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5/12/22 01:32:56瀏覽202｜回應0｜推薦0 | |
曙光乍現 「兩國論」後急轉直下
1979年到2000年的兩岸，最值得稱道的開放政策，是允許台灣老兵返鄉探親。開啟兩岸協商先河的「辜汪會談」，則是影響往後20餘年兩岸得以求同存異基礎。 蔣經國時代〉開放大陸探親 提供互動契機1979年，美國與中國大陸正式建交，故總統蔣經國主張兩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不與中國大陸政權交涉，並且絕對不放棄光復大陸的神聖任務。加上之前由於人民解放軍砲擊金門「單打雙不打」，兩岸民眾之間的往來幾乎完全隔絕。隔絕狀態到了1987年有所鬆動，這一年的7月，台灣正式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為日後大陸政策的進一步調整和兩岸關係的互動提供了契機。同年11月，又開放台灣人民赴大陸探親，冰封近40年的兩岸關係開始解凍。 自此以後，一波又一波的返鄉探親潮，打開了兩岸封閉隔絕的大門，不少台灣企業藉機到大陸投資經商，掀起了第一波台商投資大陸熱。 開放兩岸探親，因此衍生不少問題，譬如老兵探親到香港過境，他們都老了，沒有經驗，要不要有人幫忙安排？從香港到大陸要等很久，手續非常麻煩，兩岸如何共同解決？老兵到大陸後續要寄錢接濟大陸親人，怎麼寄？若是大陸有原配，台灣又有一個妻子，婚姻合法性如何處理？ 「種種問題，使兩岸開始思考以交流取代之前的對抗，」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趙建民指出，這成為雙方政府調整兩岸政策的重要因素。 李登輝繼任總統〉設「大陸工作會報」推事務1988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以副總統身分繼任總統，行政院成立「大陸工作會報」推動大陸事務，處理開放探親衍生的新問題。既然要交流，便要開始考量對方政府主權與相互定位的敏感問題，鋪陳了李登輝後續改變兩岸現況的作為。李登輝上台初期，面對大陸情勢，不再是對抗，同時，國際政治也發生對台灣有利的局面。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隨即所有東歐國家的共產政權垮台，而中國大陸爆發天安門事件，恰好是李登輝上台後一年，中國大陸內憂外患。外交情勢加上大陸內部因素，李登輝決定採取積極進取的策略，跟大陸談判。 除了政治上的變化，兩岸的文化交流亦日趨熱烈，在1990年代初期達到高峰。台灣的影視節目《星星知我心》《滾滾紅塵》《魯冰花》風靡中國大陸；姜育恆、羅大佑、蘇芮、潘美辰等流行歌手更成為中國大陸歌迷崇拜的偶像。席慕蓉的詩、瓊瑤的小說，影響了中國大陸整整一代年輕人。 簽訂金門協議 合作打擊犯罪 誕生於1990年9月的「金門協議」，則是海峽兩岸分別授權的民間團體所簽訂的第一個書面協議。為了合作打擊兩岸間的違法犯罪活動，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與台灣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在金門舉行商談，就解決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居民、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遣返問題進行協商，才有「金門協議」。 當年擔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祕書長的陳長文律師撰文回憶，當年發生「閩平漁事件」，20幾個偷渡人士在遣返途中被悶死，這才驚動雙方坐下來協商。 1991年夏天，大陸華東地區遭遇規模空前的水災，受災人口超過2億。慈濟首度踏上大陸土地賑災，華視和《民生報》還聯合舉辦「送愛心到大陸」義演晚會。 大陸新娘人數也在1990年代與日俱增。據統計，1998年結婚登記只有1萬2167人，到了2003年，光是一年就達到3萬4685人。 「大陸工作會報」則在1991年1月28日改為正式部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陸委會）。就在此時，新選出的第二屆國民大會也開始修憲，李登輝先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不再將中共視為「叛亂集團」。 接著，國民大會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台灣回歸憲政常態，最後在憲法增修條文中，訂定「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而修憲的序文及條文，確立以「自由地區」及「大陸地區」為兩岸互動基礎的憲法定位，授權政府制定特別法來規範兩岸關係。陸委會就據此制定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開展政治談判與妥協，首先要解決交流機構的問題，兩岸交流必須有新的單位，而且官方不能對官方。 於是，1991年2月19日，中華民國方面成立半官方性質的「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擔任「白手套」與大陸握手。北京方面猶豫了快10個月，在1991年12月16日成立社會團體法人性質的民間團體「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這項制度創新，成就往後兩岸交流基礎。 從海基會、陸委會成立、要求談判，大陸因應成立海協會，長期研究兩岸關係的趙建民認為，1990年代初期的兩岸關係，可說是台灣主導，根據台灣的意志去推動。 一中各表 解開兩岸40年的結 兩岸制度性協商，最關鍵也最棘手的難題是主權問題，也就是「一個中國」的問題。為此，兩會於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在香港就「公證書使用」問題進行工作性商談，又在1992年11月透過傳真往返，同意以各自口頭表述來表達彼此對「一個中國」的看法，這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由來。 「一中各表」的微妙，解開了兩岸鬥爭40年以來的結，協商的道路立刻平坦起來。緊接著，辜汪會談登場。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由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於新加坡舉行會談，「以談判化解敵意，以協商取代對抗」。 這是海峽兩岸自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以來，首度由當局授權的正式會晤及談判，象徵著兩岸關係的解凍和發展，不僅全世界矚目關注，也為兩岸和平樹立了不朽的里程碑。兩岸奠定交流的基礎，全賴1993年的辜汪會談。 「第一次辜汪會談」簽署了「兩岸公證書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等四項事務性協議，兩岸和解達到1990年代的最高峰。 趙建民分析，兩岸第一次辜汪會談之時，台灣是亞洲四小龍之首，反觀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在改革派與保守派拉鋸下進行得異常辛苦。 1993年在新加坡的這場會談，其實也是國力的展現，台灣與大陸的GDP對比是1：3，台灣顯然占上風。然而，在野的民進黨高度不信任辜汪會談，特派代表團在旁觀察，多少反映了台灣內部處理大陸事務的不協調，也埋下了兩黨面對兩岸關係高度分歧的種子。 2000年4月28日政黨輪替的前夕，當時的陸委會主委蘇起，發明了「九二共識」這一個新名詞，用以概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兩岸雖然舉行了辜汪會談，然而隔年不幸發生的「千島湖事件」，台灣遊客遭搶殺害，台灣民眾震驚不已，對兩岸關係產生了不小的衝擊。 然而，1993到1995年總體而言，是兩岸關係的好日子。辜汪會談簽了協議，後續進行多次事務性協商。1995年，當時的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出「江八點」，要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三通」這個字眼也首度出現，更歡迎台灣當局領導人造訪大陸，而大陸的國家領導人也願意接受台灣的邀請前往台灣。 中國大陸從未出現過對台灣如此友善的文件，「江八點」是基於兩岸交流為前提，不像大陸以往都是基於統一的概念而制訂對台文件，由此可知，中國大陸確實想與台灣交流。 李登輝當選首任民選總統〉戒急用忍 關上台商西進大門1995年，李登輝可望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統，決定接受母校康乃爾大學的邀請，在畢業典禮上演講。此舉打破了將近17年未有中華民國最高領袖訪美的慣例。北京方面卻對李登輝訪美非常反彈，認為美國此舉助長台灣內部謀求獨立的政治勢力。大陸以台灣違反共識為由，片面宣告中止兩會協商。1995年6月李登輝抵達美國，旋即7月中國大陸便在台海地區展開軍事演習，試射飛彈，抗議李登輝訪問美國，兩岸緊張關係不斷升高。 1996年3月22日總統大選，大陸在大選前的3月8日再次「文攻武嚇」，在台海最接近台灣的19～30海哩處南北同時試射飛彈，兩岸之間戰雲密布、一觸即發。美國擔心兩岸戰事再起，特地派遣兩支航母戰鬥群巡弋台灣外海，試射才作罷。 兩岸關係至此跌入谷底。李登輝前總統的「戒急用忍」政策，便是在兩岸關係緊張的背景下誕生，明確界定：「高科技、5000萬美元以上、基礎建設」三種投資應對大陸「戒急用忍」，不贊成台商到大陸發展，透過投資審查、限制出境等，企圖關上台商西進的大門。 多年分析兩岸互動的趙建民觀察，兩岸關係與國際空間對台灣是一體的兩面，兩岸關係不和緩，台灣的國際空間就小，1997年計畫推動的亞太營運中心無疾而終就是例子。 1998年6月，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更是宣布了對台灣極不友善的「新三不政策」：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認為台灣不應加入任何必須以國家名義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 兩國論 再度中斷交流對話 直至1998年，雙方才有意緩和緊張關係，辜汪二老在上海再度會面，第二次辜汪會談被稱為「辜汪會晤」，汪道涵也允諾隔年訪台。來訪前夕，李登輝突然提出「兩國論」，不僅汪道涵取消行程，海協、海基兩會的交流對話機制也再度中斷。 「兩國論」的論調，是李登輝在1999年7月9日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表示，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現狀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簡稱為「兩國論」。事後資料顯示，它的起草人囊括各界學者名家，包含後來出任陸委會主委、後任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 「兩國論」不承認有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說法，此言一出，中共頓起戒心，在李登輝第二任後半的執政期間，兩岸交流似乎自此邁入漫長的冰河期。 1990年代前半，台灣在兩岸事務上占據主導位置；1990年代後半，兩岸關係急轉直下，台灣陷入美國和大陸對台皆不友好的國際處境。截至李登輝卸任，台灣始終走不出孤立的局面。 |
|
| ( 心情隨筆｜心情日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