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黑雨

端午節的由來，是為了紀念中國古代的「忠臣」屈原。在 2300 多年前，身處中國戰國時代末期的屈原原先深受楚懷王的信任，後來因為他人讒言與排擠，被逐出都城，流落他鄉。西元前 278 年，楚國首都郢都被秦國攻破，屈原在悲憤之餘，投江自盡。從傳統的角度來看，屈原的確是「忠臣」，因為他對楚懷王非常忠心。但是，從現代民主的角度來看，如果多數的人民都把國家的興亡盛衰寄託於不可預測的「明君」，一直相信國政的衰敗僅是因為「君側小人」胡作非為所致，與領導者無關，那麼屈原的故事，其實僅能作為民主教育的反面教材。在台灣，我們也正面臨到脫離「屈原式思維」的轉變契機，而馬英九這個失敗的實驗品，剛好是台灣社會文化向上提昇過程所需付出的代價。

從傳統中國文化的角度來看，馬英九符合了「明君」所需具備的多數條件：

。他的血統純正，來自中原。

。雖然他不姓蔣，但他勉強算是出身統治集團貴族之後，比起一些老士官長的後代要「高貴」許多。

。他擁有國際知名的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歷，經常落英語，符合台灣不少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對於學歷的崇拜、並滿足了他們的崇洋心態

。他留學美國，求學期間在美國停留多年，乍看之下「應該」具有基本程度的民主認知與追求民主的熱望。

。在藍色與紅色媒體的集體包裝點綴下，馬英九之前的「溫良恭儉讓」形象，比起民進黨一些上了造勢舞台就開始大吼大叫的政治人物，更能符合「穩定」的期盼。

。在媒體形塑下，馬英九極端的「清廉」，符合傳統中國文化對於領導者的形象盼望，例如用了 30 多年的棉被、以及一補再補的泳褲。

。他擁有超過 3/4 的立法院席次，又兼任國民黨主席，掌握超過千億的黨產，只要他願意，台灣可以轉型成為一個既民主又富強的國家。

可是，多數人們的期望終究落空，「馬英九實驗」最終換來的卻是即將成為慘痛回憶的失敗結果。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我認為，問題出在我們太低估人「心」的難以掌握，以及過度忽略了「文化」本質在民主化過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不管藍色或綠色執政，台灣到目前為止的教育目標都只是「培養出一小群符合學歷與傳統功利主義標準的資優社會菁英」。在傳統中國文化的影響下，我們的教育制度從來就不重視利他主義，一向鼓勵的就是唯我獨尊、「個人」第一主義、第一名最重要、其他人皆可犧牲的扭曲價值。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所培養出來的知識菁英，很難找到真正具有善心與悲憫價值觀的人。我們對於領導者的要求往往著重於外在的條件，卻很少去檢視這些人是否能有同理心、是否能與社會絕大多數的人民站在一起。一個「無『心』」的超級機器人，就算再怎麼模仿人類的外貌，也註定無法成為真正的人。台灣民主的缺失之一，就在於太多的人民對於政府領導者的「要求」，僅具屈原般的「殷殷盼望」，卻不想花太多時間在確保建立實質有效的相對制衡機制。

另一個重點就是文化。東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往往認為，只要照抄西方的制度，自己的國家就能一步登天、超英趕美。可惜的是，這種幾近於速食主義的簡化思考往往會讓這些國家嚐到長久而且慘痛的代價。就在將近一百年前，美國學者杜威於 1919 年對中國辛亥革命的失敗下了以下的評語：「『政治改變』過份超越思想和道德上的準備；政治革命是形式的、外在的；在有名無實的政治革命兌現之前，一定要有一次思想革命」。他的話之所以讓我們感覺特別驚悚，是因為他所下的評論早已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但如今看來，卻依然能夠切中時弊。換句話說，當台灣在歡欣慶祝「建國一百年」的時候，我們會驚覺這 100 年的時間幾乎等於白過。

從杜威的觀點來看，「馬英九實驗」是台灣這個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國家邁向民主化的過程所無法逃避的慘痛代價，因為台灣社會還沒有準備好、因為一個實質上沒有跟上真正民主精神的傳統社會，就算徒然具有投票制度，但如果社會文化與個人的價值沒有相對的昇華，表面的民主架構並無法保證台灣能夠擁有長遠安定的未來。現在，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在經歷了失敗的「馬英九實驗」之後，台灣的人民是否要迎接第二個、第三個馬英九？還是能夠在這樣的陣痛之後，開始找到「人民」自己在民主社會的真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