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大躍進--大飢荒 --毛獨夫製造的三連禍

張成覺

   有關中國大陸1959-1961三年大飢荒，目前海內外的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馮客教授（Frank Dikotter，1961-）的新作《毛澤東的大飢荒--1958-1962年中國浩劫史》（中文版去年9月底面世）尤其引人注目。

   
   和楊繼繩的《墓碑》相比，馮著題目可謂切中腠理。大飢荒罪魁禍首非毛莫屬！此前的大躍進和反右派，同樣是這位以“馬克思加秦始皇”自詡的暴君一手造成的，堪稱一顆藤上結出的三個大毒瓜！
   
   本文著重分析毛的滔天罪責，並反駁若干“不明真相的人”，包括那些至今仍將毛視為“理想主義者”的西方“中國通”，對這相繼發生的三場災難成因之種種曲解。
   （一）反右派為大躍進打開了閘門
   
   1957年夏天大陸中國的反右運動，是當代史上的大事。但北京當局一直隱瞞真相，該課題近年來更成學術禁區。
   
   本人作為當年55萬/百萬受害人中的倖存者，不僅有切膚之痛，近25年來更對之進行了認真的研究。概而言之，這場政治運動是在當時的大小政治氣候下，毛一手策動的，意欲進行思想滅絕，定於一尊。亦即以其一人的腦袋代替全國幾億人的腦袋，此乃極其狂妄的痴心妄想。可悲的是，長達二十年間，他竟然得逞了。起點便是五七反右。
   以下扼要回顧運動緣起：
   
   一， 蘇共20大（1956-2）和匈牙利事件：
   
   蘇共20大閉幕當天（2-27日），赫魯曉夫作了4個小時的秘密報告，題為《個人迷信及其後果》，揭開了斯大林的蓋子。他稱斯大林為“歷史上兇暴殘忍的罪犯”。蘇共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委和候補中委，有98人即70%在1927-1936年被處決；五個元帥被處決三個，只剩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列寧建立的首屆蘇維埃政府15名人民委員中，9人死於斯大林之手，其餘6人中僅兩人一切“太平”，即列寧和斯大林！
   
   對此，毛嘗云：“蘇聯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56-4-25），這是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說的。當然，正式發表時刪去了。
   當年的我是高中三年級學生，和絕大多數人一樣，我本來將蘇聯視為天堂，深信“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不料竟然如此恐怖，實在大為震撼。
   
   半年後的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大學生上街，聲援波蘭統一工人黨戈穆爾卡抗衡蘇共。戈氏曾是該黨總書記，1948年遭斯大林迫害下台，1951年被關押，直到斯大林嗚呼哀哉才出獄。他呼籲進行經濟改革和重新評價波茲南事件（1956年6月間，當地工人總罷工要求“麵包和自由”及蘇軍撤出波蘭，遭國防部長、蘇聯元帥羅科索夫斯基派兵鎮壓）。
   
   應該指出，赫魯曉夫率先反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無疑是劃時代的貢獻。但由於歷史的局限，他依然維護蘇共的“老子黨”地位，此乃其兩面性。他親自飛往華沙，意圖阻止戈穆爾卡上台。以致兩軍對峙，一觸即發，引起國際關注。
   
   在此關頭，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當局宣布禁止民眾遊行，釀成事變。改革派、也曾遭斯大林迫害的納吉（1896-）出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一批曾經魚肉民眾的黨員和公安人員被起義者處決。赫魯曉夫向毛請教對策，據說周恩來乘坐蘇軍坦克到了布達佩斯，20萬蘇軍長驅直入。11月4日事件平息。納吉被捕，次年6月16日被處絞刑。（九十年代“蘇東波”之後平反，獲樹碑紀念。）
   
   由此，蘇聯和社會主義的陰暗面首次大暴露。引發中國知識分子思考。
   
   二， 務實的中共“八大”路線：
   
   1956-9-15至27日舉行的“八大”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黨的工作重點應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儘管毛舉手同意，但他內心仍然堅持抓階級鬥爭是首要任務，在這一點上跟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涇渭分明。
   
   另一方面，周恩來報告中提出的綜合平衡的建設方針也不合他的口味。此前毛實行冒進，所以不滿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曾在送審清樣上寫了“不看了”三個字，但該社論反映劉、周、朱、陳（雲）共識，他只好隱而不發。
   
   三， 毛蓄意製造小匈牙利事件，奪回主動權。
   
   對於“八大”上的受挫，毛耿耿於懷地說“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1956-12月對中常委談話）。此前在10月1日天安門國慶節慶典上說﹐八大決議中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內矛盾（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不妥。劉少奇大感意外，說決議已經公佈，怎麼辦？毛未答。
   有學者指出，毛剛愎自用，不能容忍忤逆其意，故處心積慮反撲：“毛澤東的的計劃是，製造一個中國的‘匈牙利事件’，然後以此為口實，全面改變‘八大’的政治路線。”（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主任、全國馬克思主義學會理事許全興的觀點，轉引自馮治軍《劉少奇與毛澤東》，皇福圖書，295-298頁）
   
   四 A．一月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1957-1-18—27）隱含殺機
   
   毛在會上談思想動向時引述清華一學生稱：“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萬人就是了！”，指出“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他們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復辟？”又說：“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1-18）
   
   “我看要準備出大事。”“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1-27）
   
   B．二、三月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引蛇出洞
   
   1） 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時為1957-2-27。毛的講話後來由陳伯達等整理成文，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於當年6月19日正式發表，之前修改15次，連同毛手寫的2000餘字的講話提綱，共16稿。其時反右已開始十幾天，人們赫然發現與先前廣泛傳達的錄音大有不同。例如以下一段便是新增的：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所謂“六條標準”也是原來所無。這“六條標準”即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民主集中制、各族人民大團結和國際大團結。用於辨別“香花和毒草”，凡有利者屬香花，不利者為毒草。這香花毒草根本非法律概念，但打右派卻以此為據，其隨意性可想而知。
   
   其實毛自己對右派到底有多少也不斷在變化。6月29日，他估計“全國大約有4000人左右”（對《關於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的批示），7月2日，鄧小平稱全國8000人，毛7月9日起草的中央通知認同此說。
   
   即使是10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的通知》，也一樣語焉不詳，據以操作形同兒戲。結果是打右派數十萬/上百萬。552877這個數字，僅是依據1978年中發55號文件給右派“改正”的基數，內96人不予改正。錯劃率達99.2783%
   
   2）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時在1957年3月6日至13日；毛講話是3月12日下午5時至6：50。
   
   如同2月27號的講話，毛舌粲蓮花，施展渾身解數號召大鳴大放，幫助中共整風。在場的翻譯家傅雷聽了感到如醍醐灌頂，佩服得五體投地，迅即寫信給在英國的兒子、鋼琴家傅聰。信中寫道：“他（指毛—張註）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1957-3-18致傅聰）
   
   毛的話語權和話語藝術真厲害！傅雷上當受騙了。之後他被打成右派，卻堅不認錯。文革一來，自知熬不過去，夫婦雙雙服安眠藥自殺。臨終把女傭的工錢算得清清楚楚，毫無虧欠。這個如此厚道的學者的命運，使人不勝慨嘆！
   
   C．毛起草《事情正在起變化》，並署日期“五月十五日”，只請“劉、周、朱、陳、彭（真）”看。奇怪的是沒有鄧。是否鄧參與起草？已難查證。李維漢稱：“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833-834頁）多數學者表示認同。
   
   該文件“六.一二”印發“中央一級若干同志”及“各省市委”。黃秋耘的回憶說明，“五.一五”或此前後一兩日確是關鍵日子。
   
   黃秋耘是香港一家藥房老闆的兒子，很早投身中共，長期擔任特工角色，潛伏於國軍/偽軍中。反右前是《文藝學習》雜誌負責人。5月18日晚他到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家中串門，談話間突然電話鈴響，邵接電話“不到兩分鐘，他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之後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隨即匆匆出門開會。時已九點二十分。
   
   後來黃在回憶中寫道：
   
   “唉！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這個‘轉’的消息，該有多好啊！我可以挽救許多人……”（《風雨年華》）
   
   其實，黃本人“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畢竟是從香港回去的知識青年，嚮往自由民主，這是人性所致。後來他受降級處分，若非其特工資歷，他也要戴右派帽子。
   
   毛在該文中首次提出“右派”概念，並確定“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堪稱反右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所謂“右派猖狂進攻”明顯是無中生有。因為文中提到“人們說：怕釣魚”。中共歷史學家黎澍指出，既然5月中旬為止人們還“怕釣魚”，可見鳴放中大逆不道之言極少。事實上，“右三帥”都是五月下旬之後才亮相的。
   
   D．中央統戰部座談會章、羅、儲中計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章伯鈞5-21）
   
   羅隆基提議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來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包括領導黨也包括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5-22）
   
   儲安平對“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有意見，把它概括為“黨天下”並認為這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6-1）

以上三大“右派言論”，基本上都是毛自己說過的。但只能由他壟斷話語權：
   
   政治設計院：毛視“黨中央”為唯一的設計院，不容他人置喙。而章則把“黨中央”看作老闆，設計院只是出點子的，非決策機構。
   
   平反委員會：毛在2月27日（《正…處…》）講話中說：今年和明年對肅反問題來一個大檢查，全面總結一次。中央由人大常委與政協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委與政協主持。這跟羅的發言有何本質區別？
   
   黨天下：
   
   “從揭露出來的事實看來，不正確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對黨外人士發號施令，完全不信任不尊重黨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溝、高牆，不講真話，沒有友誼，隔閡得很。黨員評級評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權，黨員高一等，黨外低一等。黨員盛氣凌人，非黨員做小媳婦。學校我黨幹部教員助教講師教授資歷低，學問少，不向資歷高學問多的教員教授誠懇學習，反而向他們擺架子。以上情況，雖非全部，但甚普遍。這種錯誤方向，必須完全扳過來，而且越快越好。無論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態度十分惡劣，已為多數群眾所不信任的同志，應當迅速調動工作，以黨外資歷深信譽好的人員充任，或以勝任的黨員充任，以利團結黨內外，改進工作。”（毛《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5-16）
   
   這裡面列舉的歪風不就是“黨天下”的明證麼？
   
   毛認為“帝國主義、蔣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氣的。比如台灣、香港的反動派，對儲安平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是很擁護的。”（1957-10-10）
   
   五，“六．八”號令---《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
   
   毛抓住所謂“匿名信”事件“反擊”。收信人盧郁文（1900-11—1968-10-6），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助理，民革中委。此人是大學教授出身，曾留學英國。1949年國共和談他擔任國方代表團秘書長，和談破裂後留在北平。鳴放時他對批評中共的言論不以為然，北大一位學生不滿其給當局“擦鞋”，寫信罵他。毛之所以由此入手，是因為一來盧非中共人士；二來匿名信歷來為人不齒。
   
   盧事後加官進爵，一直升到國務院副秘書長（副部級）。但其子卻被劃右派！
   
   “六．八”社論同日，毛下發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內稱：
   
   “最好讓反動的教授、講師、助教及學生大吐毒素，暢所欲言”，俾使“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
   
   六，七一社論話“陽謀”
   
   反右第一槍打響三個星期後，毛又一次親撰人民日報社論，題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其中斷言：
   
   “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緣蓋出於章羅同盟。”
   
   “章羅同盟”指章、羅及民主同盟。但當時民盟領導層中掌實權的楊明軒、楚圖南和胡愈之等人，都是中共秘密黨員。為免有礙於民盟聲譽，後來改稱“章羅聯盟”，只由二人背黑鍋。然而，不論稱“章羅同盟”也好，“章羅聯盟”也好，均屬“千古奇冤”（千家駒語），因為章、羅不和盡人皆知。不過，毛是不管事實真相如何的。他一言九鼎，即使指鹿為馬也從不認錯。
   
   社論又洋洋得意地宣稱：
   
   “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
   
   對此，李慎之說：“最為平實的說法是：不管是陰謀還是陽謀，總之都是預謀、是蓄謀。”
   
   七，毛如願以償：埋下大躍進和文革伏筆
   
   反右幾個月，八大決議已成廢紙。毛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八屆三中全會，1957-10-9）
   
   三個月後，反右尚未結束，毛面斥周恩來：
   
   “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洩了氣，是方針性的錯誤，是政治問題。反冒進離右派還有五十米遠，今後不要再提反冒進口號了。”（1958-1-11—22，南寧會議）
   
   一個月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2-18，北京）上毛稱：
   
   “反冒進”的人說１９５６年是冒進，右派攻擊１９５６年是“全面冒進”，二進之間是相互關聯的。“右派把你們（周、陳）一拋，拋得跟他相距不遠，大概五十米遠……”
   
   面對“右派“如山大帽”，周恩來也噤若寒蟬，不得不低頭檢討。
   
   從此黨內黨外幾乎無人敢說真話（彭德懷屬絕無僅有），毛揮舞“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浩劫遂降臨神州大地。
   
   （二）大躍進導致大飢荒
   
   總路線全稱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文字表述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大躍進由冒進改頭換面而來，意味著不顧客觀可能的高速度。兩大方針：“以鋼為綱”和“以糧為綱”。前者要求1958年比1957年“翻一番”，全年鋼產量達到1070萬噸，為此動員9000萬人大煉鋼鐵，結果煉出來的不少是廢鋼，根本用不上。而農村精壯勞力外出，造成“穀撒地，禾葉枯”，許多糧食爛在地裡。但各地還要放高產衛星。團泊窪人民公社趙連莊生產隊的一畝零五釐水稻試驗田，共產稻穀145731斤6兩。每畝平均產量138792斤。純屬造假吹牛。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它合併了原先的幾個或十幾個高级社，公有程度更高，進一步把農民剝奪乾淨。“政社合一”则使全國農村成了大軍營。
   
   大躍進吹牛皮的結果，“人哄地皮，地哄肚皮”。1959至1961三年大饑荒接踵而至，餓死3750—4500萬人。其中，當然少不了右派。如專門關押右派的甘肅夾邊溝勞教農場，死亡率高達70%，楊顯惠《夾邊溝記事》，有這樣一段文字：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著一泡水。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但就全國而言，餓死的絕大多數是農民--為毛打江山賣命的貧下中農。例如著名的河南“信陽事件”，即原來“農業經濟發達，物產豐富，素有魚米之鄉的美稱”的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
   “（周恩來派出的）幾十人來到信陽，親眼看到許多村子已絕人跡，以及人吃人的慘狀，僅光山一縣就餓死二十萬人，見者無人不掉淚。”（《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612頁）
   對此類慘絕人寰的悲劇，從中央到地方廣布眼線的毛完全知情。
   
   “我們發現劉少奇下湖南農村調查時，給毛的一封信，說湖南鄉下農民的房子百分之四十被拆掉了。這是很恐怖的事。又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廿五日毛在上海一個黨內會議上說，要增加糧食收購三分之一，農民不會造反，餓死一半人不要緊，還有一半人有飯吃。那是廬山會議之前，說明毛已經知道餓死人，而且很嚴重。這些都是沒有公開過的。（2010-10-17，《開放》，金鐘訪馮客）”
   
   1959年廬山會議本來要反左，毛卻因彭德懷的“萬言書”龍顏大怒，急召林彪上山護駕，“反右傾”如火上加油，使大飢荒繼續蔓延，直至1962年劉少奇等實行“三自一包”才開始逐漸遏止。但當年夏天，毛又重彈階級鬥爭老調，提出所謂“黨的基本路線”。並且隨著經濟形勢好轉而變本加厲，終至1966年5月16日拉開文革大幕而登峰造極。
   
   （三）與馮客教授的幾點商榷：
   
   一．曠世浩劫的缘由：
   
   馮客認為中國和平時期造成4500萬人餓死的巨大悲剧，原因有二：
   
   “一是體制的原因。中國的一黨制消滅了社會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沒有言論、遷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聽命令，按黨的指示去做，錯了完全沒有辦法去糾正，連幹部也是不自由，一點辦法也沒有，全國像一個軍營一樣，農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條。二是毛，最大的原因是毛的責任。大躍進是他發動的，為了趕上英國，結果失敗，也是他結束的。餓死那麼多人，他不是不知道，他收到很多報告，還派秘書下去調查，他不怕死人。”（同上）
   
   前一點無疑符合事實：“全國像一個軍營一樣，農民只有等死，”但似乎應點出此乃公社化的結果，包括辦公共食堂，社員家中鐵鍋都砸了“大煉鋼鐵”，不能自家做飯吃。後一點直指毛責有所歸，更屬不刊之論。不過，需要補充反右造成“萬馬齊喑”的局面，連最高層都無人敢於觸犯逆鱗。柯慶施提出的“信仰毛主席要達到迷信程度，服從毛主席要達到盲從程度”，竟然成了黨內共識！
   
   二．追根溯源從何起：
   
   馮客在上述專訪中說：
   
   "我跟隨這個故事是從1957年開始到1962年，毛的‘超英趕美’的計劃不得不作出讓步，可有上千萬人在大飢荒中死於非命，中國共產黨必須要為此負責，為這起非正常的災難負責，這可被列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禍，我們可以追究當時的發動人毛澤東，他確實是非常獨裁的人，但如果沒有共產黨內的人去支持他，去實施他的命令，去推動大躍進，大飢荒就從來不會發生。"
   
   毛要當世界共運的領袖，提出“超英趕美”，是195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之際。其時反右已取得“決定性勝利”，黨內國內全都跪在萬歲爺跟前，“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畢竟中國“一窮二白”，尤其是窮—物質缺乏使毛覺得底氣不足，故必須迅速提升工農業產值。如果沒有反右，他的大躍進—冒進阻力將極大。所以，馮客教授的“故事”宜推前，從1956年蘇共20大講起。
   
   三．是什麼摧毀了大陸同胞的精神和道德體系？
   
   有論者稱：
   
   “馮客認為這段歷史中人的死亡還不是最慘重的記憶，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摧毀了中國人的精神和道德體系。人先是被統治者變成了工具，人和人之間為了生存丟掉了基本的倫理和文明。在書中他也記載了當時發生的‘人吃人’現象。”
   
   毛入主中南海金鑾殿之後，政治運動接二連三，思想文化領域尤其首當其衝，50年代初的忠誠老實學習，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批電影《武訓傳》，批胡適，批胡風，肅反，無不對“中國人的精神和道德體系”造成嚴重衝擊，而以反右派臻於高峰。知識分子堪稱全軍覆沒。大躍進是百上加斤而已！而如果没有毛，這一切都很可能不會發生。
   
   （四）“大救星”還是“大災星”？
   
   綜上所述，毛罪惡累累，真是“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對此，馮客指出：
   
   “二十世紀這樣使人民大量死亡的，只有斯大林的勞改營和納粹的大屠殺，毛製造的大飢荒超過他們，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三件悲慘事件，而毛是最大的殺人屠夫。我強調是人類的，不是中國的。它的悲劇性絕不是一個地區的！毛製造了屠殺還製造歷史，欺騙人民和世界。”（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