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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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紅衛兵宋彬彬「要武嘛」的著名對話（1966年8月18日）強烈暗示了暴力的革命性、合法性。同時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中的一段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被譜寫成「毛主席語錄歌」廣為傳唱。既從感性上慫恿人們崇尚暴力，更為暴力的施行提供了歷史和理論的闡述毛澤東8月22日批轉名為《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更讓全國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凶打人殺人容忍默許。

與此對應的現實是，打人從校園裡的打老師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並學術界推廣到各行各業的權威）的戴高帽掛黑牌，到與破四舊偕行的抄家打人，批鬥走資派……據旅美學者丁抒的估計，文革初期被打死的約在10萬左右（官方統計說是北京市被打死1700余人），因不能忍受屈辱、毒打而自殺的有20萬。其時紅袖章、紅旗、紅寶書、紅海洋盛行，紅色作為革命象徵已經被泛化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連打人這樣的野蠻行為也被冠以「紅色恐怖」的名稱，給予正義性、詩意化的豪邁修飾。在革命的名義下，生命的尊嚴、價值被肆意貶低、輕蔑，乃至徹底否定。

更加極端的例子是北京大興縣（1966年）、湖南零陵地區道縣（1967年）對黑五類滅門的事件。其中北京大興縣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最突出的大辛庄公社殺了近100人）、48個大隊（最突出的黎明大隊殺了60多人）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湖南道縣在60多天里動用了武裝部和公安、基幹民兵等組織力量，甚至成立了派性組織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殺死4193人（零陵地區全境殺死7696人），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10天。其手段有從刀槍、棒打、繩勒到沉水、火燒、活埋等10種。1968年7、8月廣西賓陽縣由縣革委到區、公社逐級動員安排，使全縣的23種人（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國民黨區分部書記、三青團骨幹、保長、鎮長、警長、憲兵、反動會道門、勞改釋放人員、勞動教養釋放人員、勞改就業人員、勞教就業人員、投機倒把分子、被殺、被關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有3951人被打死或被迫致死。

相對說來，發生於1966年的西糾和大興縣事件對貫穿文革全過程的暴力行為更具有普遍性（日常性），而發生於武斗高潮的湖南道縣、廣西賓陽縣事件階段性特徵（派性衝突）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