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老朱賺到了做手機生意以來最大的一筆錢。這也是「山寨人」津津樂道的黃金時代。暴利時代總有終結的時日。只是老朱沒有想到，「來得竟會那樣的快」。

送走了一批經銷商後，老朱(化名)坐在了記者面前。

雙手很有禮貌的接過記者遞給的名片後，老朱並沒有交換他的名片——他並非失禮，而是遵循「江湖」規矩：常以姓氏相稱，不問對方的公司、職務，維繫關係的唯一工具，僅是便捷而又可時常變換的手機號碼。

作為游離在「灰色」產業邊緣的商人，老朱的警惕與小心有著邏輯的必然——在深圳從事手機生意逾六年的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有獲得原信產部頒發的手機牌照；他運作的相當部分的手機未經過入網檢測。但這些都沒有妨礙他「做」的手機，最終同諾基亞們一樣，在中國這個世界最龐大的手機消費市場恣意伸展。

悄然之間，他「做」的手機被冠以一個別樣的名字——山寨機。

憑借低廉的價格和某些匪夷所思的創新，山寨機在廣大三四級市場迅速「躥紅」，並對傳統的國產品牌手機構成直接衝擊——近年，在一些國產品牌機日顯頹勢的年報上，「山寨機氾濫」均被視為其銷量下滑的主要原因。山寨機產業也因此備受指責，甚至引發了以政府主導的針對山寨機的嚴打行動。

「與品牌軍相比，我們幾乎是在夾縫中生存。」老朱感歎，但這並不妨礙他比品牌機「混得更好」——在多年的「山寨生涯」中，老朱積累了頗讓旁人忌羨的個人財富，儘管他還算不上是「山寨江湖」中的大佬。

深圳市手機協會副秘書長蘇傑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認為：「山寨機的存在有著自身的產業邏輯，更重要的是迎合了市場的切實需求。」這亦是老朱們得以「笑傲江湖」的深層原因。

在更高的產業層面，深圳市社科院院長樂正則認為，「山寨機」是一種自主創新的初級產品。樂正倡導：政府應積極引導「山寨」企業，走出「山寨」，進行產業升級。

「打算上岸嗎？」面對記者的這個提問，老朱始終不願正面作答。

「世上本無山寨」

「世上本無山寨。」老朱戲謔地說。

在中國手機產業起步階段，國產品牌手機可謂風光無限。「當時一款國產手機的廠商利潤，好的能做到千元人民幣以上。」原TCL通訊一位負責市場的人士對記者透露。這從2003年TCL通訊的財報中，可窺一斑。當年前九個月，TCL通訊主營業務收入73.92億元，同比增長21.39%，淨利潤更是高達18.90億元。

「2003年前後的手機行業，處在暴利時代。」當時，還在從事某國產品牌經銷商的老朱憶述，整個產業鏈都充斥著暴利，「當時僅TCL的省包商，一年利潤過億元的，不下十個」。

也正是在這一年10月，國產品牌機的市場份額達到60%——首度超過外資品牌，成為市場的主宰。此時，整個市場充斥著狂熱，中國作為製造大國的產能動力，再度被空前激發。一時間傳統電話機廠商、數碼廠家紛紛轉型手機生產。

「還有不少品牌廠家的研發、銷售人員合夥出來做手機的。」原來在某國產品牌廠商任職的人士透露，當時私底下流傳一種說法，「有本事的出來單干，沒本事的才在廠裡呆著」。

另一個更為龐大的群體來自經銷商隊伍。通過手機銷售積累大量財富的經銷商，開始向更高的產業利潤進軍。

在「由商轉廠」的大軍中，老朱就是其中之一。一個典型的公司架構是：「幾個國產品牌廠家出來的技術人員、其他電子行業從業者和手機經銷商湊成一家公司。因為經銷商對市場渠道最為把穩，往往是項目的出資方。」

老朱則這樣對記者分析背後的產業支撐，由於珠三角地區長期以來形成的電子製造產業鏈的基礎，讓其責無旁貸的延續到手機製造業的輝煌，「你在華強北，可以採購到生產一款手機所需要的所有配件」。

相比較品牌廠商，這類手機廠商的產業分工更為細化。

就是在這個時候，此前曾制約手機產業普及發展的技術門檻也不復存在。2004年，來自聯發科的手機解決方案在這些手機廠商中規模應用，大大降低了手機行業的製造門檻。在此之前，穩定而廉價的芯片供應，一直是這個「江湖」的瓶頸——無論是2000年初使用較多的wavecom模塊，還是2003年左右的ADI芯片，其價格和穩定性均缺乏競爭力。也正是因為如此，2004年，被視為「山寨機元年」。

記者瞭解到，自2003年起，在東莞、寶安一帶陸續建立的手機代工廠就超過百家，年產能超過千萬部。而在產業上游的方案公司，也不下200家。「從理論上說，在深圳你想要玩手機，唯一需要準備的就是籌措資金，其實這也不是問題。」老朱說。

「又掙了一輛寶馬」

「幾乎每一天，你都能看到有新人進入手機行業。」老朱對記者描述的是2005年前後的「手機江湖」。他稱之為：「最瘋狂的年代。」

一個細微的變化是，投身手機行業的，已經不局限在手機產業鏈上的從業者。「很多與電子產業毫不相干的人，也瘋狂湧入。」老朱回憶，不少從事礦業、房地產、甚至服裝行業的商人，都開始將在既有行業積攢的「熱錢」，投資於手機業。

據多位深圳手機界業內人士估計，2005年初，深圳及周邊地區大小「山寨機」廠商大約在200到300家，到2006年陡然擴容到「至少上千家」。

與品牌手機相比，山寨機在運作方式上表現出超強的靈活性。「由於分工細化，我們一款機型從立項到開模，再到量產，最快15天能搞定。」老朱告訴記者，相比之下，部分國產品牌廠商僅立項環節，就需要半年。

而低廉的價格和多元化的功能，則成為山寨機迅速切入市場的利器。據老朱回憶，2005年，山寨機售價較品牌機約低40%。而雙卡雙待等「創新」功能率先在山寨機推出，更讓山寨機一度引領手機創新潮流。

在廣大三四級市場，山寨機迅速成為熱銷品。

與此相關，一條與傳統渠道並行的山寨機銷售渠道，也悄然成形。據《中國手機市場營銷攻略》一書作者龔兵博士介紹，有別於品牌手機走正規國包商渠道，山寨機往往更傾向面向省包，甚至更下一級的地包商直接供貨。「由於很多高仿機、三碼機摻雜其中，整個流程都是隱形的。」龔兵分析。

與此同時，憑借價格利器，山寨機也開始揚帆出海。在印度、中東、非洲等地，來自中國的山寨機很是暢銷。

「大約從2006年開始，在華強北一帶，你就能常常見到很多中東商人。」老朱告訴記者，他們有的甚至乾脆在深圳設置專門的辦事處，「都是來尋談貨源，做手機生意的」。

瘋狂的背後，追逐的依舊是手機行業的高利潤，儘管逃脫不了電子產品利潤下滑的規律——2006年下半年山寨機單款利潤已跌至百元以下，但成幾何倍數的產量增長，依舊維持著手機行業的暴利神話。

來自山脊咨詢的數據顯示，2006年底至2007年上半年，山寨機出貨量每月高達1200萬部。「以每部80元的利潤計算，每月山寨機總收入近10億元人民幣。」山脊咨詢總經理譚貽國表示。

同樣在2007年初，老朱賺到了「做手機生意以來最大的一筆錢」。

這也是老朱這樣的「山寨人」津津樂道的黃金時代。老朱回憶，在華強北振興路的雨花西餐廳，最常見的一個情景是，兩個熟識的手機商相視而笑：「兄弟，這個月又掙了一輛寶馬。」

「每天都聽到有人退出」

暴利時代總有終結的時日。只是老朱沒有想到，「來得竟會那樣的快」。

大約從2007年10月開始，老朱發現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了。這個月在中國手機界發生了一件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件——沿襲多年的手機「牌照制」正式取消，手機生產改為「備案制」。

但老朱事後分析，手機銷量的下滑，與「牌照制」的取消僅是時間上的巧合，「兩件事之間，並無因果關係」。

「市場熱潮期，在逐利的衝動下，盲目的入市者不會去思考市場的承受程度。而市場的需求總歸是有限的。」老朱告訴記者，2007年年底他感到從未有過的庫存壓力，「頭一次意識到，手機也會賣不動」。

老朱的遭遇絕非個例。手機市場步入下行的種種跡象，已經在素有中國手機市場風向標之稱的華強北漸次展露。

一度聲名顯赫的「山寨機王」中天通訊，其原高管在去年12月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透露：「由於市場下滑，2007年底，中天通訊的生產幾乎陷於停滯」。

老朱則這樣向記者描述「山寨江湖」的一個細節：在2007年以前，華強北時常傳出這樣的神話，某名不見經傳的公司，因為某款機型熱銷幾十萬，一夜之間就賺了千萬，甚至上億。「這樣的神話已經越來越少了。」老朱說。

記者採訪多位業內人士預估，2007年，山寨機產量大概在1億部到1.5億部之間。而來自易觀國際的數據顯示，2007年國內手機的總銷量約1.49億部。由此可見，山寨機的產量，已大大超過了市場的承載能力極限。

在這種情況下，山寨機利潤崩盤，已成必然。據記者調查，時至2008年初，相當部分山寨機單機利潤僅在10元左右，有的甚至跌至5元。在此背景下，與當初瘋狂湧入相反，老朱說：「每天都聽到有人退出。」

2008年11月7日，中天通訊董事長黃朝暉突然「失蹤」，一度享譽市場的「山寨機王」轟然坍塌，此事在深圳手機圈震動頗大。但多位受訪者均對記者表示：「在投機主義盛行的手機行業，中天通訊的遭遇並不足為奇」。

老朱告訴記者，經歷了長達一年的行業寒冬，山寨機行業安靜了很多，「大家已經意識到，這個行業不再是暴利。或者說暴利的概率，已經很低了」。

而記者獲悉，自2008年下半年，「嗅覺」靈敏的山寨人紛紛開始尋覓新的商機——轉戰「山寨上網本」。這是個看上去頗似「藍海」的市場。他們希望在那裡，能夠延續山寨機的神話。

來自山脊咨詢的調查顯示，短短半年時間，僅深圳的山寨上網本廠家已過百家，其中不乏是來自山寨機的轉投者。

這，是否又是另一次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