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社會的角落裡不是只有陳樹菊一個人做善事，有很多人默默的做不求回報。尤其是那些被套上「外省豬」稱號的老芋仔，他們愛台灣的心比一位坐著輪椅專門A錢的老太婆好太多了。

現在人人都知陳樹菊，稱讚她歌頌她，鏡頭鎂光燈追著她跑。但是又有多少人記得「王貫英」，難道王貫英做的比陳樹菊差嗎？還是他是外省的老芋仔泛綠人士眼中的外省豬？我認為是時間沖淡了大家的記憶，我也會相信若干年之後也不會有人記得「陳樹菊」這個名字甚至她做過什麼事。但是不要忘了他們曾經在生命中發出過奪目的光采，他們的事蹟值得驕傲。

拾荒助學之現代武訓

王貫英山東東平人，出生在小康的耕讀世家，幼年曾入熟讀古書，培養出博覽群書的興趣，後因土匪猖獗而停學做了莊稼漢，但農暇之餘仍勤讀不輟。

918事變起，他興起報國之志，民國23年考入軍校轉戰南北，26年與日作戰時遭中共偷襲被俘，受盡無數痛苦，乃深悟非反共不足以求生存求國家自由獨立，因而決心行乞救國。38年，他編撰「反共三字經」等歌謠，以「山東義丐」之名沿途行乞，從事反共宣傳。直到大陸淪陷隨軍來台，他仍以行乞散發20餘種自印的反共宣傳單走遍全省。

王貫英是位篤信文化道德的人，他曾說：「我這一生認定唯有復興中華文化，世界才會和平。所以只要還也一口氣在，一定為弘揚中華文化而奮鬥到底。」因此民國57年，他發下「廢物興學」的宏願，開始把檢破爛賺來的錢集腋成裘地創辦了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多年下來直到他去世前，受惠無數。而為使海外人士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有所認識，他另購四書五經、25史、資治通鑑等書，贈給美、英、德、法、加拿大等國，以及阿根廷、韓國華僑學校，緬甸密支那難胞等，國內許多學校、圖書館也都接受他的許多贈書。73年，台灣處於解嚴前夕的風雨中，他還贈送10萬美金給美國孔子基金會興建孔廟，更是其文化理想的體現。

而王貫英又為何對書籍如此敬重？因為，早年在貧窮而落後的中國，由於民間受教育不易，識字往往是取得知識與改變生命的唯一機會，因此讀書變得無比珍貴。而書，即是知識的來源。正因秉持中國傳觀念中統對知識的敬重與愛惜，王貫英乃將書作為淑善社會，改造人心的力量。

民國六十七年四月五日，王貫英將拾荒撿來、民眾捐出以及購買來的書加以整理，並向中正區公所商借地點成立貫英圖書館，他以後半生的心血與精力投入維護，並以圖書館為家。當年的他曾說：「我每各月檢破爛的收入雖然不到五千塊，但是目標一旦確定了，只要不要灰心，慢慢來總會達成的！」的確，3萬多冊有編目的新舊圖書便為這番話做了最佳詮釋。其餘堆在簡陋地下室圖書館地上的書，就更不計其數了，可見王貫英對圖書館的經營之勤，用心之深。

雖然王貫英的理念與世俗有一定的距離，但他終其一生忍受著孤寂，堅持信念地貫徹理想，以一介拾荒者，卻成就數十萬冊書的捐贈；以一個平民百姓，卻成就文化的堅持，終其一生，未改其志，何嘗不是印證生命本身的價值，應當超乎世俗之上，而成就為理想主義者的典範！。

王貫英曾表示，一生中最高興的是「思想與行動配合」。事實上，他這種「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沒有自我，涓滴為理想刻苦耐勞的精神，正是現代人最值得學習的。他同時也告訴我們：即使再平凡卑微，生命也可以這樣活著，在每一時每一刻，活出一種力量。 

王貫英先生於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因敗血症併發心肺衰竭病逝於台北，享年九十七歲。為紀念王貫英 先生之義風義行，台北市立圖書館古亭分館於民國八十八年更名「 王貫英 先生紀念圖書館」，並設置紀念室及紀念園，透過其拾荒興學的感人事蹟希望其精神、志業能成為年輕朋友效法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