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遠提到中共黨軍元帥賀龍在河北屠殺老百姓，活埋了若干人。

以下取自網路，是中共自己公佈的史料：

1938年1月，120師進行整編，以河北平山獨立團改為359旅新718團。5月下旬，宋時輪支隊在河北省宛平縣西部與鄧華支隊合編為八路軍第4縱隊，

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根據中央軍委和集總指示，120師出兵冀中。

為了鞏固冀中，擴大部隊和抗日根據地，1938年12月22日，120師主力從晉西北嵐縣出發奔赴河北中部，隨即擴編部隊。

為了堅持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的鬥爭，幫助整理訓練冀中部隊，統一冀中地區軍事指揮，1939年2月11日，集總任命賀龍為冀中總指揮，關向應為政委，呂正操為副總指揮，並成立了冀中軍政委員會，以賀龍、關向應、周士第、甘泗淇、黃敬、呂正操、程子華、王平、孫志遠等9人為委員，賀龍為書記。

1939年3月間，以715團和冀中獨立第4支隊合編為獨一旅；4月6日以716團和冀中獨立第5支隊合編為獨立2旅，（9月，改稱張358旅，旅長張宗遜，政委張平化）。

1940年初，賀龍率358旅由晉察冀返回晉西北，擴大部隊萬餘人。

1943年秋，呂正操率八路軍第3縱隊9個團由晉中到達晉西北地區。隨後，呂正操任晉綏軍區司令員，

比利時傳教士雷震遠所寫的《內在的敵人》我看過了，對他所寫的一些情況，我無從考證，所以不敢輕易肯定或否定。但我對於他的立場和客觀性，持懷疑態度。

書中所寫的1937年是是什麽時期？是日本侵略者發動率溝橋事變、“八一三”事變、發生舉世震驚的南京大屠殺的時期，是囯共合作、全民一致抗戰的時期。

.

但在雷震遠的筆下，對日本侵略者的殘暴行徑卻很少涉及，對中國的抗戰也很少涉及，從頭到尾都是共產黨是魔鬼，共產黨殘暴，這是很令人奇怪的。

.

在那樣一個血與火的大時代，在水火不相容的國共兩黨都要擯棄前嫌，一緻對外的時刻，他生活在這之間，其関注點完全在於反共，而不在於面對侵略者的公平正義，所以，這種立場是十分偏執的，自然會讓人懷疑他所描述的一些情況的真實性和客觀性。

比如呂正操這個人，他在1937年5月才加入共產黨，在這之前，他只是個東北軍的舊軍人，連雷震遠自己也承認，“如果呂正操不向我詳細敍述他個人的經歷，我仍會曉得他剛加入共產黨不久”， “那天晚上我看他只吃了一管鴉片煙，這便就明瞭一切事實。老共產黨員不准他們的高級官員吃鴉片”。

這樣一個剛剛加入共產黨沒幾天的舊軍人，如果真如描述所說，做了一些傷害老百姓的事，與其歸罪於共產黨，不如說是中國舊軍隊的陋習所致。

呂正操少年時在東北家鄉親眼看到日本兵用刺刀挑死過路的鄉親，他把學名正言，改為正操，意思是操練好了打日本。呂正操之所以脫離東北軍投身共產黨，是因為對國民政府的抗日政策不滿，他的這種立場決定了他是不會不抗日的。作爲冀中軍區的司令員，呂正操是很讓日本人頭痛的，曾經懸賞重金捉拿他。

雷震遠卻把他描繪成爲一個以抗日的名義搜刮錢財、剷除異己、殘害百姓、擴大勢力的惡魔，還用這種描述來定義整個共產黨，這不但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正常的邏輯。

中共在呂正操所在的華北抗戰沒抗戰，表現得怎麽樣，和老百姓的關係怎麽樣，我就不多說了。看一段日本防衛廳所編的《華北治安戰》的評價，就知道了：

“中共是有鐵的紀律的黨組織，以黨為核心團結軍、政、民進行所謂四位一體的活動。它一方面與重慶政府保持不即不離的關係，一方面自己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抗日救國”的口號動員、引導民眾，並以“民主聯合政府理論”逐漸改造社會的政策，來掌握民心，從而不斷擴大和加強了黨的勢力。

它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方針，將抗日戰變為政治戰，在建設解放區的同時，鼓動民眾廣泛開展“遊擊隊”活動。當然，這些措施並非所有民眾都無條件贊同，但他們也萬無一失地依靠強制力量來進行調整。儘管如此，所有這些作法都是適合其國家風土人情和民族性的。“

上便引用的是日本防衛廳的反思總結，比那個外國反共傳教士的片面之詞，可信度應該要可靠得多。

本文於 2010/08/19 09:49 修改第 4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