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濤向臺灣軍情局提供了那些情報？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19.html

王軍濤曾經收受臺灣軍情局大筆經費，在1994年到1999年間，王軍濤從臺灣軍情局收到的情報費上百萬美元。

眾所周知，臺灣軍情局提供的軍情費，都是以提供政經軍情報為條件的。王軍濤能夠連年從臺灣軍情局獲得大筆軍情費，王軍濤就必定是向臺灣軍情局提供了相應價值的情報，否則，臺灣軍情局絕對不會做這種只出錢而不講回饋的賠本買賣。

我不知道王軍濤向臺灣軍情局提供的全部情報內容，但我知道王軍濤的確向臺灣軍情局提供了大量情報，而且，這其中的部分情報導致我的許多親友被中共當局逮捕、關押、和勞教。為了讓更多人不再無辜被王軍濤等人向臺灣軍情局提供的虛假偽劣情報牽連，為了讓人們了解某些民運人士為了獲得巨額情報費用，不惜栽贓陷害國內善良人士，我不妨揭露一下王軍濤向臺灣軍情局提供的一些情報的大致內容和經過。

1989年6月19日，我因參加天安門民主運動被中共政權逮捕。1991年2月12日，我被中共政權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處六年有期徒刑。1995年6月18日，我被刑滿釋放。但釋放後，中共政權依舊以剝奪政治權利為名對我進行監視居住，而且還特意給我頒發了13條規定，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允許我尋找工作，不允許我的親友給我幫助和支持。

我釋放後被遣送回我的父母所在地吉林省遼源市。回到家不久，就接到許多朋友的電話，對我安慰和鼓勵。這期間也接到幾次王軍濤從美國打來的電話。從王軍濤那裏，我了解到王軍濤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成立了“中國戰略研究所”。王軍濤告知我，他早就將我的名字列為中國戰略研究所的理事會成員。一道享有此殊榮的還有王丹、陳子明、任畹町等等仍在中共監獄中的中國著名反對派人士。王軍濤告知我，每個理事會成員都會得到中國戰略研究所的經濟資助。為了將中國戰略研究所給我的資助及時送給我，王軍濤讓我提供一些我親戚朋友的地址，以便讓王軍濤方便同他們聯絡，再設法通過他們將錢轉給我。

在隨後的日子裏，我先後向王軍濤提供了一些我親友的名字、地址、電話、甚至是銀行賬號。這其中有我的表弟王X忠、王X巖、李X明、李X同，我的堂兄弟劉X家、劉X華、劉X田，等等。我向王軍濤提供了這些人的電話號碼後，王軍濤很快就派人同我的這些親友聯絡，或是打電話，或是從北京來人見面。但這些人從未談及送錢的事情。可是，隨後不久，我的這些朋友都反反復復被中共當局逮捕、拘留，我的一位堂兄甚至還被收容審查一年。

我原本以為，我的這些親友被中共當局逮捕拘留，無非就是想對我進行恐嚇，並恐嚇那些想資助我的人。或許是因為我的那些朋友缺乏地下工作經驗，不註意隱蔽自己，而被中共抓住把柄。王軍濤知道了我的一些“聯絡人”都被中共嚴控或逮捕，就建議我派一些聯絡員到北京去他在北京的聯絡站，那樣就一定能夠避免被中共當局發現。我也贊同這一做法。於是，我委托我的幾位朋友前往北京去拜見王軍濤在北京的聯絡員。我的朋友張航斌、李春光、劉X田等人先後去北京，並分頭拜見了陳小平、劉衛華、包遵信、劉曉波等人，這些都是王軍濤的鐵桿哥們，跟我一樣，他們都被王軍濤列為是“中國戰略研究所”的國內理事，他們每個人都從王軍濤那裏收到足以保證他們在國內過上小康的大筆美元。

但王軍濤在北京的這幾位聯絡官也是絕口不談王軍濤給我送美元的事情，陳小平等人卻一再告知我的親友說，劉剛只有到北京去同他們一道為王軍濤工作，才有資格得到王軍濤發放的津貼。北京的一些朋友還告知我，王軍濤的國內理事每個月都收到1000美元的津貼補助。

其實，我讓我的親友去北京，更主要的是要探索我能否到北京去生活，我本來就無意獲得王軍濤的津貼。可這時我已經清楚，我是根本就不會從王軍濤那裏獲得資助的。我很清楚，我跟陳小平等人不一樣，我從來就不是王軍濤的什麽兄弟，也不是他們那個圈子的成員。後來，我就不再讓我的那些親友浪費時間去同王軍濤的聯絡員聯系。但我的那些親友還是不斷地被王軍濤派來的人秘密聯絡。

1996年4月間，我設法擺脫了中共的跟蹤，先是逃到了北京。在香港黃雀行動的一些成員的幫助下，又在4月27日左右逃到了香港。幫助我逃到香港的那位朋友叫“陳老板”，是王軍濤將我和陳老板聯系上的。

我一到香港，就同陳老板徹夜長談。陳老板告訴我說，王軍濤委任“陳老板”為敵後武工隊的司令，而我是他的政委。陳老板還給我引見了幾位在香港的武工隊成員。為了迎接他們的政委順利逃亡自由世界，陳老板以及那幾位武工隊成員同我豪飲，灌得我酩酊大醉。就在我酒醉之時，陳老板給我拿出了王軍濤發給陳老板的傳真，那是給陳老板的委任狀，還有一份計劃書。那份計劃書上分明將我在國內的親友們都列成這個敵後武工隊的國內敢死隊成員，包括我上面提到的我的表弟王X忠、王X巖、李X明、李X同，我的堂兄弟劉X家、劉X華、劉X田，我的朋友張航斌、李春光，還有我曾經的鐵窗好友李傑、梁立維、安福興等人。這個名單上所列的國內敢死隊成員，幾乎全部是我的親友，是王軍濤要他們幫我送錢的那些人，而負責同這些國內敢死隊成員聯絡香港聯絡官是李玉奇。李玉奇原本是清華大學高自聯成員。在秦城監獄時曾經跟我同號。在1995年8月，李玉奇同我弟弟劉勇一道逃亡香港。

我突然明白，我的這些親友為何會被中共政權反反復復逮捕關押了！原來他們都被王軍濤列為敢死隊成員！

1996年4月30日，我在美國駐香港領事的陪同下，順利來到美國。我先是在王軍濤家裏住了十幾天。我見到王軍濤不久，王軍濤就將他手寫的那些有關國內武裝反抗力量（也就是陳老板所說的敵後武工隊）的有關文件全部交給我，並正式任命我為政委，讓我全權負責這一行動。我一看那份報告，就是陳老板給我看的那份報告，所列人員全部是我的親友。我一再跟王軍濤說明，這些人根本就不是什麽民主人士，他們不過是一些願意幫助我的親友，有大部分人就是本份的農民，根本就不會也不願意從事什麽武裝暴動。王軍濤卻跟我說，這些報告只是騙騙美國人、臺灣人、和香港人的。只要將這種報告不斷送給那些反共組織去看，就會得到經費。

在隨後的兩三個月中，王軍濤領我去拜會了那些所謂的金主。大概是在6月份，王軍濤領我到紐約，說是要拜會一位臺灣商人，說這位商人願意資助我們在國內進行武裝暴動。記得是在紐約的一家希爾頓飯店，我和王軍濤在飯店的一樓會客室裏見到了那為大老板。王軍濤跟那位老板叫李老板，李老板跟王軍濤叫王老板。李老板還帶了一位助手。我們談話時，李老板的助手不停地記錄。王軍濤和李老板反復談論那份武裝暴動方案，反反復復提到的就是我的那幾位親友的名字，以及要李老板提供大筆經費資助。王軍濤還讓我向李老板說明這個行動計劃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差李老板的資助了。我越聽越感到王軍濤在吹牛。與其說是在談論什麽武裝暴動，還不如說這是兩個人口販子在討價還價，是在拿我的親友的人頭在做交易。我立即將王軍濤叫到一旁，質問王軍濤到底是在同什麽人在談判。在我一再追問下，王軍濤不得不告訴我，那位李老板是臺灣軍情局的負責官員，他已經向王軍濤提供了大筆經費。我立即告訴王軍濤，我不會參與這種談判，我更不會拿著國內無辜者的人頭去跟臺灣軍情局做交易。王軍濤一再勸我，讓我幫他這個忙。我沒有答應他。隨後，王軍濤就自己去繼續同臺灣軍情局繼續討價還價。

也就是在那一段時間裏，王軍濤還讓我跟他一道去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跟我們談話的主要是負責中國和亞洲事務的高寶玲（Louisa Greve)女士。目前高寶玲女士已經高就NED的副主席。每次見到高寶玲，王軍濤都要跟高寶玲講述王軍濤的研究所在國內組織的體制內和平改革方案，還要大講特講他在國內組織的武裝暴動計劃。王軍濤還要讓我證明有很多人因為參與這一計劃而被中共逮捕、判刑。我後來才了解到，王軍濤每年從NED那裏獲得幾十萬美元，多的時候是每年40萬美元。

王軍濤還將這同樣的一份計劃書遞交給其它的一些基金會，包括港支聯、以及《天安門紀念基金會》。《天安門紀念基金會》是由一些美國華僑在1989年“六四”期間成立的基金會。該基金會的主要發起人是著名的華僑領袖馬林潔輝（現在叫林潔輝）女士。林潔輝是香港米王的繼承人，是新洲中國日的發起人。利用林潔輝女士的名望，《天安門紀念基金會》曾經募集到大筆捐款。在王軍濤的影響下，《天安門紀念基金會》的捐款後來基本上被林潔輝的前夫馬先生控制，而馬先生將《天安門紀念基金會》的基金幾乎全部轉給王軍濤使用，包括王軍濤在學校裏的獎學金或生活費用，包括王軍濤出版發行的各種書籍，還包括用五萬美元資助陳小平去讀書或寫什麽中國問題的論文，等等。當然，也包括王軍濤在國內的那些體制內改革計劃書以及體制外的“敵後武工隊”等等編造的項目。林潔輝女士對王軍濤大量揮霍浪費《天安門紀念基金會》的基金感到怒不可遏，終於在2005年前後同其前夫一刀兩斷，徹底斷絕了《天安門紀念基金會》對王軍濤的支持。

由此可見，王軍濤拿著一個所謂的“敵後武工隊”的計劃書，至少向臺灣軍情局等四家機構申請了經費。僅僅是臺灣軍情局就給了上百萬美元。王軍濤就是這樣用國內無辜者的鮮血和人頭去同臺灣軍情局進行討價還價。這僅僅是我所知道的一部分王軍濤向臺灣軍情局出賣的情報，盡管這些情報都是虛假偽劣情報，但他卻使得很多無辜的人受到牽連。同時，臺灣軍情局也就是用這種虛假情報和虛假的“反攻大陸”行動來欺騙臺灣政府，欺騙臺灣民眾。希望中國大陸的民主人士務必多加小心，嚴防被王軍濤這類偽民運欺騙和利用，更要防止被人無辜地任命為“敢死隊”、“沖鋒隊”、“武工隊”等等虛假的武裝集團成員，而實際上不過是王軍濤等人用來詐騙錢財的誘餌或人質。

劉剛
2012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