，
等到白色恐怖平反後，回復名譽，領到700萬元補償金，才終於開口接受學者及記者的調查採訪，根據2001年10月的採訪記錄，張金爵表示：「潘（溪圳）先生當選第一任理事長。我離開陸軍醫院之後，孫古平帶我到司機工會擔任會計，從那時起，我化名張彩霞。」
林至潔於2002年9月的訪談時，她則表示: 「三月一日我們得到通知，醫院準備起義，在院中我們已安排好各單位等著炮聲一響，立即行動，管設院內一切工作，可是二二八事件那一年，有四十八天連續下著雨，所以，我們在雨中守著崗位，而且，我們同事守著打開的門，被雨淋透了身，到了天亮，廖瑞發趕來說，林元枝上角板山找高山族，因雨天路不好走，取消下山，我們的計畫隨著取消。」
2002年9月訪談的記錄中，張金爵則提到: 「當時蔡孝乾認為郵政局、鐵路、司機三個地方控制得宜，就勝利在握，因而派張金爵前往司機工會。」
因此我們才終於知道:「二二八事件那一年，山區有四十八天連續下著雨」，讓烏來山區的山路無法行走，高山族人無法支援平地的武鬥，使整個計劃胎死腹中，蔡孝乾在北部一事無成，對比謝雪紅二七部隊在台中區的大獲全勝，蔡、謝心結徹底發酵了。
又經由《楊克煌遺稿》的問世，我們知道:
「當晚，謝雪紅和我都回到大華酒家。八時左右蔡孝乾果然來大華酒家，這是他回台第一次來會見謝雪紅的。當時我沒有參加他們的談話。蔡孝乾回去後，謝才告訴我她見到蔡時，即提出他要我們移交領導權之事來質問蔡。蔡說此事已經過去了，現在不要再提起了。蔡接著說：『我們決定最近要召開一個全省武裝力量的會議，成立一個全省的武裝領導機構，你們也要準備參加，……。』」
楊克煌回憶:「十日晚，謝雪紅接到通知說處委會要開會，地點在原日帝台中州廳。我和十幾個二七部隊隊員保護謝去參加。謝進去參加開會，不一會就出來，對我們說：「會上大家主張要再請黃克立出來當市長，問我意見如何，我說這個問題要徵求台中市民的意見，我就離開會場了。」我們再保護她回二七部隊。
聽說3月9日處委會就開始不給大米飯吃了，代之以白薯，這表示要趕走人的；在10日，他們就開始燒毀文件了。
後來我們得知從3月4日至6日，圍攻虎尾飛機場的武裝隊伍，曾在嘉義電台廣播呼籲謝雪紅派部隊前去救援。可惜當時我們沒有聽到這個廣播。
1947年3月12日上午，謝雪紅和我最後一次由二七部隊回到大華酒家，聽到謝真南說蔣匪軍隊即要開到台中了。謝對我說我們要馬上回到二七部隊，叫我把東西收拾一下。我說現在有什麼辦法收拾呢？謝下樓去向她三嫂借了一對金手鐲，我把“中部地方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的兩枚圖章的橡皮部分剝開，塞進地板下面。這時謝又回樓上來了，我說我們走吧！於是，兩人就離開了大華酒家。我望著留下來的一些衣服、書籍（其中有一本我1934年在獄中時買的英和大辭典、幾雙皮鞋、一個裝茶葉的桐木箱、一輛24吋自行車等等），永別了！連替換的衣服，日用品都沒有帶。
中午時候，我們回到二七部隊，即向該隊幹部宣佈下午15時二七部隊轉移到埔里，大家馬上開始行動，由運輸隊去準備車輛。
15時正，一百多人二七部隊隊員分乘三輛公共汽車和幾輛卡車離開台中了。正要離開台中時，我們看到李韶東這個“進步分子”，他在起義中沒有出來參加鬥爭。
車隊行到草屯的時候，坐在卡車內的隊員何集淮等說，要到該地的蔣匪軍倉庫搬一些日用品（毛毯）和糧食。黃昏時候，二七部隊抵達埔里鎮，即到埔里小學駐下來，準備做飯。當晚，謝雪紅和我又出去訪問一個原農組的幹部（阿分兄的親戚？）
3月13日早晨，二七部隊由埔里小學搬到原日寇的「武德殿」。當時，我們知道該鎮鎮民對二七部隊的進駐存有懷疑的傾向，即決定派一部分隊員到街上宣傳二七部隊的進駐該鎮是為了抗擊蔣匪軍，並鼓勵該鎮青年來參加二七部隊；另派一部分隊員去佔領該鎮警察分局。後他們發現隊員中有一個姓石的人有通敵嫌疑，就順便把他扣押在該分局的拘留所，
後來，我們得知蔣匪軍整編的第二十一師於13日開到台中，佔領大華酒家、作戰本部及林連宗家宅，並設師部於大華酒家。
3月14日清早，謝雪紅帶領幾個隊員，坐一輛汽車進霧社，去和高山族人民聯繫。
當天大部分隊員留在駐地整修武器。
八時許，鐘逸人通知我到一家旅社開會，參加者有：鍾逸人、周明、蔡伯勳、呂煥章、何集淮等八、九個人，會上鍾逸人說：『蔣匪軍已開到台中，我們的隊伍太小，不能抵抗，我建議解散二七部隊。』當時，我表示反對，與會者大多數也不同意他的意見。鐘逸人即離開會場，回台中去了。他出去後，大家推選周明繼任二七部隊隊長。參謀長黃勝卿也在這前後不見了。」

風雲女護士張金爵積極參加共黨革命
(一)、張金爵出身微寒
張金爵1923年出生於彰化，張金爵出生貧困，生父失業且有七名子女。一次年幼的張金爵不斷哭鬧，父親要張金爵的二姐張金鷹將張金爵帶去水圳溝放水流，後被嬸母巧遇而阻止，張金爵則被送到養母賴玉女家中。張金爵的女性經驗使得她的政治敘述往往會提到自身女性身份的命運，張金爵自述：「小時候有一次生父因為失業，正為這件事苦惱，我又不斷哭鬧，就叫二姊張金鷹將我帶至門外一條深水圳溝中讓水流走。」，此次遇見嬸母而逃過一劫，但村中張氏夫妻想收養小孩，張金爵被富裕的張家收養，從此改變命運。
張金爵在日治時期便結識楊逵、葉陶夫妻。戰後又透過楊逵認識臺共廖瑞發(又名廖煙)等人，並透過廖瑞發結識李中志，因而閱讀到李中志從日本帶回來的河上肇《唯物辯證法第二冊》、《第二貧乏物語》，自述學到許多理論的奧妙。
李中志也利用河上肇著作的《貧乏物語》充實同志們實踐革命的思想。日本左翼哲學家河上肇（1879-1946）著有《貧乏物語》、《資本論入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探討歐美資本主義如何使更多人陷於貧窮、勞動剝削等內容的討論。張金爵在判決書的事實陳述亦受到河上肇、辯證法、唯物論等書籍影響。
許金玉一九四六年在郵電總局向計梅真(原名計淑人)、錢靜芝(原名錢勤)等人學習。郵務工會第一任理事長陸象賢寫到錢靜芝在郵工補習學校中:「不分課內課外，校內校外，日以繼夜地工作，啟迪青年工人的心扉，提高工人的覺悟。她把《新民主主義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艾思奇《大眾哲學》等書籍，秘密地介紹給進步學生閱讀。」
計梅真也拿《論人民民主專政》、《唯物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書籍給郵局臺灣籍員工閱讀。郵電案同案人劉建修亦在訪談中提到計梅真自印教材給學員讀，其中包含魯迅寫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野草〉、亦有巴金、老舍等人的文章。
劉建修在回憶錄與叛亂案偵訊筆錄中都提到透過計梅真老師學習到群眾運動的方式，透過計梅真閱讀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人民民主專政》，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李熒臺在訊問筆錄中提及受劉建修介紹加入共黨，並曾擔任《野草》的寫鋼板工作，在〈懷念計梅真老師〉一文也提到計梅真與員工討論楊逵的〈送報伕〉。臺灣郵電員工國語補習班組織發行的《野草》雜誌也介紹巴金的文章強調與舊制度、舊觀念抗爭的內容。上述資料可以看到日治時期的左翼思想與戰後中國引進的社會主義思想在臺灣匯流，形成社會主義思想風潮。
張金爵曾接觸楊逵首陽花園的「焦土會」。一九四五年終戰，張金爵、賴瓊煙、鍾逸人等人合夥開辦「興中書局」。戰後於陸軍醫院擔任護士，結識臺共廖瑞發，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加入共產黨，參與「司機工會」，化名張彩霞，並與賴瓊煙協助辦《光明報》。一九五〇年牽涉司機工會案被捕，一九五一年被依「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判刑。判決書中寫著「張金爵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之，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判決理由是籌組臺北市汽車司機、賣票員各工會。國防部軍務局「張金爵等案」涉嫌參與叛亂團體等案件，經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等機關以叛亂罪判處有期徒刑並褫奪公權。
張金爵不僅在日治時期就結識葉陶，戰後加入省工委會、司機工會，成為串連許多位女性的核心人物，行動上不僅參與司機工會的怠工行動、亦與賴瓊煙油印、發送《光明報》。
張金爵伯父張棟樑在臺中開設「何厝莊書房」，張金爵常去臺中探望伯母。伯母愛插花，常要張金爵到楊逵的「首陽花園」買花。一九四四年楊逵於「首陽花園」成立「焦土會」，所謂「焦土會」是「以焦土抗日的心情召集了三十多位朋友到花園來，一邊翻譯，一邊排練這齣「臺語版」的「怒吼吧！中國」。張金爵因而在首陽花園而結識葉陶、賴瓊煙等人。首陽花園常有一大群人圍坐談論，張金爵:「也站著聽，覺得很有意思，不買花時也常常去聽講。那時約當光復前兩三年，戰爭期間，大家對時局都很擔心。」，「楊逵的太太葉陶，常說我是她女兒，我不懂的地方就請教她。」張金爵於日治時期便參加文化活動與演講會，結識葉陶後，葉陶拿了很多書給她看，張金爵也從楊逵那裡獲得《新聞配達伕》（中譯：《送報伕》）：「去花園的時候，常常可以看到他們有一群人在那裡談話。葉陶是一位很有親和力的人，一看到我就一直招呼：『來來來，進來坐！聽說你很愛看書，我這裡有很多書！來我這裡看書嘛！來，我拿給你看！』葉陶對我很好，拿了很多書給我看。我看了之後，心裡就想：『真的有這種書嗎？』楊逵跟我說：『我還有一本好書，不過現在零零落落，都沒人讀。』我問他為什麼沒人讀，他說:『因為日本人禁止我出版，結果我把它放到快被白蟻吃光了。』這本書就是楊逵的代表作《新聞配達伕》(中譯：《送報伕》)。」之後，因為楊逵介紹而認識廖瑞發，後被廖瑞發吸收而進入共產黨。葉陶為日治時期便參與農民組合的前輩，張金爵因為葉陶的網絡，更貼近了日治時期的左翼思想：「參加『焦土會』的人很多，但是光復之後，就漸漸散掉了。在那之後，我們三個女孩子(許青鸞、賴瓊煙、張金爵)的關係變得比較密切，常一起參加演講和一些活動。後來我們決定要到臺北發展，楊逵還幫我們寫了介紹信，叫我們到臺北找『廖瑞發』。廖瑞發自日據時代就是共產黨員，他的腳因為受到日本人的刑求，被炭火燙得潰爛，看起來很嚇人，但是他做人很好、很照顧我們。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會被廖瑞發吸收進共產黨。」，可以看見張金爵繼承日治時期社會主義運動者，且於戰後加入地下黨。
另一位影響到張金爵的女性就是嫂嫂林輕煙。張金爵提到:「會走這條路，也受到嫂嫂影響。養兄張連福，娶了草屯林萬振的妹妹林輕煙」，李友邦與林萬振情同手足，林萬振在戰前與楊逵一同坐牢，林輕煙受到兄長影響，轉述政治思想給張金爵：「我從小常聽她講這些思想上的事。日後逃亡時，我帶許多人回家躲，嫂嫂都沒說什麼，每個月還發一兩百元給他們剃頭、吃喝玩耍；農忙的時候，那些人也幫忙割鳳梨。」，白色恐怖時期，林輕煙這位：「開明的女士，曾幫助過不少『白色恐怖』中受難逃亡的人們。無論是什麼人去我們家，即使是政治犯，她都很歡迎，對這些人很好。」。
林輕煙也在張金爵在省工委會地下工作期間，協助工作。張金爵提到一九四八年間，因為當局開始抓人，組織下令疏散，張金爵逃亡期間:「我雖然在逃亡，家裡還是收容了一些難友:如果不把親友組織起來，怎麼能動員。同時，蔡孝乾又提出『紅旗政策』，只要共產黨一到，就把紅旗到處插起來，插得滿山遍野。為了執行紅旗政策，需要大批的紅布跟黃布來製作，布店都已奉命不能賣紅布，只好請求嫂嫂林輕煙去買。她出去說買紅布是為了還願，幫土地公做新衣、和黃彩帶，共有幾百尊。店家看她老實，才整匹整匹的賣給她。」。林輕煙在響應「紅旗政策」時，以女性身分以及民間信仰等日常生活作為身份為掩護，藉由對女性的防備較低以及日常的宗教信仰來展開協助的工作。
張金爵的女性政治系譜還包含自身成為串連他人的核心。張金爵在醫院工作時，與陳撬、潘寶玉、黃粧幾位女性交情不錯，張金爵提供書籍給她們閱讀並吸收她們做黨員。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醫院提出要「五人連保契約書」，廖瑞發決定讓他們離職。離開陸軍醫院後，結識了張志忠、季澐、鄭敏捷(蔡孝乾化名)，二二八之後亦與同鄉朋友施月嬌、沈彩霞討論社會動態。後又被派調「司機工會」服務，因父親入院而結識臺中醫院的值班護士張彩雲，並透過李中志吸收她入黨。當時「司機工會」的發起人潘溪圳認為司機們覺悟到需要團結才有力量，職業才有保障，因此成立了「司機工會」。張金爵被當時的司機稱為「臺灣第二個謝雪紅」。除了「司機工會」之外，張金爵還負責「婦女工會」，並吸收周碧霞等十人入黨。許姜嶺訊問筆錄。內容提及：「卅八年六七月間我母親患病，周碧霞說她有一位朋友張彩霞(即張金爵)會注射，所以周就將張帶來我家給我母親打針因而認識，後來張彩霞來我家時，曾帶一本共產黨書籍唯物論給我讀，但我漢文程度太差，就和周碧霞一塊研讀，並由張彩霞指導，此有一個月，但我和張彩霞來往時間大概有三個月，以後就再未會面。」。
周碧霞的訊問筆錄也提及因張彩霞吸收入黨，並與許姜嶺、蘇慰同一組織學習唯物論受張彩霞領導。黃瑞瑛也提及因張彩霞吸收入黨，受張彩霞領導。對比陳通和的訊問筆錄，張金爵以參加外圍組織「婦女民主聯盟」吸收周碧霞、許姜嶺、黃瑞瑛入黨，一九四八年廖瑞發派張金爵擔任婦女支部支委，可以看見張金爵串聯的角色。
此外，婦女工作上，當臺北市司機工會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選出理監事，潘溪圳為理事長。工會成立之後張金爵（化名張彩霞）則被地下黨派至工會擔任會計。張金爵加入「司機工會」時，主要負責婦女工作，當時化名「張彩霞」。張金爵承上啟下地串聯並影響不同的女性。張金爵提到: 「我在司機工會，是重點工作，整天從早到晚沒有休息。此外，廖瑞發也要我組織婦女會。婦女散居各處，草山、北投和三重都有，聯絡很不方便，所以想組織起來，才不用跑來跑去。但是工會的工作太忙，婦女會最後交給陳通和負責。」
張金爵雖然吸收不少黨員，但也提到身為女性身分的困難。如當初想吸收潘溪圳入黨，兩人思想交流時常遭到潘溪圳的辯駁，後潘溪圳由王忠賢吸收入黨，信服於王忠賢，張金爵因而提到:「我的女性身份作這個工作實在是多點困難」。
(二)、怠工行動與《光明報》
張金爵為司機工會怠工的參與者。自身受到葉陶、林輕煙影響，並與賴瓊煙參與《光明報》的工作，且借閱書籍給陳撬、潘寶玉、黃粧幾位女性，並吸收她們成為黨員。
「司機工會」成立的過程中，由張金爵與潘溪圳一同組織起「司機工會」，化名張彩霞，並尋覓有志青年入黨：「在社會中有志青年不少，想發展前程但往往因為沒有人助他們一臂之力而埋沒人才。當我發現了這種有志氣的青年，首先，我都會觀察一段時間，然後再去安慰他、教育他，鼓勵他走上人生大道，並且告訴陳焰樹(事發後他去自首)去栽培他，吸收他入黨，就這樣「司機工會」和黨的力量都增加不少。」
怠工行動上，一九四八年冬天，不少市營公車司機及員工們，時常被欺負或無理被解雇開除，尤其是司機與員工們都兩個月沒有領薪水了，因而司機工會引發抗議，司機與車掌也都配合「怠工」，爭取幾點權益：一、爭取快發所積欠的薪金。二、爭取每日工作八小時。三、爭取制服配給，也爭取到補發薪水以及制服配給的權益。那年(一九四八年)冬天，司機工會成功的發動「怠工」。原因是司機和員工常毫無理由被解雇，而且當時已有兩個月沒領到薪水。臺北市公車的司機來找潘理事長商量：「他去公車處理論，結果無效，政府規定不能罷工。潘先生說，那可以『怠工』吧。於是市公車的司機和車掌都配合，我和周耀旋寫了大字報：『司機家人大小都生活不下去了﹗工人是靠薪水過活的，沒有錢叫工人怎麼活？』大字報貼出去，坐公車的市民都能諒解。三天後公車處收入減少，來請潘理事長開會商量，終於同意補足薪水，每個人發兩套工作服。這次行動成功，司機們信心大增。」
陳柏謙提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公共汽車司機怠工:「市公共事業管理處司機因待遇太差要求加薪三〇%，但未批准，司機怠工，行車速度保持二十公里以下，市民希望市府盡快解決。三月十九日報導，怠工問題獲解決，原三〇%獎金為修理用津貼，現願改為技術津貼，擬辦法送審實施」，怠工前張金爵與周耀旋寫了大字報「司機大小都生活不下去了！工人是靠薪水過活的，沒有錢叫工人怎麼活？」，後因臺北市司機工會案，工會的地下黨人開始逃亡，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工會重新改組。張金爵在戰後油印、派發《光明報》時期，就接觸了河上肇的《第二貧乏物語》學習辯證法。《光明報》在一九四八年出版，呂赫若於一九四八年擔任《光明報》主編，投入地下工作組織。《光明報》有鑑於二二八事件發生，提議發行刊物分析事件背景與宣傳理念，後因基隆中學案被捕共有三十人。負責《光明報》抄寫、油印、分發的便是張金爵與賴瓊煙兩位女性：「賴瓊煙和我兩人也負責辦《光明報》。光明報是內部秘密文件，由蔡孝乾提供資料，我們兩人又寫又印，賴瓊煙出去分發。一開始只印二十張，一個組一張；到後來，印六十張還不夠，可見組織發展多快，只好由劉明介紹的印刷廠承印。」。
張金爵的行動與角色，不僅是吸收不少女性入黨的核心，也與賴瓊煙參與創辦《光明報》。其形象也可以透過在軍人獄中、新竹監獄以及生產教育實驗所與張金爵同牢房李碧霞之描述更具體。李碧霞提到張金爵在獄中綽號為「猛者」:「因為很有力氣，跟男生一樣。我們也叫張金爵『闊嘴的』因為她愛講話，比較口無遮攔。」但張金爵心地善良，李碧霞很受張金爵照顧。
張金爵與許月里亦有淵源。張金爵透過廖瑞發而結識許月里，並得知許月里父親與日本人抗爭之事蹟。許月里父親日治時期便參與文化演講，轉述並影響許月里抵抗殖民的思想，可見許月里思想上承襲自父親。許月里公學校快畢業前，考取臺灣銀行儲蓄部，並透過同學的姐姐加入工友協助會，此外，亦是日治時代農民組合的會員。一九二九年逮捕三百多位農民的二一二事件後，農民組合的成員再度集結，簡吉出面成立臺北辦事處，就是由許月里辦事。蔣闊宇的研究指出工友協助會由薛玉龍、薛玉虎於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成立，強調工人的互相救濟、互相連絡。一九三二年臺北州高等課的宮崎特高係長，與田代警部補，突襲工友協助會，逮捕了薛玉虎，同年十二月，薛玉虎病死於獄中。工友協助會的其餘幹部也分別於一九三三年被捕入獄。工友協助會大約也於此時瓦解。瓦解之前工友主要:「反抗日本政府對臺灣的不平等政策；同時幫助工友兄弟爭取合理工資；並且喚起女性自覺，反對封建的舊禮教束縛，如三從四德、男女授受不親等等，都是照顧被欺負的人。」。
許月里加入工友協助會後: 「這時正值爆竹會社發生爆炸火災，男女工人死傷很多。薛先生(薛玉龍)要我去慰問死傷家族，然後決議幫死傷的家族向業主要求賠償。當時的社會風氣很保守，職業婦女很少，參加工會的女工寥寥無幾。雖然工友協助會婦女部的事務由我擔負，然我對婦女運動不太關心，也許是受家父的影響，滿腦子全是反日帝的思想言論，認為社會問題若解決，不平等的婦女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因此不太重視男女不平等的問題。許月里負責婦女部，其思想認為女性問題是社會問題的結果，是少數從日治時期便投入革命的女性。張深切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七日上海「臺灣自治協會」的反對始政紀念日的集會，提到謝阿女主張婦女也得參加革命，才能使革命成功。許月里也是在日治時期就展開政治行動：「除了一般工運的事務之外，許月里在工友協會的主要工作是從事婦女運動。因為當時的社會風氣很保守，職業婦女很少，參加工友協助會的女工更是寥寥無幾，只有十多個女孩子。起初，『工友協助會』還經常有幾位年紀比她大的女孩子出入，但是，到後來，她們有的因為家庭反對，有的因為搬家，就不見了。所以『工友協助會』婦女部的事務就由我擔負，並且因此而被稱為『「婦女部長』」，後許月里被以「資匪」名義被判刑，被控濟助共產黨員簡吉、廖瑞發。簡吉、廖瑞發都是許月里在日治時代工友協助會認識的舊友，在一九五〇年再相遇時借予路費，許月里參與工友協助會的左傾行動或許是當局逮捕她的緣由。
台灣地下黨人的犧牲
　　臺灣“工委”成立後，為配合中共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組織臺灣民眾開展反蔣鬥爭，發揮重要作用。
　　1947年1月，省工委接獲中共中央的指示，針對發生在大陸的美軍士兵強姦北京大學女學生的“沈崇事件”，在臺北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反美示威，還發動彰化永靖鄉農民減租鬥爭和鐵路局臺北機務段員工加薪運動等。
　　1947年2月28日，臺灣“二·二八事件”爆發。2月27日晚，緝私隊員在臺北天馬茶房外打傷了販賣私菸小販林江邁，流彈傷及圍觀民眾陳文溪，於2 日後傷重身亡。2月28日，臺北市民罷市、遊行請願，燒車抗議，搗毀專賣局，打死兩位職員，又遭陳儀當局的鎮壓，激起了全省民眾的憤怒，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幾天之內，暴動民眾控制了臺灣大部分地區，後來暴動民眾受到國民黨軍鎮壓，死傷數千人。“二.二八事件”中，地下黨領導人謝雪紅和張志忠投身領導群眾武裝抗爭，張志忠在嘉義聯繫地方反抗人士，組成臺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擔任司令員。後因國民黨軍隊到援，轉入山區，民主聯軍人員化整為零，張志忠從此轉入地下活動。
　　1949年春天，臺灣省“工委”向各級地下黨下達了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份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 並在臺北市創辦了《光明報》。1949年6月，《光明報》發表題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論。文章是由中共地下黨臺灣省“工委” 委員林英傑起草的，文中分析了祖國大陸解放戰爭的大好形勢，向臺灣人民轉告了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以後大舉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國解放指日可待的發展趨勢，號召臺灣人民積極行動起來，做好一切準備，迎接全國解放。後來，全臺灣島很多地方包括公共場所都出現《光明報》和大大小小的革命標語。中共臺灣省工委發動的這次宣傳攻勢，震撼全島，也驚動了蔣介石。
　　在一次散發報紙時，地下黨員故意將報紙塞進了行政院長陳誠的辦公室以及蔣介石的士林官邸，蔣介石大發雷霆，下令負責臺灣安全事務的保安副司令彭孟緝一個月內破案，但彭在規定時間內無法破案。於是，蔣介石又將此案交給保密局長毛人鳳。
　　臺灣省“工委”的實力，在1949年4月6日發動的“四六學潮”中得到充分展現，這個時期省“工委”的運作十分積極，並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議書》，表示：“如果我們的攻台計畫，需要考慮季節風勢的話，則攻台日期，應以明年四月最為適當。”當時臺灣之地下黨設定1950年4月，作為從島內回應解放軍攻台行動的發起時間。
此外，1949年12月初，臺灣地下黨朱楓（朱諶之）通過國民黨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掌握了重要軍事情報，吳石向她提供了一批絕密軍事情報的微縮膠捲，內有《臺灣戰區戰略防禦圖》；舟山群島和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備圖》；臺灣海峽、臺灣海區的海流資料；臺灣島各個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海軍基地艦隊部署、分佈情況；空軍機場並機群種類、飛機架數等。朱楓迅速將這批情報通過在香港至高雄的“安福號”貨輪上做大副的秘密交通員，傳遞到了華東局情報部門，其中，幾份絕密情報還呈送給毛澤東主席。

台籍青年對中共存有幻想
　　八年抗戰結束後，部分台籍青年對中共存有幻想，並對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心生嚮往，因此，高級知識份子之間開始出現大量的左傾人士，1945年開始，國府與共產黨的內戰加劇，自此，中共開始計畫大量滲透到國民黨統治區，1946年北平發生美軍強暴北大女學生沈崇案，國府聲望一落千丈，各地學潮不斷，而台灣大學生甚至為支持共產主義遊行並瘋狂引為風尚，此時期加入共產黨的台籍青年如吳克泰、陳炳基或滲透至台灣的學者如黃肅秋等，開始結合舊日台共的同志，參加解放台灣的工作，此類工作早在1946年的海南島及其他國府掌控區域即不斷發生，只是當時無法可依，對學生進行逮捕及審問，至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大量台籍菁英左傾，加上當時國府在中國大陸戰事節節敗退，顯得陷入風雨飄搖，臺省有志青年紛紛加入中共解放台灣的工作，當然也有少部分是投機者認為國府可能即將敗亡，加以老台共如廖瑞發與回台後的蔡孝乾、張志忠本來在日本統治時期即與部分反日青年相結合，因此雙方更增互信，在1947年之後，中共地下黨的組織快速膨脹，台中市工作委員會積極投入武裝鬥爭。
　　在張志忠指導下成立了臺中武裝工委、中部武裝工委、白毛山基地等武裝組織，並執行暗殺、搶劫、強盜等案件。1950年，集團負責人洪幼樵落網，先後逮捕相關聯的支部成員等牽連多達378人。其中由於有多起武裝搶案，相關案件槍決人數高達84人，221人被判有期徒刑，掃蕩武裝基地擊斃4人，15人無期徒刑，11人在逃，自首及自新18人，25人無罪釋放。
　　由於台中的武裝工委成員多是地方角頭成員，在發展組織的過程四處劫掠、持槍搶劫旅客、綁架勒贖甚至撕票，導致多起重大刑案，其中商校支部江泰勇綁架嘉義贊生醫院院長陳承訓之子陳光弘並予撕票。施部生率眾在台中北區區公所旁搶劫台中市省立商業學校出納組長林榮華所攜帶的公款，施部生武裝工委成員呂國昭殺台中商業學校教員畢克鈞搶劫財物，施部生武裝工委成員莊朝鐘聚眾搶劫台中市合作社倉庫，呂煥章發動張建三與廖文珍在日月潭公路車霧峰草湖站搶劫旅客，並將車開至白毛山基地，甚至殺害大屯警察派出所刑警黃錦埔，為民風純樸的鄉間籠罩上陰影，也成為日後遭到剿滅的要因。

蔡志愿提議共同參與共產黨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江槐邨前輩於110年9月6日辭世，享壽89歲。
1932年生於雲林縣西螺的江前輩，祖父精通詩文，父親江擎甫在日治時期和詩友創立漢詩社「菼社」。受到家庭影響，前輩自小就對詩歌頗感興趣，喜歡閱讀父親買給他的雜誌裡的詩歌專欄，摸索詩歌創作的格律。
他就讀國民學校畢業後，1944年考進嘉義農林學校，戰時曾被徵調勞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江前輩的父親聽說嘉義局勢混亂，希望他回西螺。他於1950年畢業後，通過政府就業考試，9月分發到西螺鎮公所任職，即將開展穩健人生的青年，卻突逢巨變。
據前輩回憶，他在1951年1月5日的早晨，於西螺家中被捕。母親看到兒子被上手銬，房間被翻查，「（她）嚇得發抖。」前輩就此被迫離鄉十多年。先是被移送到嘉義，三天後又被移送到位於臺北西門町的東本願寺。一週後再轉送青島東路軍法處，認識了同牢房的何川。何川被槍決前，寫下一首日語短歌送給江槐邨前輩。後來江前輩被判刑、多次移監，遺失了何川手跡，但他在心裡記誦了六十多年，將這首絕命詩字句還原，轉達給何川遺屬。
金木山是他在嘉農高中部的同學。江前輩說他平時會與比較親近的同學、學弟討論一些書籍的閱讀心得，然某些書在當時是不被允許接觸的。據同案難友蔡再修描述，他們後來經由蔡志愿提議，共同參與共產黨組織。
江前輩被以「參加叛亂組織」為罪名判刑，這宗案件後來被稱為「台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金木山等案」。江前輩被判有期徒刑13年，褫奪公權8年。1951年10月，押解綠島新生訓導處。12月，前輩在綠島收到母親病逝的消息。後來被移送回到青島東路西所，再到新店安坑軍人監獄，待了十年，又被移監至臺東泰源監獄，直至數月後服刑期滿。
出獄後，他先到父親經營的果園幫忙，並自我精進，學習冷凍冷藏工程，曾北上就職製冰廠、乳品公司等。後來與妻子張碧敏女士經營自己的餐飲店，忙碌著生活。退休後，前輩重拾他最愛的詩文，作品多次入選NHK的短歌徵選。2006年他將基於自身受難經驗創作的短歌集結成書《回首荊棘路》，2009年參與綠島人權藝術季詩畫徵集活動，獲得詩類首獎。

中共最大叛徒蔡孝乾
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2年4月中共紅軍占領漳州，蔡孝乾被任弼時推薦，擔任第一軍團政治部紅色戰士報編輯，1931年5月，國民政府在福建第四次剿共，蔡孝乾隨紅軍撤回江西「蘇區」，此時蔡孝乾化名蔡乾(蔡前)，擔任列寧師範學校教員。1934年，蔡孝乾當選中華蘇維埃中央委員，隨中共紅軍「長征」入延安，是唯一參加「長征」的台灣人。在遭圍剿的一年內，蔡孝乾的妻子劉月蟾與一對孿生子在逃難中失蹤。1935年10月，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到達延安，蔡孝乾任內務部長，抗戰爆發後，蔡孝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政治部敵工部長，1940年擔任中共軍隊政治部敵工部長。
潛伏台灣發展共諜網
1946年7月，中共指派蔡孝乾潛回台灣，發展間諜組織，任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共派遣洪幼樵、張志忠、林英傑、孫古平等協助蔡孝乾，初回台蔡孝乾與老台共廖瑞發聯繫，並開始聯繫台北地區社會主義者，吸收李中志、黃石岩、徐淵琛、林梁材、郭琇琮、李媽兜、簡吉等，首先成立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徐懋德化名李絜，負責學生工作委員會的組織發展，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發展學運，以反飢餓、反內戰為訴求打擊國民政府。
蔡孝乾在保密局寫自傳說明: 1945年9 月中共決定派蔡孝乾來台建立黨組織，就從延安出發，行軍三個月後，於1945年十二月抵達蘇北淮安華中局，與該局書記(即負責人)張鼎承(後任匪閩省主席) ，組織部長曾山，委員劉曉等唔面，經三月餘時間，組成「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乾任書記，選拔幹部九名，洪幼樵(即蕭明、劉志敬) 及其妻許敏蘭，張志忠(即楊春霖、張梗)，林英傑(泰國華僑)，唐海光及其妻 (均已於卅七年間離台) ，莊立洲(卅五、六歲，本省高雄人，受學委徐懋德直屬連繫，曾任台北市立中學、靜修女中等校教員，返高雄後去向不明) ，小崔(名已忘，曾參加臺灣義勇隊工作，「二二八」後已返大陸) ，林昆(上海人，自蘇北至滬時即留下，未來台工作) ，至卅五年二月間，蔡孝乾與幹部分批自蘇北出發，抵滬後與李偉光等(醫師、上海台灣同鄉會會長、台灣工作委員會駐滬交通聯絡負責人) 唔見，劉志敬(即洪幼樵) 等幹部在滬停留約一個月，蔡孝乾命彼等先行來台，設法尋找職業掩護，謀取立足處所，蔡孝乾因奉上級命令等候參加「國民大會」選舉活動(因當時國共有協議之說) ，故在滬逗留至1946年七月間始來台，同時在滬與繼室馬惠玲結婚，婚後偕同來台。初到台灣蔡孝乾以基隆港碼頭工人身份為掩護，全力開展工作。
國民黨保密局公開之資料指出，蔡孝乾展開任務之後6個月內，就招募到了約70位當地人士加入台工委；到了1948年，他們已掌握了約285位黨員。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大量知識分子左傾，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快速膨脹。
1948年6月，蔡孝乾率核心幹部十人（朱子慧、李武昌、李媽兜、計梅真、洪幼樵、唐海光、孫古平、郭琇琮、陳添福、張志忠）飛往香港，與台盟及上海同鄉會代表們一同參加「華東局」幹部劉曉所主持的台灣工作幹部會議，即「香港會議」，檢討二二八事件之得失。1949年當選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及中共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會後上海局陳澤民隨行派遣至台灣擔任副書記及組織部長協助發展台南、高雄、屏東組織。
1949年，國軍大批撤退來台，蔡孝乾一手建立的情報網也迅速擴張。1949年12月，據稱他掌控的地下黨員多達1300位，另外更有多達5萬個同情者。這些人都可以用來發動罷工、抗議遊行以及校園暴動。蔡孝乾曾回報上級中共第三野戰軍，他的秘密部隊已經準備好了，共軍登陸前就可以先煽動社會顛覆國民政府。他還建議，攻台計劃最好在1950年4月發動，因為那時候的天氣最適合兩棲登陸作戰。
1949年下半年，蔡孝乾聯絡上從南京來到台北的國軍中將吳石。吳石任國防部本部參謀次長，利用職務之便可取得作戰計劃及其它高度機密的戰略資料。吳石和蔡孝乾數度會面，將許多極機密文件交給他，包含多份軍事地圖，其上標註出台灣可登陸的海灘、可利用的部隊卸載點以及台灣軍事基地位置。
吳石還偷出了多份文件，裡面記載金門和舟山群島的部隊配置及砲台的布防位置。這些文件都通過一位叫朱諶之（朱楓）的女性諜報員，帶到中國大陸。
蔡孝乾投誠
蔣介石退守台灣後，決心要根除潛伏在台灣的共諜，下令國防部保密局執行搜捕任務。
「光明報」，是1948年秋天至1949年8月間在台灣流傳的地下刊物，是1948年中共台灣省基隆市工作委員會發行的刊物。1949年8月光明報事件爆發，全台展開從台大法學院、基隆市工委會，到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地的大搜捕，陳澤民等多人遭逮捕。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在台北泉州街二十巷十六號的住處遭到逮捕，供出計梅真與錢靜芝及洪幼樵出境計劃，後尋機逃脫。幾週後，在嘉義鄉下二度被抓獲。
蔡孝乾的投誠，造成中共在台灣的諜報組織被摧毀，1800多人被捕入獄，後來判處死刑者高達400多人。蔡孝乾供出潛伏在台灣的中共間諜，包括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高級參謀中將陳寶倉、國民黨東南行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上校交際科科長聶曦、地下黨聯絡員朱諶之（朱楓）等，並說出了台灣各地的共產黨據點。蔡孝乾的情報讓國防部保密局掃蕩了全台的共諜網以及共諜的地下基地。
蔡孝乾投誠後加入了國民黨，任台灣當局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1956年又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後升任該室少將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1982年10月在台灣病故。著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台灣》、《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等書。1970年，台灣中共研究雜誌社出版了蔡著《《台灣人的長征紀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一書。

蔡孝乾與謝雪紅的瑜亮情結
蔡孝乾獄中自述: 「我是紅軍裡面台籍黨員的高級幹部，就被決定
派我來台建立中共黨的組織，就從延安出發，行軍三個月後，於
是年(1945)十二月抵達蘇北淮安華中局，與該局書記(即負責人)
張鼎承(現為匪閩省主席) ，組織部長曾山，委員劉曉等唔面，經
三月餘時間，組成「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我任書記，選拔幹部
九名，洪幼樵(即蕭明、劉志敬) 及其妻許敏蘭，張志忠(即楊春霖、張梗)，林英傑，唐海光及其妻 (均已於卅七年間離台) ，莊立洲(卅五、六歲，本省高雄人，受學委徐懋德直屬連繫，曾任台北市立
中學、靜修女中等校教員，返高雄後去向不明) ，小崔(名已忘，
曾參加臺灣義勇隊工作，「二二八」後已返大陸) ，林昆(上海人，自蘇北至滬時即留下，未來台工作) ，至卅五年二月間，我與幹部分
批自蘇北出發，抵滬後與李偉光等(台灣工作委員會駐滬交通聯絡
負責人) 唔見，劉志敬(即洪幼樵) 等幹部在滬停留約一個月，我即
命彼等先行來台，設法尋找職業掩護，謀取立足處所，我因奉上
級命令等候參加「國大」(因當時國共有協議之說) ，故在滬逗留
至七月間始來台，同時在滬與繼室馬惠玲結婚，婚後偕同來台。
1908年,蔡孝乾出生於臺灣省彰化縣花壇鄉,他本來叫蔡乾,因為從
小就懂得孝敬父母,除為父母料理家務之外,還在上學路上撿拾田螺
到學校做午飯,以給家庭減輕負擔,當時的校長聽說後非常感動,於
是給他的名字中加進了"孝"字,改為"蔡孝乾"。
上世紀20年代初,或出於祖國意識,或看中大陸學費低廉及入學
手續簡便,一些臺灣學子紛紛到大陸上學。據統計,1920年之前,
臺灣留學大陸學生僅19人,但到1923年10月,已經增加到273人。
蔡孝乾在父親和臺灣文化協會的資助下,於1924年春來到上海
求學。
1924年,當時成立才一年的「上海臺灣青年會」陷入停頓,蔡孝乾
等人將會本部遷移到巨興里,此會支持臺灣本島的「議會設置請願
運動」,並加強與「文化協會」合作,反對「臺灣始政紀念日」,
控訴日本殖民統治所帶給臺灣人民的痛苦。
「上海臺灣青年會」旋改組為「旅滬臺灣同鄉會」,蔡孝乾仍參
與其間。 1925年1月,會務停頓。同年12月20日臺灣青年再
成立「上海臺灣學生聯合會」,蔡孝乾還是主要的贊助者,成立
大會上,他擔任司儀。繼續與臺灣本島的「文化協會」密切聯絡,
同時跟北京、廈門、福州的臺灣學生連繫,至1929年初仍有活動,
頻遭日方逮捕。
「五卅運動」後,蔡孝乾進入上海大學社會系就讀,受到系主任瞿秋白及任弼時影響,加入中共。
1926年7月返回臺灣,宣傳革命,幫助組織了臺灣文化協會左翼聯盟。 1927年2月1日,日本員警在臺北逮捕了蔡孝乾,11月被放。
後為臺灣文化協會機關報《大眾時報》諮詢、顧問和撰稿人。
1928年參與組建臺灣共產黨,4月15日,他在上海缺席被當選為
臺灣共產黨(即共產黨國際領導的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中央
委員、常任委員兼宣傳鼓動部長,負責宣傳部工作,主張建立臺灣
共和國。隨後,他在臺灣建立了支部。
1928年8月,蔡孝乾為了躲避日本當局搜捕,離臺灣潛至福建漳州。從1929年2月起,他先後在漳州的石馬(龍海)中學和龍溪中學斷斷
續續教了幾年書,還在詔安當過短時期的公路工程處臨時職員。
為了做臺灣學生的工作,蔡曾在廈門住過一個時期。那時他與
中共中央只有橫的聯繫,在組織工作上直接受上海的台共總部
領導。
1932年4月25日,紅軍攻下漳州後的第五天,地下黨員李文堂邀請
他去蘇區工作。李文堂是海南人,海員出身,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
蘇區執行委員,1930年,他曾以巡視員的身份與蔡孝乾接觸過。
在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安排下,1932年6月,蔡、李任紅
一軍團政治部《紅色戰士報》編輯,後在列寧師範學校(團校)
任教,教社會學和土地學,後參加"反帝同盟",負責殖民地人民部
工作。
在瑞金幾年,蔡孝乾為周恩來翻譯過日文本馬列著作,如佐野學著的《國家論》,以及另外一本日文書,列寧原著《馬克思主義的三個
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
1934年1月作為臺灣代表,蔡孝乾參加了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
維埃「二大」,並被選為主席團成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 1934年10月,他參加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由此成為唯一一位
參加過長征的台共幹部——這是他最大的政治資本。
在漫長的征途當中,中共從八萬五千人銳減至三萬,最後抵達延安
不足一萬人。蔡在艱苦途中也失去元配劉月蟾與兩個孩子，列席過
遵義會議,會後參加遵義各界代表會議,成立遵義地區的革命委員
會,協助沒收徵發工作、打土豪、對貧民發救濟米。紅軍再度
啟程,蔡負責籌糧。
蔡孝乾安抵延安,在中共中央白軍工作委員會任職,做的是國軍
的工作,由周恩來負責統籌。 1941年10月「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
大會」召開,蔡是臺灣代表,為主席團成員。戰時則在太行山八
路軍總政治部當民運部長及敵工部長,對日軍及汪偽軍隊進行
心戰工作。「反日」、「抗日」一直是他的志業。他撰寫
《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臺灣》。
蔡孝乾一直為中共看重,1945年的4月到6月中共召開「七大」,
他是大會唯一的臺灣代表。兩個月後,日本投降,他被任命為
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回台發展,於1946年4月抵達闊別
20年的臺灣。
1946年7月,蔡孝乾化名老鄭,從上海秘密返台開展工作。當時
國共內戰已經開始,派他去臺灣,就是為了給以後解放臺灣做
準備。並且同時給他派了不少得力幹將,幫其工作。
蔡孝乾走過長征,且在延安呆了好多年,因此在發展黨員方面還
是非常在行的。到1949年12月,台灣已經有了1300多名
共產黨員。
走完長征路的唯一一個「台共」
蔡孝乾1908年出生於台灣省彰化縣花壇鄉，6歲進入彰化公學校（台灣人子弟小學）。當時日本統治者強行在台灣學生中推行日語教育，蔡孝乾在公學校學的是所謂的「國語」，即日語。1922年畢業後，留校任代教員一年。1924年春，蔡孝乾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由著名共產黨人鄧中夏創辦。瞿秋白、施存統、彭述之等著名共產黨人曾擔任系主任，蔡和森、惲代英、張太雷、蕭楚女、任弼時、董亦湘、李漢俊等人擔任教員。上海大學學生在瞿秋白等教師的影響下，特別重視社團活動。在這種氣氛的薰陶下，蔡孝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活動產生濃厚興趣，迅速成為台灣左翼學生中的活躍分子。他積極參與組建各類學生團體，參加各種反對帝國主義和日本殖民統治的活動。
1927年7月，共產國際通過布哈林起草的「有關日本共產主義運動的方針」，被日本共產黨當即採用為黨之綱領。其中第十三項「殖民地的完全獨立」中，將朝鮮、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列為日本共產黨的重要使命。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幫助下，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等7人在上海法租界舉行了台籍共產黨人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建立台共（當時稱「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彭榮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並領導這一重要會議，有研究者認為，這個「彭榮」就是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的化名。4月18日，林木順、林日高和蔡孝乾三人當選為台灣共產黨中央常委，蔡孝乾負責宣傳工作。
台共成立後，加強了對工人和農民的組織與領導。童養媳出身的謝雪紅在衝破封建羅網之後，也加入了這個團體。由於台共的艱苦努力，各方面工作都有了很大成就。但是台共內部矛盾重重。1928年4月25日，謝雪紅在上海法租界被駐滬日本總領事館警察逮捕，押回台灣，6月初被釋放。為躲避日本警察的逮捕，1928年8月下旬的一個夜晚，蔡孝乾與其他幾名台共幹部秘密乘船離台，來到福建漳州，在石碼中學、龍溪女中任教。為了生活，蔡孝乾還當過短時期的公路工程處臨時職員。他與中共組織只有橫的聯繫，在工作上直接受設在上海的台共總部領導。
1932年4月20日，林彪率紅一軍團東征進入漳州城。4月24日，兩年前曾以「巡視員」身份和蔡孝乾聯繫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蘇區執行委員」李文堂找到蔡孝乾。李文堂是海南島人，海員出身，曾參加過1924年省港大罷工。他來找蔡孝乾，邀蔡到中央蘇區工作。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接見了蔡孝乾，對他說：「歡迎你到紅軍中來工作。我們紅軍和蘇維埃政府非常需要文化工作者。蘇區物質條件差，生活苦，只要能吃點苦，工作是愉快的。」羅榮桓接著告訴蔡，軍團政治部編印的一種刊物《紅色戰士報》，原來由他自己主編，現在要交給蔡負責主編。在羅榮桓的安排下，蔡孝乾進入紅一軍團政治部工作，化名「蔡前」。因工作上的關係，蔡孝乾開始和蕭華、舒同有所接觸。蔡孝乾還對「龍潭三傑」之一的胡底有很好的印象，他後來回憶說：「胡底可稱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文化人，以前在上海從事『左聯』戲劇活動。進入蘇區後，紅軍中的戲劇活動都由他領導。」多年後，蔡孝乾在回憶錄中寫道：「紅軍占領漳州，帶給我的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化。這不僅是屬於實際生活方面的，而且也是屬於意識觀念方面的。從那天起，我就成為所謂『紅色戰士』的一員了。」
1932年6月中旬，蔡孝乾等人抵達長汀。當時長汀是閩西蘇維埃政府所在地，離瑞金僅60華里。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的任弼時曾任上海大學俄文教授，給蔡孝乾上過課，有師生之情。到長汀後第三天的清晨，周恩來拿出兩本日文書給蔡孝乾看：一本是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另一本是當時日共領導人佐野學的著作《國家論》，這是一本佐野學對列寧著作進行通俗闡釋的書。周恩來請蔡孝乾先把列寧著作譯出，蔡孝乾感到為難，因為身邊沒有日文辭典。周恩來說，到了瑞金葉坪中央教育部可借，那邊正籌建中央圖書館，有大批日文書剛從漳州運來。蔡孝乾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
在前往江西瑞金的路上，蔡孝乾等人遇見了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毛澤民見蔡孝乾等人走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便叫蔡孝乾等人輪流騎他的馬。1932年6月23日，中央蘇區召開「反帝總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蔡孝乾被選為總同盟主任，張華為總同盟組織部部長，張愛萍為總同盟宣傳部部長，鄧穎超等35人為執行委員。毛澤東的二弟毛澤覃這時也在「反帝總同盟」工作，蔡孝乾和毛澤覃經常聊到深夜。
蔡孝乾在中央蘇區工作兩年多，接觸過不少黨政軍領導人，如周恩來、項英、毛澤東、劉伯承等。在回憶錄中，蔡孝乾對當時中央蘇區的土地鬥爭、查田運動、擴紅運動、財經運動、勞動政策、文教工作、肅反工作、合作化運動，以親身經歷與歷史相結合，寫出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1934年10月，蔡孝乾參加了中央紅軍的長征。穿越草地是長征最為艱苦的階段之一，黨和紅軍幹部在途中大量死亡。憑著毅力，蔡孝乾追隨大部隊，完成長征壯舉，到達陝北。蔡孝乾由此成為唯一一位參加過長征的台共幹部，這是他最大的政治資本。長征途中，他與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培養出革命感情，為其後來成為台灣地下黨最高領導埋下伏筆，但他也嚐到失去二個兒子與元配妻子劉月蟾的痛苦。

蔡孝乾後來曾回憶他隨葉劍英指揮的中央縱隊長征的情況。他親眼目睹了紅軍慘烈的渡湘江戰役：「傷員一抬一抬的被送到後面去……到這個時候為止，紅五師已經有一個師參謀長、兩個團長、一個團政委相繼陣亡了，另有兩個團長和一個團政委受傷了，連、營級幹部的傷亡更多……」
1937年抗戰爆發後，蔡孝乾隨八路軍總部赴山西抗日前線。1938年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敵工部部長（至1939年），負責管理日俘和對敵宣傳，戰鬥在太行山前線，對日軍和汪偽軍隊進行心戰工作。後因前線形勢嚴重，在黨中央「保存幹部」的政策下，蔡孝乾被調回延安。
中共台灣工委的盲目樂觀
1933年，日共被日本政府查禁消滅。原本作為日共一個支部的台共，在中共的協助掩護下，總算得以存活。二戰結束後，台灣重歸中國版圖，台共納入中共黨組織，成為直接受中共領導的省級黨組織。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台灣工作委員會」，指定台籍幹部蔡孝乾為負責人。蔡孝乾向組織請調林英傑、洪幼樵和張志忠（台灣嘉義人，時在新四軍工作）等人潛返台灣。
1946年5月，中共台灣工委在台灣正式成立，蔡孝乾任書記，陳澤民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洪幼樵任宣傳部部長。陳澤民和洪幼樵成了蔡的兩個最重要助手。（抗戰前陳澤民在左翼作家聯盟時就加入了中共，奉命隨蔡來台時，已是有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了；洪幼樵抗戰時在福建打過游擊，具有武裝鬥爭的經驗。）
7月，蔡孝乾回到台灣，開始全面主持中共台灣工委的工作，地下黨正式在台運作。
由於蔡孝乾離台已有十八載，家鄉人事全非。他對戰後初期台灣的政治和社會情況頗為生疏，因此只好側重於聯絡老台共黨員以發展組織，但成效並不顯著。據國民黨情報治安部門公開出版的資料顯示，遲至1947年台灣「二二八」起義爆發前夕，台灣工委所招收的黨員不過70餘人，在起義中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此後組織發展迅速。截至1949年底，所屬黨員已達1300多人。1949年時，以蔡孝乾為領導的中共台灣工委一面採用合法的統一戰線的路線，將組織滲透到國民黨政府各機關裡面去，發動工潮和學潮，引起台灣社會秩序的動盪，以孤立國民黨的統治；一面想採取游擊戰術，利用台灣人民的反蔣情緒，在各地建立武裝組織，即成立「武裝工作隊」發動起義，奪取政權，來達到推翻國民黨統治的目的；同時在黨的建設方面，積極發展組織，藉以壯大隊伍。
隨著1949年4月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台灣的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1949年春，中共台灣工委向各級地下黨同志下達了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中共台灣工委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議書》：「如果我們的攻台計劃，需要考慮季節風勢的話，則攻台日期應以明年（1950）4月最為適當。」1949年12月，中共台灣工委又發出了題為「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的指示，指出：「台灣的解放更接近了，台灣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為期是不遠的。台灣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台灣組織的任務是很迅速很切實地來準備力量配合解放軍作戰。」
「老鄭」第一次被捕，記事本暴露「吳次長」
但是局勢很快急轉直下。1949年12月，台灣當局建立「國防部總政治部」，由蔣經國出任主任，國民黨軍警對中共地下黨組織展開有效破壞。從1950年1月起，軍警相繼逮捕殺害多名台共地下黨員。
1949年7月，有人撿到一份台共刊物《光明報》，轉交國民黨台灣省主席陳誠。蔣介石大為震怒，限期破案。台北警察局很快抓到4名持有《光明報》的台大學生，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約談4名學生。學生戴傳李承認，報紙是從妹妹戴芷芳處所得，而戴芷芳的上線是基隆中學校長、台共基隆工委書記鍾浩東。《光明報》就是基隆市工委的宣傳刊物。谷正文馬上逮捕了鍾浩東，並搜出《光明報》的印刷器材及宣傳資料。鍾浩東被捕後自知一死，慷慨地說：「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台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的死去！」夜以繼日的訊問，讓鍾浩東瀕臨崩潰，恍惚間，他反問審問他的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老鄭怎麼樣？」這句話猶如導火索，引發了另外44名地下黨員的被捕。鍾浩東及部屬羅卓才、方弢、張奕明等7人在台北被槍決。
「老鄭」就是蔡孝乾，但鍾浩東並未透露誰是「老鄭」。這引起了谷正文的警覺，意識到「老鄭」是個大人物。很快，台共高雄市工委負責工運的黨員李汾被保密局特務抓捕。谷正文為了「釣大魚」，故意釋放了李汾。1949年10月中旬，為求自保的李汾悄悄回到保密局高雄站送情報。李汾告訴谷正文，他的上級和他約好，10月31日在高雄市農會前碰面。這樣，中共台灣工委副書記陳澤民被捕。特務在陳澤民身上搜出記事本，裡面又出現了「老鄭」的名字。陳澤民不願意供出老鄭是何許人，只說他見過老鄭幾面。特務刑訊逼供，陳澤民熬不住，被迫說出了老鄭落腳處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號。保密局立刻派出一組人員在屋內外隱秘處輪班守候，埋伏了整整一個多月沒有任何結果。
在高雄逮獲陳澤民以後，保密局又把矛頭指向中共台灣工委武裝工作部部長張志忠。1949年12月29日，張志忠在台北萬華區老松公園被捕。1950年1月29日，化名「老鄭」的蔡孝乾被捕。「老鄭」只報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卻要求提供美餐。被稱為軍統「活閻王」的谷正文晚年曾撰寫《蔡孝乾吳石系列潛匪案偵破始末》一文，在文中他回憶第一次審訊：「當時，蔡孝乾是一個相當自負的中年男子，在他心裡，總認為共產黨很快就會將奄奄一息的國民黨趕入海中。而在解放台灣的任務上，居功最大的，無疑地便將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無法相信自己竟會落入國民黨手中這件事。」谷正文承認：「我並不期望這種友誼攻勢很快就能收買蔡孝乾，因為我了解，他和台大四名學生不同，他的黨齡很深，黨性很強，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點之前，友誼攻勢的效果是有限的。不過，我並不心急，我直覺他若不是台共的頭號領導人，至少也是領導人的左右副手，只要他在我手中，肅諜的工作很快就會結束了。」
谷正文認為，「老鄭」有追求享受的弱點，便天天給他買餃子。一周後，「老鄭」終於說出「想著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瘋了」的話，並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檔的波麗露西餐廳買。吃完後，「老鄭」又說：為表示感謝，可帶他們找共產黨的一個據點。立功心切的3個小特務便讓「老鄭」帶路，結果走進一個黑暗廠房時，「老鄭」突然跑掉。
蔡孝乾被捕時，公文包裏記事本上的一串名單中有「吳次長」三字，「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直接暴露。由於吳石身居高位，又與保定軍校同學時任參謀總長的周至柔是莫逆之交，保密局並未輕舉妄動。蔡孝乾叛變後，保密局還在他身上一張拾元的新台幣鈔票上發現了兩個電話號碼，其中一個便是他直接聯繫的華東局特派員朱楓。1950年2月底，保密局特務闖進吳石寓所，稱有人指控他是共產黨，請他去隊部問話。吳石當面駁斥，特務搜查後帶走其夫人王碧奎。經訊問，王碧奎承認「老鄭」曾多次派朱楓到吳家，吳石的地下黨身份暴露。1950年3月1日，保密局正式逮捕吳石。
吳石是如何潛伏進國民黨高層的呢？1947年至1948年間，國防部史政局局長吳石中將因不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傾向革命。同鄉好友、地下黨員吳仲禧介紹吳石參加進步組織「民聯」，直接受中共地下黨員何遂（中共建國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司法部長）領導，單線聯繫。1948年6月淮海戰役前夕，吳仲禧改任國防部中將部員，被派往「徐州剿匪總指揮部」。吳石親筆寫信給他的學生、「剿總」參謀長李樹正，請李多加關照，給予方便。吳仲禧到任時，出來接待的李樹正見信格外客氣，親自帶他到總部的機要室看作戰地圖。吳仲禧暗中把部隊駐地、番號、兵種及主要部署記錄下來，託病回後方就醫，趕到上海把情報向潘漢年匯報。
1948年秋，白崇禧、陳誠指示將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保存的500箱重要軍事機要檔案運送台灣，吳石對此表示反對，建議暫移福州，理由是福州有「進則返京容易，退則轉台便捷」之利。吳石當時已知自己將出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打算一旦時機成熟就發動起義，將這批絕密資料悉數獻給新中國。於是吳石派隨從參謀王強等人押送，於1948年12月下旬將機要檔案運抵福州，保存在於山戚公祠大殿內。1949年5月吳石正式到任後，國民黨高層又電促速將福州存放的軍事機要檔案運台。吳石以「軍運緊，調船難」為藉口，僅以百餘箱參考資料、軍事圖書充數運台交差。同時，他又下達緊急命令，將絕密檔案全部轉移到位於倉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書庫藏匿。
1949年6月，蔣介石親自在福州召開軍事會議，提出固守福州、協防台灣。吳石成功阻止了蔣介石提出的在福州修築半永久性城防工事的方案，使市民免遭勞役之苦。他通過謝筱廼送出許多重要情報。1949年7月，吳石經廣州輾轉香港，找到吳仲禧，告知：他已被調任台灣「國防部」參謀次長。吳仲禧曾請他考慮，如果不去，可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吳石堅決表示：自己的決心已經下得太晚了，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麼。為了避免嫌疑，他將攜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小兒女一同去台，留下大兒子吳韶成、大女兒吳蘭成在大陸。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保存無損的298箱軍事絕密檔案呈獻給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

在筆記中用真姓實職記錄重要聯絡人，這是隱蔽戰線的大忌。作為老資格台共領導人的蔡孝乾，是不應該犯如此低級的錯誤的，他的這一低級錯誤，讓壯志未酬的吳石付出了血的代價。
不久，谷正文得知逃跑的蔡孝乾躲在嘉義農村，便派看押過他的特務去查找。特務們換上農民服裝，到當地後便在鄉間路上看到一個穿西裝的人。特務一看，正是「老鄭」。原來蔡孝乾在鄉下躲藏兩月清苦難耐，想到鎮上西餐館解饞。1950年3月中旬，蔡孝乾第二次被捕，馬上叛變，願交代所有地下組織。他只提出一個條件，即讓已同他姘居兩年的16歲的妻妹馬雯娟來監獄同住。谷正文滿口答應。
第二次被捕，供出特派員朱楓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後，供出了分布島內各地的地下黨員名單，其中包括華東局特派員朱楓。那麼，朱楓是如何來台的呢？
1949年10月24日，解放軍三野十兵團攻擊金門古寧頭，由於情報失準，戰鬥連連失利。11月5日，三野七兵團進攻舟山群島中的登步島，也因情報失準而嚴重受挫。連續兩次失利，使中共高層領導決定，儘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軍事情報，為解放台灣做好準備。華東局社會部對於派誰去台灣執行這一任務頗費心思。女情報員朱楓成了第一號理想人選。朱楓忠誠、機警、成熟，她的繼女陳蓮芳和女婿段承愈住在台灣，而且段承愈又是保密局電訊處處長，他們一直不知道朱楓的真實身份。但華東局社會部有關領導卻對此猶豫了好一會兒。因為他們深深了解朱楓十餘年來在敵人心臟出生入死的經歷在她即將從香港調回上海，實現一家人團聚的時候，又讓她擔此風險，於心不忍。但也確實沒有別的合適人選。組織經過慎重考慮，終於找她談話，並徵求她的意見。朱楓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組織決定。1949年10月，朱楓給丈夫朱曉光寫信：「我常想念你們，只要腦子一有空，無論在船上、車裡，或在夜深人靜時，都念念不已……我徹底體驗到『人非木石』這句話的真義。」去台灣執行潛伏任務前，她以「兄」的口吻寫信向朱曉光告別：「兄尚須去菊處小住，須兩月方與妹聚首……個人的事暫勿放在心上。」
朱楓到台灣後，住在女兒女婿的基隆家中。第二天，蔡孝乾到基隆與朱楓見面。幾天後，朱楓又見到了吳石。在台期間，朱楓與吳石前後7次秘密會面，吳石將《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置圖》，各防區的《敵我態勢圖》，台灣海峽、台灣海區的海流資料，台灣島各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現有海軍基地並艦隻部署、分布情況，空軍機場並機群種類、飛機架數等絕密情報拍成微縮膠捲交給朱楓。朱楓又按約定把這些情報交到中共華東局社會部特別交通員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間的「安福號」海輪上一位大副手中，順利轉到了華東局社會部和總參作戰部。40多天後，任務完成了。此時，朱楓接到上級指示，命她速回。她買好了回香港的船票，還托好友給上海的家人帶去一封即將返回的信。不料，這封信竟成了朱楓的絕筆。
蔡孝乾被捕後，供出朱楓特派員的身份。這時，朱楓已憑藉吳石簽署的特別通行證，潛回舟山。毛人鳳立刻致電保密局駐舟山蘇浙情報站站長沈之岳，立即逮捕朱楓，押解回台灣。保密局對朱楓實行「生活上優待、談話上安慰、接觸上溫和，用感情去征服」的勸降方針，但朱楓始終不曾屈服。保密局的報告在提及朱楓時這樣寫道：「……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朱匪於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應付事變，早做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效法之處……」
據不完全統計，蔡孝乾投靠國民黨後，共有400多人以「匪諜」罪名被抓捕處決，造成中共台灣工委成立以來的毀滅性打擊，組織幾乎全部瓦解。1950年春夏，中共台灣工委重要幹部幾乎被一網打盡。蔡孝乾、張志忠、林英傑、計梅真等，全部被關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裏。此後，中共台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破壞，共抓捕1800餘人，不肯屈服者都遭處決。
1952年4月25日，重整後的台灣共產黨在苗栗山區遭到破壞，400餘人被捕。從此，中共在台灣的活動轉入低潮。同時，中共台灣工委在台灣建立的武裝基地也遭到破壞。最後一個「鹿窟武裝基地」隱蔽堅持到1952年，在保密局特務會同軍警的進攻下也被摧毀。
監獄裡對蔡孝乾展開「批判」，為時已晚
中共台灣工委之所以遭受如此大破壞，有對解放軍渡海時間估計過於樂觀和島上迴旋餘地小等客觀因素，但主觀指導失當及領導者個人品質是主要原因。保密局檔案在「蔡孝乾案」中的「對本案綜合檢討」說：「……共匪各級組織與忠實程度均不夠，一經破壞追捕，即全面動搖，終至瓦解……台共與匪中央缺乏直接聯繫，與匪華東局聯繫時，亦時斷時續，迄『台灣工委會』破獲時止，其電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見。而軍事幹部缺乏，部隊又未經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鬥爭經驗，均屬失敗之主要因素。」
蔡孝乾從艱苦的延安返台後，因台灣當地的經濟水平遠高於大陸，他開始痴迷於生活享樂，熱衷於聯絡台灣當地上層工商人士。妻子離台後，蔡孝乾便同14歲的妻妹馬雯娟同居，錢不夠花時便挪用組織經費。1949年，蔡孝乾竟向台灣一些富人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聲稱讚助經費的話台灣解放後必予關照。谷正文在回憶中還提到了蔡孝乾被捕後的情況。他說，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等幾名地下黨幹部被捕之後，曾在牢房中集體批鬥蔡孝乾。張志忠指著蔡孝乾破口大罵，指責他生活腐敗，引誘14歲的小姨子；侵吞一萬元美金工作經費，天天上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點，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廳吃山珍海味，吃過晚飯上永樂町看戲……完全是一副資產階級的嘴臉，竟然還敢到處張揚他是共產黨在台灣的領導人。

谷正文在評論蔡孝乾時說：「一個人說話是不是誠懇，從他的雙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來。而蔡孝乾被捕後的最初幾天，應訊雖然大方，但是眼神卻閃爍不定，所說的內容大抵不著邊際，這點，我暫時不與他計較。從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質生活，這種人，如果能充分滿足他的物質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個時候，他什麼話都會說。」谷正文在評價台共失敗原因時說：「我認為，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行跡過於暴露之外，它的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假如當初共產黨派來台灣領導地下活動的人有幾分周恩來或羅榮桓的才氣，那麼，歷史的演變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以隱蔽戰線最基本的常識判斷，蔡孝乾的作為確實存在多項致命的缺點。按照陳澤民、張志忠等人對蔡孝乾的指控，蔡孝乾不僅沒有資格領導地下黨隱蔽戰線的工作，他甚至連當一個共產黨員都不夠格。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報紙發表了一份公開自首聲明，並在電台廣播。蔡孝乾叛變後，任職於「國防部」保密局、「國防部」情報局等情報單位，授予少將銜，上級交付其任務為專事寫作及研究分析工作。1982年10月，蔡孝乾因病在台北病逝，終年74歲。
除了蔡孝乾的個人品質，中共台灣工委對形勢估計錯誤造成指導方針偏差也是招致大破壞的原因。毛澤東在抗戰期間曾提出過黨的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針，即「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周恩來在總結中共南方工委1942年遭破壞的教訓時也強調，地下黨不能同時兼搞武裝鬥爭，因為二者的指導方針是矛盾的。眾多實踐都證明，搞武裝鬥爭需要廣泛發動群眾，勢必不能隱蔽組織和領導者，而中共台灣工委違背隱蔽方針，急於建立武裝訓練基地，在工人學生中不經嚴格審查大力發展黨員，恰恰為敵特提供了機會。
張志忠：谷正文眼中「唯一的硬漢」
中共台灣工委武裝工作部部長張志忠被捕後，堅貞不屈。一次，蔣經國親自到監獄裡勸降張志忠：「張先生，你有什麼困難需要我幫助的嗎?」張志忠乾脆地回答：「你如果想幫助我，就讓我快死！」原台灣地下黨台北學委會書記吳克泰，在「二二八」事變後前往大陸，擔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他在回憶文章中也認定張志忠是台灣地下黨的鐵漢。1954年3月16日，張志忠在台北市馬場町刑場英勇就義。中共中央組織部經過長期調查核實，於1999年l月將張志忠和夫人季澐定為烈士。谷正文對張志忠的評價甚高，他在回憶文章中說：「在我與這些人的交手經驗裏，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滿；而張志忠後來雖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對他的評價卻最高；至於洪幼樵則是一個溫和的書生；而原籍廈門的陳澤民，則給我深刻的好印象。」
谷正文認為，在台共黨員兩千餘人中，張志忠可稱唯一硬漢：「蔡孝乾久經中共長征及對日抗戰，吃盡苦頭，故返台後即生活腐化，思想動搖，失去領導能力。張則堅持其武裝鬥爭作風，搜羅前『二二八』逃亡人士，成立多處武裝基地。此作法為中共中央所否決，認為台省山林不深廣，交通又方便，不宜游擊戰。張與蔡不和，四人先後被捕後，蔡、陳、洪皆投降，唯張一人不降，雖多方誘導，但堅持一死。後蔡、陳、洪全為保密局聘為『匪情研究室』研究員，張則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台共黨員二千餘人中，可稱唯一硬漢。」
1950年6月10日，吳石、朱楓以及「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親信隨員聶曦上校四人在台北近郊馬場町英勇就義。吳石遙望大陸，深情地說：「台灣大陸都是一家人，這是血脈民心。幾十年後，我會回到故里的。」臨刑前，吳石寫下了一首絕筆詩，後半部分為：「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1973年，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民政部追認吳石為革命烈士。朱楓就義時，身上穿的是一件淡綠色碎花雙縐旗袍，外罩深藍色毛線上衣。她的頸上和肩頭，是一道道勒緊的繩索。臨刑前，朱楓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新中國萬歲！」身中7彈，英勇就義，時年45歲。這一案件是國民黨退守台灣後的第一大案，震動了整個台灣島。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楓家屬頒發了《革命烈士光榮證書》。由於多種原因，朱楓烈士的骨灰長期流落台灣。2010年12月，在國家有關部門的協助和台灣有關方面的配合下，朱楓烈士的骨灰終被迎回大陸，寄放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12日一部份被送回寧波鎮海革命烈士陵園內的朱楓烈士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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