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寫」的「語用學」看「文言文」的重要性

文言文在台灣語文教育中的比例與存廢問題再掀爭議!有沒有可能跳出統獨與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觀點來看待文言文爭議？有的，我建議採取一種「語用學」(pragmatism)的觀點，即從中文的實際使用狀況來評估文言文的實用價值。當代的語用學思潮源於後期維根斯坦提出「意義即使用」。但維氏所設想的語用情境幾乎都是口語說話。其實語用學的探討對象應同時涵蓋「說」與「寫」，speaking and writing，也就是「語/文」，口語說話與文字書寫。

  關於文言文爭議，我建議從一種「書寫」的語用學觀點，將問題表述如下：無論你認為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只要仍使用中文(或曰「華文」、「漢文」)來書寫，就必須多讀文言文，才寫得出好文章。

 這裡當然涉及中文本身的特性。西方語言是拼音系統，中文則是書寫系統。所以在中文的實際使用中，口語與書寫的差距遠大於西方語言。請環顧一下今日的中文書寫語境：從胡適推行白話文運動至今，今日各類媒體上的中文書寫，請問有幾篇文章是用純粹口語寫成的白話文，恐怕只有童書符合胡適的白話文標準。絕大數的文體都是「文白夾雜」，報紙社論是文白夾雜之作文典範。

 這表示白話文運動失敗了嗎？問題當然沒這麼簡單，胡適發起白話文運動有其時代需求之必要性，居功厥偉。但胡適將歐洲近代民族國家興起之「方言vs.拉丁文」革命模式硬套於中文語境，憑空掀起一場「白話文vs.文言文」之文化戰爭，則是昧於中文書寫之特質，而失之矯枉過正，粗暴偏頗。今日獨派「反文言文」則又明顯套用襲取胡適的白話文戰爭模式。

關於中文書寫很難完全口語化、白話化，我因為學習法文的經驗而有另一層體會。我發現法文的句法結構較英文嚴謹，英文又較中文嚴謹（據說德文與拉丁文最嚴謹）。正因為中文的句法結構較鬆散，所以在書寫表達上，須廣泛借用文言文與古典詩詞的句法與詞彙，文章才能寫得精煉漂亮！

記得幾年前的一波文言文爭議中，五月天樂團的主唱阿信曾站出來肯定文言文對於語文教育的重要性。五月天的深綠光譜不待多言，所以阿信的立場頗能代表一個具有中文寫作經驗者跨越統獨的中肯發言，也印證本文的書寫語用學立場：無論你認為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只要仍使用中文書寫，就必須多讀文言文，才寫得出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