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志願軍戰俘們的回憶，聯合國軍對待他們反共志願軍戰俘的態度從一開始就曖昧低調。大部份志願軍戰俘們從一開始就強烈地表示出反共態度。其中許多人還積極要求參加聯軍部隊：給我們槍讓我們打回老家去！但他們的熱情往往遭遇聯軍的冷漠回應。尤其是聯軍在一些事務上對待他們和對待親共戰俘沒有區別，使得反共戰俘們感到不平和心寒。高文俊先生在回憶錄中說，聯軍戰俘營司令官“無視'一樣米養百種人'的哲理。漠視我們反共產愛中華的共同心聲！無論從情和理論方面，實在沒有'一竿子打倒一船人'的必要！我們萬難苟同，真正無法繼續忍耐！”。

聯軍當局始終不答應反共志願軍戰俘們去台灣的要求。一直到停戰協議達成，反共戰俘被移交給印度軍隊的時候都沒有明確答應將他們送往台灣。而在甄別過程中對他們又特別苛刻，以至於反共戰俘們長期處前途渺茫的不安狀態中。隨時會被出賣的感覺始終緊緊相隨。因此反共志願軍戰俘們對聯軍監管當局並不信任。他們更信任的，是長期和他們平等交往、友善真誠相待的美軍牧師伍柏里以及那些曾在營區當教員的中國人。

聯軍在甄別過程中對反共戰俘嚴厲苛刻的態度在反共戰俘們心中留下重重的陰影。甄別過後他們時刻在揣摩聯軍的態度，擔心他們最害怕的結局會在某一天突然降臨。1952年夏，聯軍要把志願軍戰俘從巨濟島移往濟州島。聯軍當局只是冷冷地通知戰俘們收拾行李準備離開。既不告訴他們要去哪裡，也不說要去做什麼。這種冷漠神秘的態度致使反共戰俘們覺得聯軍可能要把他們偷偷地運去交給共產黨。於是他們發起了絕食抗議。他們表示不能服從轉移的命令，也不能信任聯軍監管當局。他們要求見伍牧師或者中國教員們。除非見到這幾個人，否則情願死在這裡。絕食到第三天中午，聯軍果真把伍柏裡接來。他進營區勸慰戰俘們放心，保證聯軍不會做違背大家意願的事。為了解除戰俘們的疑慮，他還表示願意和大家一起走，戰俘們到哪裡他也到哪裡。這位牧師說話比聯軍俘虜營司令官的命令管用得多。反共戰俘們停止了絕食，表示服從調動。到了這一步，儘管有伍牧師隨同，很多戰俘心中仍然不踏實。大家上了美軍登陸艇後一直在判斷方向猜測目的地。發覺船向西行，有人就嘀咕會不會是“開往青島”。經過兩天一夜的顛簸到了濟州島，大家方才定下心來。在戰俘營中佈道的牧師和任教的中國教員，本來都是些很普通的人。因為他們能夠平等真誠對待戰俘因此深受反共戰俘的信任，中共就對他們恨之入骨，用盡狠毒的字眼無中生有地把他們一個個都塗抹成兇殘的“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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