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會──強國的競技場

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創立在1851年。那個年代，十九世紀中期，歐洲列強向全世界發動戰爭，在工商業落後的亞洲、非洲、中南美洲地區掠奪土地、資源、市場。

如果英法聯軍（1857）標誌著歐洲兩大強國在中國的宣示軍事主權，同一個時間，世界博覽會也正是強國向世界宣告政治實力、經濟實力與科技實力的競技場。

第一屆世博由英國主辦，1851年在倫敦舉行，由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王夫亞爾伯特主持。英國館的水晶宮，以鋼鐵與玻璃組合，也宣告了數千年來人類傳統建築材料（岩石、泥土、木材）的結束。

1853年世博在新崛起的美國紐約舉行。1855年世博由法國主辦，在巴黎舉行。1862年世博又回到倫敦，再度由英國主持。1867年又輪到法國巴黎主辦。

回顧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世博會主辦歷史，很清楚看到這個以經濟商業與工業科技為名的博覽會正是強國藉以宣告政治實力的場域。

整個十九世紀，並沒有太多國家有能力主辦（甚至參加）世界博覽會。世博會的「世界」只是幾個強國的較勁而已。

亞洲第一個有能力主辦世博會的是日本（大阪），時間已經晚到1970年了。

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中期整整這一百多年，亞洲國家是與世博會無緣的。

世博會啟發梵谷、德布西

十九世紀後半葉，亞洲國家雖然無能力主導世博會，卻因為參與，的確對歐洲文化發生了正面的影響。

大家都很熟悉，梵谷在1887年從荷蘭到巴黎，他就是透過了世博會帶去的日本版畫認識了東方浮世繪的線條色彩構圖。梵谷收藏浮世繪，臨摹浮世繪，甚至摹寫上面他看不懂的漢字，啟發了梵谷最後三年自我繪畫風格的完成。

不止梵谷，印象派畫家馬奈、莫內、高更等人的畫作裡都可以看見對東方藝術的好奇與探討。

強國在展現政治實力、經濟實力的同時，社會的菁英往往可以透視到一個民族更深層的歷史的厚度、文化的源遠流長，可以看到不因為政治衰弱而喪失的美學品質。

德布西也是透過了世博會聽到印尼甘美郎音樂，啟發他在十九世紀末創作了不同於傳統歐洲切音方式的新印象派音樂。

西伯利亞大鐵路與艾菲爾塔

十九世紀末，各列強國家在世界博覽會展示自己政治、經濟、科技實力的目的越來越明顯。

1893年芝加哥世博，野心勃勃的俄羅斯曾以修建長達九千多公里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作為自己國家實力的證明。

博覽會中俄羅斯館，觀眾可以瀏覽所有大鐵路修建的地理與科技資料、設計圖稿。同時也可以坐在火車車廂中，聽到火車汽笛鳴叫，車窗外是四層由當時一流俄羅斯畫家合作長度達 兩千公尺 的西伯利亞的沿途風景。四層景深由近而遠，山脈、河流、平原，天空朵朵白雲，景片拉動，虛擬乘坐火車的實景，栩栩如生，經濟科技實力轉換成了美學的形式出現。

1889年世界博覽會在巴黎舉行，法國為紀念大革命一百周年，大肆慶祝。那一次世博會址坐落在塞納河西南岸的戰神廣場，廣場上高高聳立的艾菲爾鐵塔，挑戰世界最高建築的難度，成為展現法國國家經濟與科技實力的新美學標誌。

眾所周知，這座鐵塔原來只是電信通訊的信號塔，純粹只是為了資訊科技的功能性而設計。但是艾菲爾思考當時世界上挑戰最高力學極限的建築量體，不止放棄了人類數千年熟悉的建築材料，放棄了岩石、木材、泥土，改用現代科技的鋼鐵，更徹底放棄了舊有的建築形式束縛，用純粹力學結構，組織成向上挺伸的力量，背叛地心引力，擺脫所有舊建築的裝飾符號記憶，不再有羅馬圓拱，不再有希臘柱頭，不再有巴洛克雕花，艾菲爾宣告二十世紀建築純粹材料與力學的結構之美，藉著世界博覽會，法國領導著經濟科技實力走向新的美學思考。

所有政治經濟科技實力最終是在美學的層次上完成，沒有美學層次，政治、經濟、科技實力，都只是沙上建塔，無法留下記憶。

上海世博會留下什麼

在上海世博會場走一圈，每一個館都是一個符號，每一個館都具體而微說明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目前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

中國館是最醒目的，不止是因為它是主辦國，可能更因為中國試圖藉這次世博展示的野心或企圖心都太明顯了。中國館的醒目，不止是大，更因為造型上不斷向上擴大飛張的霸悍雄強的氣勢。遠遠望去，像一個健身房重量訓練出來的健美先生，虎背細腰、寬肩膊倒三角的身材，氣勢奪人。

雄強是可以讓人記憶的，但是還需要內在的飽滿。沒有內在的飽滿，雄強容易流於虛張聲勢，不是真正的實力充足的從容自在。

中國館的造型來自兩千年中國木建構建築的斗拱與飛簷，是傳統符號概念的再演繹，是記憶的繼承與放大，而不是勇敢的創新。

受過一百年民族自信的壓抑，從民族傳統符號尋找再出發的信心，可以理解，但過度放大民族舊的記憶符號，有時恰恰也是走向崛起的阻礙。艾菲爾鐵塔正是勇於擺脫舊符號，以全然的新思維走向世界實力競爭的成功案例。

太過因循舊的民族符號，有時候是不想（或不能）具有現代世界的競爭力，如同這一次世博的泰國館，因為放棄了在現代世界的競爭，倒也不虛誇矯情地在傳統符號裡安分的做小小的自己。

德國館的外觀看起來強大，形式的概念卻延續著二十世紀初包浩斯的美學規則。幾何切割的塊面，在二十世紀初是創新，在二十一世紀初，卻無論如何只是一頁翻過去的美學陳跡。如同十九世紀末挑戰力學最高的艾菲爾鐵塔，有創新難度，二十世紀末蓋一個號稱最高的101，就只是虛張聲勢而已。沒有難度的挑戰，是沒有美學可言的。

荷蘭館不大，不虛誇，草地上的羊，溫室中的鬱金香，浮在半空的民房，都是小而實在的國家記憶。荷蘭近二十年來在建築美學上的思考，務實而不虛誇，令人耳目一新。建國四百年的荷蘭如果可以如此平實，不知道為什麼才建國兩百年的美國卻要背負如此沉重僵硬的「大國」負擔？在美國館中看美國這個國家的總統、國務卿政治演說，只覺得可笑而已。

英國館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在遊覽荷蘭館時，我的視覺不斷被一旁的英國館吸引，像一個灰濛濛的發光體，像珍珠的光，內斂而絲毫不囂張，想到古詩裡的「曖曖內含光」。

我向荷蘭館導遊道歉，因為忍不住一直在看英國館，沒有專心聽他解說。這解說員嘆一口氣笑著說：是啊！荷蘭館很驕傲提供了一個看英國館最佳的平台。

英國館的總設計建築師是1970年代誕生的湯瑪斯．海澤維克（Thomas Heatherwick），他的建築思維沒有太多國家符號的記憶（僅僅有一個隱而不顯的「米」字符號）。也許，作為世界主流英語文化圈的中心，國家的概念已經是二十世紀的舊符號，海澤維克拿到2010上海世博的英國館案子，他的思考顯然是：如何為二十一世紀找到美學的新方向？二十一世紀人類的共同難題是什麼？

如果二十世紀世博會競技的是政治實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二十一世紀的難題，或許恰巧是對濫用的政治、經濟與科技的反省與思考。

政治、經濟、科技無節制的濫用，造成生態失衡，氣候變遷，危及人類自身與物種的生存。

英國館沒有從外在造型思考，所有的建築造型來自思考生態難題這一主題意識。

英國館從現代人的生存空間開始反思，思考空間的意義，思考廣場的意義，思考自然與人的互動關係，最終思考到物種的傳延。

參觀者通過廣場，通過水，來到護衛種子的「聖殿」。「種子」是生命的胚芽，儒家哲學中心思想的「仁」這一個字，其實就是「種子」，是瓜子仁的「仁」，是杏仁的「仁」，「仁」並不是形而上的抽象哲學，「仁」是來自如此具體的生命必須生長的「生生」不息的願望。

因此設計者擺脫了形式束縛，從「種子」出發，集合了倫敦和雲南植物研究中心六萬顆種子，封存在 七點五公尺 長的有機壓克力管中。六萬條透明的長管，固定在木結構上，隨風微微搖曳，隨日光發生變化，像一團光，不斷變化色層的光體，像基督教《聖經》裡傳說的「方舟」，在生態浩劫來臨時負責承載傳延生命。

在種子聖殿裡，戶外的自然光被 七公尺 長的透明管引進室內，每一根管子的前端，透過凸鏡放大，看到不同種子的形狀，孕育著生命，等待發芽，如此安靜，如此飽滿，如此神聖，如此莊嚴。

英國館挑戰了二十一世紀生命物種面對生態浩劫的難度，它不是第一名，它是2010世博唯一思考到時代難度的建築。它沒有從思考造型開始，卻完成了真正造型的革命。西班牙館很漂亮，英國館不是漂亮，是美，「美」必然有思考的難度。

2010年上海的世博會熱鬧非凡，十月以後，人潮退散，建築物陸續拆除，黃浦江兩岸都將如廢墟，那時，這一片復歸沉寂的土地將在歷史上留下什麼記憶？西伯利亞的大鐵路嗎？或是標誌新世紀美學的艾菲爾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