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紐約大學終身教授  熊玠

熊玠，男，1935年7月23日出生，河南省開封市人，祖籍江西省。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南伊利諾州立大學新聞系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美國紐約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

1949年隨家前往台灣，1958年移居美國，1977年加入美國籍。後任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兼該校政治研究所主任，美國當代美亞研究中心主任，美國政治學會、國際問題研究協會、亞洲問題研究協會、國際法協會、中國問題研究協會會員。與美台上層關係頗深。與美國前總統卡特、裡根有一定交往，與美國國會有密切關係，1979年曾參加起草《與台灣關係法》。

本人在二○○九年七月號的《海峽評論》曾發表了一篇命名為〈一個天安門事件「變相受害者」的「喊冤」回憶〉文章。因為在那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正值我在北京年休，親眼目睹一切。而在那不久以後回到台灣，卻因我對媒體據我本著良心所交代的目睹實況與一般人印象不相雷同，故而遭遇到很多靠情感代替思考的人們窮兇極惡地譴責唾罵。所以我文章中自命是「變相的受害者」。所謂「喊冤」未雪者，即指我所見到的真相，一直未見光日。所以我當時對媒體吐的真言迄未得到證實，因此我仍因被許多人誤解而未能伸冤，故仍「喊冤」也。

今年六四前夕，因媒體有六四事件某中槍學生要捐「血子彈」的報導。再度勾起我回憶，　我認為這是天下所有擁護真相透明與公正的人們所共有的願望。

一個天安門事件「變相受害者」的「含冤」回憶
熊玠  (紐約大學政治學系終身教授)

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發生時，適逢本人趁年休之便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學者身份正在北京作客。六四期間，我正住宿「北京飯店」。 距天安門僅咫尺之地，目睹一切。因海外媒體追問，本著良心發表了我所見所知的若干肺腑之言。因與當時媒體一面倒的報導未能苟同，導致各方對我窮凶極惡地譴責唾罵。甚至有人電話威脅要殺害我全家。連我到華人區理髮，坐在理髮椅子上竟然有人前來指手劃腳對我辱罵。沉冤深海迄今，有誰能還我公道？故說本人是一個「受害者」，當之無愧。但因須區別於其他在天安門事件中的受難者，所以我自稱是「變相」的「受害者」。今應《海峽評論》之隆邀，匆匆寫下片斷回憶，是以沉冤尚待昭雪的心情寫出的。故曰「含冤回憶」。由於時間倉促，而且天安門事件牽涉至廣，所以只能提出令我記憶最深或者是令我最感困惑的若干問題與點滴。再加以必要的細節交代，以助敘述的連貫性。但絕不能說是天安門事件全貌記憶的縮影。且有一點需要申明，那就是為了保持冷靜與不偏不依的風格，本文儘量用中性的詞句與口吻。希望讀者能夠了解。

我因學校年休而到中國停留兩個月的計劃，在我動身前已經全盤做好﹕4月12日到達北京，停留到6月5日離開。除了中間須前往上海與江西作短暫訪問以外，主要時間均在北京作研究。沒有想到，我到北京的第三天，胡耀邦就過世﹔再三天後就有三個學生逕往天安門祭弔，同時要陳情有司。中央若不回應將長跪不起。以後其他同學陸續來參加助陣，增加了長跪不起的行列。以後來聲援的學生數目不斷增加。這就是整個天安門事件的開始。因為我本來計劃是須六月五日離開北京，故六四高潮正好發生在我離開前一天。所以我看見了事件的最早開始，也看到了事件的結局。就好像有人故意為我安排節目一樣，務必讓我從頭看到底。

我們首先須了解當時北京上階層的情況。自從黨總書記胡耀邦於1987 因處理學生反日本遊行浪潮耽誤而遭罷黜後，由時任總理的趙紫陽接任胡的遺缺，而由李鵬昇任總理之職。鄧小平因身體關係，據知每天只問事兩小時，而且需要有人每日給他作口頭簡報。本來簡報工作是由趙紫陽擔任。但是，在學生聚集天安門開始後，趙紫陽因早已安排的日程需要往朝鮮訪問。在他四月下旬出國期間，這個每日給鄧小平作簡報的工作，就輪到李鵬身上。
學生除了聚集天安門以外，還各處張貼大字報小字報。在各校園裡也是如此。我去天安門觀看，發覺很多大字報對鄧小平發動人身攻擊，有的很惡毒。還記得有一個寬幅的大字報寫著「鄧小平腦子不靈，不如抱閻王親親」。我看後，立刻有預感會出大事。因為如果有人要害這些學生，只要把這一類對鄧小平人身攻擊的大字報拍照下來，拿去給鄧本人看。鄧一定會生氣。一個人在生氣時候的反應，一定激烈。對那時給鄧小平作每日簡報的人而言，這無異是授予他對付學生的一把刀柄。孰知這個預感，沒有多久以後在六月四日就兌現了。而六四的先聲就是4月2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將學生聚集天安門示威舉動定為反革命的「動亂」。這當然是先得到層峰指示而發表的黨中央意見。最後的攤牌，已是無法避免了。所以等趙紫陽從訪問朝鮮回來，到天安門看望學生時，連說「我來遲了」，語重心長，正是此意。

李鵬顯然不以學生為然，尤其學生的陳情是要為胡耀邦平反（因他在總書記任內，對學生相當寬容）。也許李鵬對此並不同意，也可能是由於他不習慣與人溝通，所以他從開頭就拒絕跟學生對話。導致學生們由幾人長跪演變到很多人集體絕食。支持者人數越來越多，竟然多到一百萬人聚集天安門示威。當時有知內情的朋友，對我私底下表示意見，稱究竟「乾兒子不如乾爸」（指李鵬是在周恩來扶養下長大的），「如是周總理在，他會馬上去天安門和那最初開始長跪的三位同學對話。甚至會說你們如要長跪拒不返校，我（指周恩來自己）就陪你們一道跪」，「同學們會痛哭流涕的回返學校。事情絕不會演變到一發不可收拾地步」。這真是一針見血。所以，陰錯陽差，是導致天安門事件演變為悲劇的一大因素。這是一般人談論天安門事件所忽略的一點。

◇第一個疑惑﹕我住的北京飯店是在長安街上。長安街是東西行的一條很長的大街。如以故宮作指標，北京飯店是在故宮（也就是天安門廣場）的東邊。所以我所目擊的完全發生在東邊。所謂「六四」，發生在清晨，其實是六月三日的夜間。當日夜間午夜時分，我在北京飯店中座的七樓翻越一個廁所窗戶爬到外面屋頂上居高臨下觀看，見到解放軍部隊由長安街東邊跑步朝向天安門而來。手中沒有帶槍支，頭上沒有戴鋼盔。沒有穿制服，只穿汗衫長褲。他們的任務究竟是甚麼，為甚麼這般裝扮？這是我第一個疑惑。等到他們跑到了天安門廣場東邊邊緣時，已經氣喘如牛。頓時，學生（其中還夾雜有工人）將他們早在路邊堆積成山的石子與磚頭，扔向這些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士兵。解放軍一聲令下回頭撤退，往來的方向跑去。

等到兩三個小時以後，解放軍再回來時，他們是開坦克車沿著原先道路進來的。可是這時，學生已將長安街上原來用作隔離腳踏車（大陸叫自行車）與汽車的鐵欄杆，挪用作路障。只見一個坦克車被這樣的路障卡住。該坦克車在利用先後進退辦法試圖脫身之際，不幸撞到人群。於是學生們將手持的汽油潑向該坦克車，再點著熊熊大火燃燒。數分鐘後，坦克車火燒的溫度太高。裡面的三位士兵打開車蓋企圖爬出來時，四周群情激昂。遠遠就可聽到大家呼叫「打死他」﹗「打死他」﹗三個士兵活活被打死。自此以後，別的坦克車才開始橫衝直撞的奔向人群……
這一幕驚心動魄的鏡頭，當時很多人都見證到。譬如，我所認識的一位朋友，就在北京飯店東座的八樓房間，透過窗戶看到這一切。此人姓趙，早年曾幫國府的《中央日報》工作過，後來美國後一度在耶魯大學教中文。以後為一家叫米勒（Miller）的美國公司在北京推廣生意，連辦公室帶住家都在北京飯店。第二天早上，我和他相互對照我們所看到的。他離開東邊更近，所見所聞，更為直接。可是，我們所見所聞，完全一樣。可見不是我神魂顛倒的夢幻之遊。（以後他知道在我接受海外媒體訪問而因此被人一致攻擊唾罵後，他驚若寒蟬，不敢對外說實話）。

◇我的第二個迷惑是﹕聽說長安街在天安門的西面一帶死了很多人。很顯然跟我在東邊看見的不一樣。為甚麼有此差異？當時路透社在北京的分社主任，有一個說法。他和他分社的人於六三夜裡在公主墳與木樨地一帶（即天安門的西邊）所看到的，可簡單描述如下﹕解放軍部隊由長安街西邊奔向天安門。正如我在東邊看到的一樣，這些部隊也是沒有帶武器。按照這位分社主任在當場所見，解放軍的武器均放在軍車隨後載運進來。可是半途中卻被學生攔截了。學生把槍支搶來，對著徒手的士兵開槍。據他估計打死了一百多士兵。然後其他士兵再從學生手中奪回槍支。繼而打死學生約二、三百人。這位路透社的分社主任，由於任期將到，他誓言回國後將寫回憶錄，將此既悲又謔的史實公諸於世（結果他以後黃牛了）。問他為甚麼目前不發消息出去，讓世人得知他所見的真相。他的回答幾乎不可思議。他說如果他將這項忠實報導發出去，無形中將讓解放軍表現得太無能。所以他擔心他的安全。

◇我的第三個迷惑是﹕為什麼北京官方不主動把這些真相照實公佈於世。如果外界知道了這些真相，至少知道一般報導解放軍殺人之事實不是（至少不一定是）他們的訓令指使而造成的。不得已而為之，甚至是為了自衛而為之，與蓄意殺人，自然有天壤之別，不言而喻。

如果有人認為這位路透社的分社主任所言不可取信的話，《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事後的調查證實了他所口述的。《紐約時報》當時駐北京特派員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特為在六四以後在北京花了三、四個月時間明查暗訪。他根據挖掘的事實撰寫了一篇詳細報導，登載在《紐約時報星期日雜誌》。內容幾乎與該路透社分社主任口述的目擊記完全一樣。關於紀思道這篇報導，如有人要求證，可以向《紐約時報》他本人求證。紀思道已調回紐約，作該報的資深專欄作家。我的疑惑仍舊是﹕為什麼北京不把這些真相（尤其是在紀思道的報導已經透露了以後）正式公諸於世﹔或者證實紀思道的報導屬實？

(紀思道美國著名記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和評論家，其妻伍潔芳也是記者。1989年，曾親身採訪六四事件。紀思道曾兩度獲得普利茲新聞獎。2011年因報導巴林屠殺，被巴林政府抹黑。)

◇我的第四個迷惑，有關學生的表現。首先，他們的組織能力驚人，輕而易舉地就動員了一百萬人聚集天安門。而且有糾察隊控制秩序。使得百萬人的大遊行井然有序。別的不說，單是便餐的傳遞與廁所設備的維持，均是有高度準備與紀律，才能配合無礙的。我曾與天安門學生對話。因為我稱讚他們有組織，他們坦陳他們已策劃近兩年。他們下課後，就參加所謂的「民主沙龍」。這次大遊行的一切籌劃與分工等等，都是他們「民主沙龍」所殷切談論的。他們還有「導師」指導他們。導師是（北京大學的）李淑賢教授和她丈夫（安徽科技大學校長）方勵之教授。另外，就是這一切籌劃準備，都脫離不了需要大筆經費。那麼他們的經費是那裡來的，這也是我第四個疑惑的另一部份。不過對於這一點，有同學告訴我他們的導師「自然有辦法」。

說起經費，我記起一件意外大發現。在我6月5日離開北京以後，經過廈門廣州回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後，我順手翻了翻過去幾天的舊報紙。發現兩件事很新奇：（一）有一個報導說﹕有人在香港為天安門同學籌款，一個星期內就籌到相當於美金兩百萬元。 （二）有一位在天安門廣場參加示威的同學，是給學生組織管帳的。他在6月5日逃到香港後，撰文批評天安門學生總指揮的柴玲。文章說他在六四的前兩天查帳簿，發現柴玲沒有將外面捐來的巨款登帳。質問之餘，柴玲不否認沒有登帳，只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們都要跑了，需要錢用。登帳何來？」這篇報導，暗示柴玲早已計劃背棄其他同學私自逃跑自救。果然，以後證實了柴玲和其他在天安門學生指揮總部的重要學生頭頭（如封從德、吾爾開希、王丹等等）均在沒有通知其他同學的情況下安全無恙地偷出了天安門，最後跑到美國。

我的第五個迷惑是﹕他們這些學生頭頭，怎麼會有如此大本領偷出北京與中國沿途各地，最後到達美國，接受美國保護。這簡直是007的題材。可是沒有多少時間以後，在美國出版了一本書，叫《中央情報局的最後一呼》。描寫中央情報局的一個代號叫「黃鳥」方案的計劃，幫助了柴玲這些學生頭頭經過各方掩護與援助逃出中國，以後再經過適當管道接他們到美國。至此，我的第五個迷惑有答案了。

六四的20年後，對我還存在的懸案，幾乎只剩下了以上所說的第三個疑惑。希望北京有一天會發覺﹕證實紀思道所發掘而已報導的真相，實際是對北京自己最有利的。但希望那一天，不需要再等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