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6名涉及南港展覽館弊案的教授遭判刑7至8年徒刑定讞，且皆需入監服刑後，又爆出大學教師因涉嫌浮報研究經費遭到起訴的弊案，再次重創學術界形象。

三首長聲明未見自省

讓人不可思議者，當輿論一面倒感慨斯文掃地之際，教育部長蔣偉寧、國科會主委朱敬一、中研院院長翁啟惠三位台灣學術行政首長卻大動作聯名發表〈我們對「假發票」事件的憂慮與呼籲〉，讓人遺憾的，以三人的高度與代表性，他們的憂慮與呼籲，除了幫涉案者喊喊制度入人於罪、教授不諳法規、人才養成不易、以貪污罪名起訴違反比例原則外，竟然少見三人對學術界陋習的反省與道歉，學術界之所以弊案連連，難道沒有原因？

尤其不妥的是，三首長振振其詞指「本刑罰謙抑之原則，不再以貪污治罪條例追訴」云云，更有干預司法獨立辦案之虞。著實令人不解，教育首長面對教育界弊案，不是虛心向社會致歉，不是積極檢討現行機制，也不是設法提升教育人員法治素養，而是急著替涉案者喊冤，急著向檢調喊話，甚至不惜指導司法辦案，這無疑是法治教育的負面示範。

教育首長關心教授的出發點可以理解，問題是，此一作法非但不是維護教育人員權益的正確作法，反而會讓社會對高等教育更加失望，也難怪媒體要以「不認錯、不道歉、不改善」評論三首長的聲明，為教育計，為法治計，我們呼籲三首長適可而止、立刻停止干預司法。

依法究責才能維護尊嚴

平心而論，若涉案者、遭起訴者確實為了研究所需、公款公用、錢沒進私人口袋，其情尚有可憫餘地，然而，依目前媒體披露的訊息，涉案教授挪用公款之惡行惡狀，真真可謂斯文掃地、讓人不齒。

依《中國時報》102年1月7日A1、A3兩大版報導：「被起訴的教授，部分在廠商內帳裡都有預放款的小金庫，部分是直接拿錢，但都說不清錢的用途也無單據，才依法起訴。」「有許多教授擺明要Ａ政府的錢，還把責任推給助理。」「有教授以能否畢業為由，要求助理應訊時避重就輕；還有教授用學生人頭訂購名牌包。」「有名台大助理到案後就表示遭到教授關切，要求他在檢調面前幫忙說好話，否則不給畢業。」此外，也有採購時低價高報再收取回佣者，教授貪污手法與腐敗官僚何異？難道這些人也在蔣、朱、翁「刀下留人」的搶救名單內？

我們支持學術行政部門簡化經費申請流程，給予大學教師合理的研究經費使用空間，甚至提高教育人員待遇以「留住人才」，然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畢竟不是口號，而是法治國的基本原則，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不能成為教授司法豁免的藉口，大學教授、政府官員如何自外於人民？自外於司法？首長們前仆後繼為少數涉案者求情，既挽救不了已然崩壞的高教價值，對其他多數依照規定核銷經費的教授更是有失公允，只有依法究辦、勿枉勿縱，才是端正學術歪風，維護其他優秀、守法教師的正途。

沒有社會信任就沒有教授聲望

近年來，高教的社會聲望明顯不如以往，教授原本備受尊重的社會地位更是每況愈下，然而，高教工作者的聲望究竟是怎麼失去的？有人認為大專院校擴充是導致教授地位下降的主因，殊不知，大學教授聲望下降的始作俑者，不正別人，正是大學教授自己。

誠如所見，相較於少數投入公共政策與社會改革的學者，積極關心媒體、醫療、教育的公共化議題，關心師生應有的基本權益，這些年來，大學教師負面新聞的頻率已經遠遠超過正面新聞。比起來，在校園內虛報研究費還只是小奸小惡，君不見不時還有壓榨研究助理、利用職務性侵害學生、糟蹋教授頭銜以收取回扣者，更別提那些替執政者制定錯誤政策的教授，以及大言不慚為錯誤政策辯護的從政學者。

對高等教育而言，真正的危機不是有幾個教授因貪污下獄，而是社會已經徹底失去對高教體系的信心，不再被信任的教授哪還能期待什麼聲望地位？奉勸正積極發起連署的台大校長李嗣涔，以學者自清運動取代連署，須知，大學與高教工作者的正面形象已然所剩無幾，此時此刻，只有自省自清才能贏得尊嚴。

都說學者應成為社會的良知，然而，觀諸學術大老讓人不敢恭維的憂慮與呼籲，我們當真能將高教改革寄希望於教科文首長？眼下，更值得高教工作者思考的顯然是：大學教師要如何重拾脆弱不堪的社會信任？（20130109台灣立報教育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