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禁止媒體提及“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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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訊北京時間2011年1月04日 轉載)
     來源：參與 作者：針言
   
     （參與網2011年1月4日訊）：最近，南方報系的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和21世紀經濟報道等報紙都已接到來自中宣部的通知，禁止媒體在報道中提及“公民社會”，不能炒作這一話題。據稱全國各地的媒體都接到此類通知，壓力之下，各媒體不得不執行。最近，2011年1月1日出版的《21世紀經濟報道》社論，不再提及公民社會，輪到公民社會的地方替換為“公共社會”，什麽是公共社會，也未作解釋。其實，從文中看，此是指“公民社會”，非“公共社會”。所謂公共社會，不過是政府為公共服務，叫政府服務的公共社會，而沒有公民社會，也便談不上公共服務。學者黃建鋼的《論公共社會》提到的“公共社會”，不過是解釋為“公共經濟”，他認為：“公共社會”的基礎是“公有”和“共有”，“公共社會”是以“公”和“共”兩大體系和機制組成、混成和互動的社會，是一個以“公共經濟”為基礎的社會運行範式。其中，“公共社會”的基本性質和特征就在於：把社會組織化、把利益公共化、把服務均等化、把教育公平化、把投資公開化、把政務服務化、把監督社會化、把管理和治理公正化，等等。事實上，中國目前沒有公民社會，也談不上政府服務民眾的公共社會，只有黨領導一切，公共利益私有化，公共服務特權化，教育產業化等等，這些都是不公的事實。 (博訊 boxun.com)

   
    《21世紀經濟報道》社論說，如果說三十余年的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市場自由和個人自由的發展，那麽，現在重建公共社會與保護自由已經同等重要。公共社會的成長，是市場自由和持續繁榮的補充與支撐；假如公共社會無法建立，無法為社會矛盾提供釋放和紓解的空間，個人訴求也無法匯集為一種公共認同，只能轉向市場認同的手段，這樣更容易形成利益導向，滾雪球似地加重了利益群體的議價能力，甚至走向沖突。
   
    這裏的公共社會應當是公民社會，因為中宣部閹割導致，中宣部是文字獄的最大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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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21世紀經濟報道》2011年1月1日社論“追尋繁榮復興 建設公共社會” 　　
   
    上一個十年，“中國崛起”被視為最重要的關鍵詞，下一個十年，“中國如何影響世界”將成為最核心的問句；如果說上一個十年只是為這個世紀列了一個問題目錄，那麽，下一個十年，將為這個世紀打出一份草稿，在這份草稿中，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將是主線。 　　
   
    這條主線在中國仍然只是一條暗線，中國社會的明線仍然緊緊纏著房價、腐敗等現實問題，當然，迎面而來的還有“社會建設”這個核心命題。在這種微妙的明暗對比中，一方面我們更清醒於在現代社會坐標中的位置，催生向上生長的驅動力，另一方面我們也清楚地預感到明暗互動中可能產生的錯位與誤讀，演變為向上生長的阻力。 　　
   
    中華民族復興是歷史上最為久遠的一次“預謀”，但一百五十多年來斷斷續續形成的緊張感，給波瀾壯闊的復興進程投射了各種壓力，以至於它在上升之路上缺乏暢快淋漓的氣質，內心充滿糾結：如何整合五千年來的文明傳統和現代中國的微弱共識？如何整合那些曾經或者仍然處於優勢的其他文明為我所用？如何利用新生力量解決舊有分歧？一個更為美好國家的基本依托是什麽？一個更為美好的世界的基本認同是什麽？ 　　
   
    這一類問題上的持續追問與實踐，一百多年來從未停息。深陷古今中西的種種斷裂、抵牾和沖撞，即使了解中國文明古老而長遠的輝煌、短暫而深刻的挫敗、堅韌而迅速的康復，中國社會對中華民族復興的期望值本身仍然是一條不斷波動的曲線，對理想社會的共識追尋總是讓位於現實的利益調解。 　　
   
    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以及逐步掙脫制度化的精神生活，使得個人和企業對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理念深入人心。不同利益群體和社會階層的分化趨勢是必須面對的現實，各種群體之間的相互信任程度則因矛盾日多而逐漸削弱。政府、社會、企業、個人之間不同層次的沖突已被視為首要解決的問題。幾乎所有的現代強國都在重重矛盾中興起，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和二十世紀前期的美國歷史無一例外，中國似乎也難以避免。 　　
   
    沒有分歧不成社會，沒有辯論不成民主，沒有矛盾不成進步。這些有著長期歷史淵源的糾結、分歧、矛盾或者沖突，其實也是形成更牢固更遠大的共識所必備的壓力資源。中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將這些壓力轉化為改革發展的動力，並避免它們撕裂社會，這決定著中國的繁榮能持續多久，決定著復興進程究竟能走多遠。 　　
   
    秩序是一切的基礎，但秩序正在重整，要做到忙中有序，整而不散，需要在社會建設中確立共同基礎：或者凝聚社會的目標要有足夠的公共認同；或者通過公共性安排，來匯聚和呈現社會公共意誌。 　　
   
    在中國，個人註定要在“普遍的生活”中生活。國家理想在個人生活中的投射影響個人參與公共建設的態度。國家的目標，是為了避免他人的傷害，還是為企求榮耀？這也決定了公共參與度。正是人們對榮譽、偉大的仰慕，或者顯示自己的存在價值，而不僅僅是利益安排，才使優秀人才從私人領域投身公共領域，使個人能力轉化為公共資源，否則，個人的動力將停留在自我的經濟滿足，造成潛在公共資源的流失。 　　
   
    如果說國家是一種客觀精神，那麽社會緊隨其後。一個社會要保持凝聚力，首先要看有沒有凝聚人心的文化、共識象征體、或者超越單個群體利益的共同目標。它們的生命力並非來自隨意的設定，而來自於歷史文化傳統，以及與每個個體的關聯性。以民族復興的目標來說，只有在它與每個中國人的平等、尊嚴和自由訴求發生有機聯系的時候，才能產生共振。比如，“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講的是社會福祉，又指向每個具體的公民，因而不言而喻地具有凝聚公眾的公共性。 　　
   
    如果說，三十余年的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市場自由和個人自由的發展，那麽，現在重建公共社會與保護自由已經同等重要。公共社會的成長，是市場自由和持續繁榮的補充與支撐；假如公共社會無法建立，無法為社會矛盾提供釋放和紓解的空間，個人訴求也無法匯集為一種公共認同，只能轉向市場認同的手段，這樣更容易形成利益導向，滾雪球似地加重了利益群體的議價能力，甚至走向沖突。 　　
   
    在社會建設呼聲日漲的今天，政府通過公共財政建立可持續、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是維持繁榮、市場自由和民族復興的基礎和保障。政府機構需要強調其公共性。“公共服務型政府”是政府本來就應該有的內涵，沒有公共性不成政府，不為公眾服務不成政府。政府的公共性危機的肇因往往是輕率地偏向某一利益集團而抑制其他利益相關方，而克服公共性危機和信任危機的不二法門，則是以中性的公共服務者定位，協調和整合各種利益訴求。不過，它的前提是政府與社會各階層必須同時保持充分有效的溝通，要麽是政府主動向社會開放，主動走入社會，開拓吸納各個社會群體聲音的通道，要麽是社會各種聲音都能得到平等而自由的表達。這種政府與社會的互動，也正是社會建設提升效率的手段。 　　
   
    一個公信力為前提的社會信用體系同樣重要，它需要被重新定義與劃定邊界，某種程度上它是無形的，但卻是有效的。商業信用體系的建設，雖然以其專業性和職業倫理來保證其系統的獨立，仍然無法取代公共信用。仍在持續的全球金融危機，正是市場信用體系在美國和歐洲所面臨的危機。無論是信用中介機構主導的美國模式，還是政府和中央銀行主導的西歐模式，都需要面臨商業信用機構如何超越機構自身利益的悖論。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離不開公共媒體的參與，在中國，公共媒體的公共信用基礎較好，自我糾錯能力也較強，當然媒體本身也面臨如何理解公共利益的難題。 　　
   
    持續繁榮和民族復興的主要挑戰，還在於各種社會斷裂和沖突。而促成社會和解、化解危機的最好辦法，並不是零星的社會工程，而是為各種社會聲音提供平等的機會、對話的平臺，這是真正基業長青的道路。市場力量必須意識到，社會分化和斷裂可能引發的社會震蕩，遲早會將矛頭指向市場自身，危及持續繁榮的前景。市場力量同樣需要推動社會的多元聲音和公共意誌充分呈現，以對話達成諒解，並學會妥善處理市場發展所產生的麻煩。同時，以社會創新的方式推動社會和解，緩解市場與社會的矛盾，是我們可以嘗試的方向。 　　
   
    時勢不同，應對有變。十年前，我們創刊，認為最重要的是市場自由的發展、全球經濟的融入、個人權利的保護和對弱者的救助；我們相信，自由不僅僅是一種價值，更是其他價值的溯源。今天，新的十年開始之際，社會格局已經發生較大變化，似乎又是一個盛大場面的開幕時間。中國的傳統智慧說：有為，是為了無為。我們相信，在未來十年，通過包容式發展，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新文明社會”的雛形，使政府、市場、社會齊頭並進，使得每個人都能夠領略到生活的真正目的：不卑不亢、不獨不眾、不仰不俯、不頌不哀。從而呈現持續繁榮和民族復興的含義，從而建立中國與世界的嶄新關系。 　　
   
    下一個十年，讓我們倒數中國與世界的距離。
   
   
    參與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www.canyu.org) (博訊記者：蔡楚) (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