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視劇上，經常能看到清朝人的形象，別的不講，一頂鬥笠狀的纓帽是必不可少的。其實，那是官員的官帽子，而且是春夏季的涼帽。滿人入關，不僅勒令漢人剃發，而且必須易服，做官的人，戴大帽子是必須的。到了鴉片戰爭時節，漢官威儀淪喪已久，漢人早就習慣了滿人這一套，腦後的辮子帶左衽的服裝以及頭上的大帽子，都成為中華文物的一部分。

　　只是，走遍了世界很多地方的洋人，還是少見多怪，對中國人，尤其是官員的一切都很好奇，身體部分，主要是男人的辮子和女人的小腳，身體以外的部分，則對這個大帽子特別感興趣。第一次鴉片戰爭，洋人對清朝還算尊重，沒聽說拿大帽子開心取笑的事。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用洋人的話說即亞羅戰爭期間，就有點放肆了。在他們占領廣州期間，經常捉弄清朝的官員。辦法之一，是讓清朝的官員為洋兵做苦力搬運東西，搬運的時候，須得戴上大帽子。辦法之二，是為經常給他們服役的苦力扣上官員的大帽子。有事沒事，還時常打掉大帽子，讓苦力去撿。

　　稍後一點，在上海租界的洋人們，把西式的四輪馬車引進了中國，而馬車夫，無論中西，均為中國官員打扮，纓帽而箭服。馬車一出來，洋大人坐在上面，前面趕車的，儼然一副清朝官員的樣子，招搖過市。這一切，讓中國文人看在眼裏，哭在臉上，涕淚交加地寫在了紙上。這樣惡作劇的洋人們，原以為一直痛恨官員的中國百姓，會因此而高興，沒想到，他們居然很憤怒。

　　在中國人骨子裏，一直都認為中國以外的所有人，理所當然地比中國人要低一等或者更多。英法聯軍打到北京，鹹豐皇帝都跑了，洋人成了實際上的統治者。留在北京的一位士紳，看見官家貼出的告示上，英國國王、法國國王和中國皇帝並列，如喪考妣，痛心疾首;更別說洋人拿我們朝廷的官帽子開心，成心羞辱了。

　　無奈，官家不爭氣，無論如何都沒辦法收複失地，也弄身洋人的官帽子折騰一番，給中國人爭口氣。所以，凡有愛國心的志士們，只好自己想辦法了。好在，洋兵逞凶的時機總會過去，戰事完了，無論中外，老百姓還是要過日子。來到中國的洋人，也有不少窮人。當年，上海是世界聞名的冒險家的樂園，富人來，窮人也來。大家都來找機會，窮人只要有份合適的工作，都肯做的。有位住在上海租界的中國富商，一口氣雇了四個白皮膚藍眼睛的洋人，給他拉黃包車。有一陣兒，還弄了一頂轎子，也讓這四個洋人為他抬轎子。其實，黃包車也好，轎子也好，都是東方的東西，洋人壓根就不熟悉，拉車抬轎子都注定做不好的。而且，雇一個洋人，價格不菲。但是，這位富商，其實不是非得要洋人為他做腳力，要的就是這個勁兒。四個洋人抬上他，出門轉一圈，中國人沿途圍觀，大聲叫好。自己那個感覺，也就上來了。而洋人呢，只要你肯出大價錢，拉扯抬轎，都無所謂。你情我願中，民間的愛國主義，在這裏也找到了感覺。

　　更有感覺的，是嫖洋妓。開埠最初幾十年，中國沒有洋妓，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白俄紛紛逃難來到中國，日子難過的俄國女人，開始操練起了皮肉生意。從上海開始，一些通商口岸，都出現了俄國妓女。生意的對象，華夷不分，金錢面前一律綠燈(華人來嫖，價格要高些)。這樣一來，讓很多有錢的中國人很興奮，很有幸福感——不，愛國情感。一時間，嫖洋妓成為報八國聯軍之仇的一種最有效的方式，既得了快樂，又順便愛了國，真是一舉雙得。在上海租界的洋人，對中國人這種情緒和行為，感到相當的憤怒。為了維護所謂白種人的臉面，他們出面捐助，希圖阻止俄國妓女賣淫。但是，這樣的善舉，由於太費錢了，沒有堅持多長時間，俄國妓女還是做她們的生意，中國人也繼續他們的愛國意淫。

　　愛國主義的民間小調，一直在哼哼唧唧個不停。但是，這樣的愛國小調，擋不住中國受洋人的欺負，連喚醒民眾，同仇敵愾也做不到。

       轉自新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