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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1/08 13:58:00瀏覽259｜回應0｜推薦2 | |
| 2026年1月3日，美國展現強大的軍事力量逮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結束了一個長達數十年的獨裁政權，同時也引發了全球關於正義與道德的熱烈討論。消息傳出後，國際媒體與社群平台上充斥著各種有關馬杜洛被捕的正反爭論：有人說這是民主的勝利，也有人質疑逮捕過程是否符合國際法？這時就突顯出一個核心的問題--誰才有資格評論馬杜洛的被捕是否合乎正義？是直接受壓迫的委內瑞拉人有權發聲，還是其他無關者如美國的極左派白人也可進行干預或批評。同樣地，台灣的反廢死運動，是犯罪受害者及其家屬才有權決定是否給予加害人「重生」的機會，還是其他不相干的人士如學者與政客？
2013年前總統查維茲病逝，馬杜洛就任代理總統，自此開啟了馬杜洛的強人獨裁政權。他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政府，一度以「玻利瓦爾革命」為旗幟，承諾消除貧窮、實現社會平等。然而這一政權卻迅速淪為腐敗與暴政的代名詞。經濟崩潰、惡性通貨膨脹、糧食短缺、醫療系統癱瘓，以及大規模的政治迫害，讓數百萬委內瑞拉人流離失所。據聯合國報告，超過700萬人逃離家園，成為拉丁美洲史上最大的難民危機。馬杜洛政府被指控操縱選舉、鎮壓異議人士，甚至涉及毒品走私與人權侵犯。
馬杜洛被捕後，有些人主張，這是遲來的正義；另一些人，特別是遠在美國的極左派知識分子和白人活動家，則開始質疑逮捕過程的合法性。他們在社群媒體上發文，批評這是美國帝國主義干預，擔憂馬杜洛是否獲得公正審判，甚至呼籲釋放他以避免政治迫害。這些聲音看似關切人權，實則暴露了深層的道德盲點。為什麼？因為這些評論者從未親身經歷過獨裁統治的苦難。他們住在舒適的公寓裡，享受著美國的民主制度，卻試圖從高處俯視，定義何謂「正義」。他們的立場往往基於意識形態的偏見，而非受害者的真實痛楚，根本無法體會何謂「莫忘世上苦人多」。委內瑞拉的街頭抗議者、飢餓的兒童、被失蹤的異議人士家屬等才是真正有權發聲的人，他們的親身經歷賦予他們道德權利去決定馬杜洛的命運是否符合正義。其他無關者，尤其是那些文化與地理上遙遠的美國極左白人，沒有經歷過政權的壓迫，根本沒有資格插手討論逮捕過程的細節。這不是排他主義，而是尊重受害者主體性的基本原則。
這種「只有受害者才有權發聲」的邏輯，同樣適用於台灣的反廢死運動。台灣自1987年解嚴以來，死刑議題一直是社會爭議的焦點。廢死聯盟等團體主張，死刑違反人權、可能導致冤獄，且無法真正嚇阻犯罪。他們引用國際公約，呼籲台灣加入「廢死國家」的行列。然而，反廢死陣營則強調，死刑是對嚴重犯罪的必要懲罰，能為受害者家屬帶來正義與慰藉。從馬杜洛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廢死議題的核心並非抽象的人權辯論，而是受害者的切身權利。只有那些失去親人的受害者家屬，才有資格決定是否給予加害人「重生」的機會。其他不相干的人，如學者、名人或外國人權組織無權主張廢死，因為他們未曾承受那種永恆的痛楚。
看看台灣過去幾起著名的殺人案件，1997年的白曉燕命案，白曉燕的母親白冰冰在女兒被綁架撕票後，成為反廢死運動的象徵。她公開表示，死刑是對加害人的應有懲罰，能讓受害者家屬得到心靈平靜。2014年的鄭捷捷運隨機殺人案，造成4死22傷，受害者家屬集體抗議廢死，主張加害人應以命抵命。這些家屬的聲音，不是基於冷冰冰的統計數據或人權理論，而是源自血淚的親身經歷。他們目睹親人離去，經歷無盡的哀傷與憤怒。只有他們，才能真正權衡「重生機會」的代價。反之，那些主張廢死的「不相干者」，往往是未曾經歷類似悲劇的知識分子或政客。他們可能引用歐盟的廢死經驗來辯證，但卻完全忽視了受害者的主體性。就如同美國極左派白人無權評論馬杜洛的逮捕一樣，這些廢死支持者也無權剝奪受害者家屬的發聲權。他們的立場，只是意識形態的投射，而非對正義的真實追求。
廢死支持者可能會反駁道，社會政策應基於理性與科學，而非個人悲劇。但從馬杜洛事件中我們看到，忽略受害者聲音的「理性」討論，往往淪為精英階層的遊戲。委內瑞拉的難民潮證明，當政權壓迫無視受害者時，正義就淪為空談。同樣，在台灣如果廢死運動忽略受害者家屬的痛楚，它就可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迫害」，即用抽象人權壓制真實的哀傷。事實上，台灣的民調顯示，多數民眾支持保留死刑。這反映了社會對受害者權利的共鳴，而非盲目的復仇慾。
優先傾聽受害者的聲音是一種「常識」，正義不是精英階層的專利，而是受害者的權利。只有當我們尊重這一點，創傷才能真正癒合。
總結來說，馬杜洛政權瓦解的教訓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只有受壓迫者才有權定義正義，其他無關者應保持沉默。同樣在廢死議題上，只有受害者才能決定加害人的命運，其他人無權主張廢死。這不是排除異見，而是回歸人性的本質--同理與尊重。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建構一個真正公正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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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國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