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罗慰年: 门客拔举制- -批量生产贪官的机器

—中国贪官衍生机制分析

 2015 年 08 月 18 日

以德不能治国

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淡宁的《中国模式》新书，在海内外掀起一阵涟漪。“美国之音”予以高度重视，又是讨论，又是采访。中国新锐媒体“南风窗”也给予版面，让他畅谈“中国贤能政治的未来”。贝淡宁胆子不小，在书里公然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贝淡宁希望中国共产党改个什么名字呢？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精英集团领导中国“贤能政治”（Meritocracy），因此，不妨把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改为“中国贤能联盟”。

要共产党改名的想法，基于他对共产党的“贤能政治”（Meritocracy）的判断。什么是“贤能政治”？“贤能政治”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是《礼记》“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第二，是“选贤与能”，选拔道德优秀的领导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贝淡宁把Meritocracy翻译成“贤能”而不是“精英”。精英可能有能力但是没有道德；贤能则强调官员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贤能政治”的标准是：热情（Passion）、美德（Merit）、责任（Responsibility）。“贤能政治最重要的是能力和道德。”（东方：呼吁中共改名的清华洋教授）

贝淡宁认为，“中国模式的高层特征是贤能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即高级官员的选拔应该基于德才兼备的原则。在皇权时代的中国，贤能政治依靠科举制使优胜者取得功名与权力的途径制度化。这种科举制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和7世纪的隋朝时期。”（中国贤能政治的未来）显然，贝淡宁没有看到以皇权为基础的中国专制官僚制度背后血腥残酷。

翻开华夏朝代国家权力更替的历史，因为权力转移没有制度约束，子弑父，兄杀弟，杯弓蛇影，兔死狗烹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华夏朝代社会权力更替不可逃避的宿命。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从事政治生涯，如同在一台性能非常粗糙的“权力绞肉机”里工作。事实上，官员是朝代国家最危险的一种职业。贝淡宁不谈如何为“权力绞肉机”安装更安全的保护装置，却鼓吹这种粗糙的国家机器，认为科举制代表了中国的“贤能政治”，可谓本末倒置。

学者杨继绳分析中国官僚集团的特性，认为“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团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导论）后者的“私”，在朝代社会，主要用道德约束，在现代社会，则用法治限制。

“贤能政治”是与现代政府依法治国背道而驰的“以德治国”模式。世界上不存在不受制约同时又有效的“贤能政治”。人的本性决定，依靠官员的“高尚的道德品质”是靠不住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说， 我觉得我是个不错的总统。如果没有总统任期限制的话，我依然能赢得第三任美国总统。他不无遗憾地说，“但是我不能再参选了。”对于从底层崛起的国家领导人，即使他有多么崇高的道德修养，在民主理念的政治环境中成长，毫无悬念，如果没有总统任期的限制，奥巴马就可能在总统的位子上永远坐下去。

人类历史上像华盛顿那样的道德完人，毕竟不多。事实上，就像人有恋色本能，人都有恋权的天性。因为美国政治游戏规则限制了最高领导人的任期，自罗斯福已降的美国总统，才不能越雷池半步。奥巴马说。“当一个领导者坐在办公室里，就企图改变游戏中的规则时，这是相当冒险和容易引起社会动乱，布隆迪就是一个例子。” “关键是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要留任这么久。尤其是当他们已经很富有了。”不受限制的权力是个人的政治春药，没有权力获取的合法途径，必然引发对权力不择手段争夺。文革权力争斗就是这么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受限制的权力又是国家的政治毒药。

“贤能政治”是典型的以德治国论，把国家建立在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上，然后，寄希望于皇帝和他的官僚队伍的“贤能”的道德完人来执行实现理想。龚小夏批评说，“贤能政治是一种主观意识，其实是有权的人能够主观地挑选人，其本质是为中国的权贵政治奠定理论基础。” “贤能政治”国家观放在800年前英国《大宪章》诞生之前，或者是一种“先进的国家治理方式”，在今天举世认同普世价值的21世纪，民主宪政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共识，“贤能政治”其实是非常腐朽的国家治理观。

“贤能政治”是误区

贝淡宁过渡夸大了历史上科举考试之于“贤能政治”的作用。龚小夏认为，“贝淡宁提出的‘贤能政治’其实与中国的科举制度是背道而驰的。”华夏历史上的官僚制度是最高国家权力世袭与行政官员科举选拔结合的制度，贯穿其中有两套系统：一套基于血缘系统；一套基于知识系统。虽然一小部分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可以通过跟皇帝家族的联姻，进入血缘系统。有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可以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倒霉的陈世美就是这种人的典范），大多是读书人进入皇族血缘系统，门都没有。两套系统基本上是平行发生，绝不会错位。

两套系统的选拔标准，完全不同。历史上的国家最高权力世袭与地方权力通过科举考试加皇帝任命相结合的官僚制度，固然是中国的首创，也行之千年。掌握国家核心权力的皇帝是世袭的，知识系统出身的官僚集团服务于血缘系统皇族集团。不能因为科举制的存在而否定权力世袭制度的本质。国家最高权力的世袭制，决定国家的专制性质。

90年代的公务员考试制度被贝淡宁认为是“贤能政治”的一个创举。“在帝制彻底终结之前的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考试体制又被重新确立起来。那些渴望成为政府官员的人必须通过公务员考试，这是类似于智力测验性的考试，里面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通常是成百上千个申请者竞争一个初级岗位。他们必须在基层表现良好，经过一级一级的严格考核，才能进入政府部门。政府高官必须积累数十年的各种行政管理经验，而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进入政府高层。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当今世界竞争性最激烈的体制。” 贝淡宁对公务员考试的误读，说明他对中国文化的隔膜。不过，他以此证明中国当下的“贤能政治”，显然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贝淡宁显然过度夸大了历史上科举考试和今天的公务员考试的作用。就像历史上的官僚制度是最高国家权力世袭加上其余权力的科举选拔结合，贯穿其中的是两套系统：一套基于血缘系统；一套基于知识系统。虽然一小部分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可以通过跟皇帝家族的联姻，进入血缘系统，有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可以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比如，民间传说的陈世美就是这种人的典范），大多是读书人进入皇族血缘系统，门都没有。两套系统基本上是平行发生，绝不会发生混淆的情况。

显然，知识系统出生的官僚集团是服务于血缘系统皇族集团。两套系统的选拔标准，完全不同。历史上的国家最高权力世袭与地方权力通过科举考试加皇帝任命相结合的官僚制度，固然是中国的首创，但是，决不能因为科举制的存在而否定权力的世袭制度的本质。只要掌握国家核心权力的皇帝是世袭的，国家权力的世袭制，就是不争的事实。

知识系统选拔出来的官员，始终是世袭制的补充。通过强化世袭制权力系统，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勉强可以维持政权的交替。在黄仁宇笔下，这个国家管理系统被描写为“不但血量不足，更糟的是，连血管都没有”的落后的行政系统。朝代社会国家管理的粗糙和非数字化，一旦遇到外来力量的冲击，国家必定陷入困境甚至危机。

对中国朝代社会的权力系统做出错误判断，贝淡宁急于把曾经被朝代历史证明不能解决国家兴亡更替的科举官僚制度，套在对今天的政治现象的分析。他说，“为什么不能在贤能政治的伟大传统基础上建立中国模式的政治体制呢?当然，这个传统需要证明在现代世界里依然是可行的，具有适应能力。在我看来，该体制已经显示出真正的潜力，而且应该成为判断未来政治改革进步与否的标准。不过，该模式在某个时间点也必须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最后一句话，乃是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无法回避，在操作上难以解决的关键问题。

朝代国家的官僚系统，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接受社会变化的挑战。学者萧功秦用清朝的灭国为例，说明这种系统的僵化与落后。“西方挑战曾经给了清王朝统治者非常长的时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有54年时间，这54年对于一个有现代适应能力的统治者来说应该说足够了，他们应该为国家的现代化做好准备，但他们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官僚体制本身的僵化程度之高以及他们对外来新观念的接受能力之差，使得这个帝制国家的统治者没有通过自我更新来接受变革，并通过变革来适应现代化。” （萧三匝：危机中的变革一定会陷入两难）质言之，这种权力结构不能解决国家危机的问题。面对危机，它的决策，不仅不能解决危机，而总是使危机更加恶化。

门客拔举制

中国的权力结构，是跟目前的行政体制分不开。正如贝淡宁所说,“中国的贤能政治选拔过程最适合一党执政的国家。”如果一个权力模式一开始就没有必要得到选民认可，任何时候都没有必要得到选民认可。所谓贤能政治，便是不受制衡的前现代权力政治。学者宋永毅认为，“贝淡宁主张的是国家第一把手不需经过选举，直接通过中共现在搞的接班人制度这套，当代或者隔代指定。”由于这个模式的最高权力的来源的合法性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中央与地方权力边界因为没有法治加以清晰界定，自上而下权力传递常常无法有效推行。

华夏历史上的世袭制与今天的官僚选拔制显然不同。目前的官僚体制，并不是简单的血统世袭制，也不是朝代国家科举任命制，而是一种新的特殊的官僚制度，我称之为“门客拔举制”。具体体现，就是选用自己信得过的贴身秘书、故交，在他们中间拔举权力继承人。门客拔举制是了解中国权力结构的密码。

“门客”是从“门生”、“食客”派生出的概念，在李臖平《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有新的定义：广义而言，“门客”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各个阶级、阶层出身的人，除了生来就注定高踞天下至尊宝座的那一个。在李臖平的定义中，“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百度百科：“门客”条目）在当代，政治依附不存在豢养与被豢养，却存在上级官员与下属的依附关系，尤其是官员和秘书的关系。晋袁宏 《后汉纪•桓帝纪下》：“王甫曰：‘卿辈皆相拔举，迭为脣齿；其不合则见排摈，非党而何？’”说的就是这种制度的弊端。

中国目前的权力结构，可以分为两类：中央权力和基层权力。中国的权力更替，基本通过两条路径实行转移。第一条路径是权力至上而下的转移。中国权力核心是中央，层层任命，直到地方的镇。为了把中央的意志贯彻到基层，必须有一套自上而下贯彻到底的权力意志通道；这个通道的建立，就是权力层层下放。从中央到地方，因为是至上而下任命或选拔，拔擢荐举，必须知根知底，选拔自己熟悉的人，也就是过去说的“门客”。

第二条路径是自下而上的拉帮结派；通过在官场寻找靠山和恩主形成权力团队而获取。第一条路径需要通过第二条路径选拔信得过、靠得住的人推动指令；同时，各级官员必须寻找接班人以继续掌控权力。通过第二条路径升迁的官员，必须通过第一条路径的官员培养和提拔。由于第一条路径的存在，造成大量权力代理人的需求，权力市场便由此产生；既有批发和推销权力的机制，又有希望通过权力捷径获取巨额利润。二者在需要和被需要上达成默契和共识，通过任命的形式完成“权力转移”。由这样的官僚结构进行官员拔举，必然造成贪官遍地的局面。

通过这两条路径拔举官员，构成狼狈为奸的利益共同体。“他们成长的过程是揣摩上级领导人的意图的过程，是努力追求与领导意图完全一致的过程，这正是他们能够经历逆向淘汰而生存下来的全部诀窍。”（胡少江：三个不一样）逆淘汰包括必须忍受人之不能忍。门客拔举制下的官员选拔，通过栽培养育，卖身投靠；权力授受，利益输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门客拔举制是贪官禁之不绝，灭之不尽，不断衍生，前赴后继，源源不断的制度根源。

门客拔举制跟官员的政治、经济等级制的福利挂钩，是它的吸引力所在。在前苏联，尤其具有代表性。这种现象成为“显规则”甚至被制度化，并由斯大林一手打造“官职等级名录制度”。官职等级名录制度分为三个不同的层级。第一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大约有3500个职位，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首长，托拉斯、辛迪加的领导人，大工业企业领导人等；第二号官职等级名录，包括各部、局的副职以及其他相当职务；第三号官职等级名录，则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不同的层级，享受不同的特权生活。只要进入“名录”，“一切由国家包了”。（斯大林情妇出书揭秘：苏共高层的淫乱、邪恶与残暴）苏联的国家集团腐败和灭国，是前车之鉴。

一架批量生产贪官的机器

门客拔举的结果是不是像贝淡宁说得那样美好？贝淡宁甚至拿中国一党制下的官僚体制和多党制下的官僚体制进行比较。 他说，“一旦领导人登上政治权力的顶峰，他们就能制订长期计划并做出关系到所有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决定，包括子孙后代的利益和居住在国外的人的利益。多党制体系不能确保官员因为在低层级时的优秀政绩而被提拔到高层。同时也没有培训高层管理者的积极性，因为主要官员的任命是随着选举结果而变化的。” 贝淡宁“被巴掌山挡住了双眼”，看不到中国目前门客拔举制背后的权力结构的供求和买卖关系。

门客拔举滋生了权力交易。在军中这个隐性的“官场”，更为肆无忌惮。据报道：郭伯雄与徐才厚担任军委副主席期间，有一个“千军万马”和“百万雄师”的潜规则：升正军级要千万元价码，升师级则要百万元代价；由此而下，团、营、连，明码标价。晋升将领按级要价，少将500万至1,000万，中将1,000万至3,000万。结果军心涣散，无人想正事、干正事，心思全用在请客送礼搞关系上。 （陈天鹏：郭伯雄卖官奇闻）军方实行“双首长”制度，军方将领晋升军级等，需要徐才厚和郭伯雄二人共同签字同意才能生效。徐才厚和郭伯雄十几年来，手握军权，卖官鬻爵，聚敛财富。大肆网罗亲信，拉山头。（争鸣2014年8月号）

军报刊发刘亚洲批评这种现象的文章：“有的拿官职做交易，明目张胆、明码标价买官卖官；有的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以单位划线，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拉帮结伙、收买人心，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搞人身依附……”刘亚洲痛揭腐败文化上行下效，“通过向上级 ‘进贡’获得升迁的人，一定要通过向下级‘纳贡’来收回成本，如同一个核裂变的链式反应一样，层层传导，直至末端。这种腐败文化的辐射力、渗透力极强，严重败坏了我军的政治生态，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刘亚洲:今日中国非常需要一批猛将良才）门客拔举制的权力结构，制造系统性、全局性的腐败，是足以摧毁国家机器的“原子弹”。

因为看到了中国目前的反腐局势，贝淡宁不得不给他的“贤能政治”埋下一个伏笔。“但是在贤能政治的体制下，如果领导人腐败，他们不符合贤能政治的标准，是贤能政治的问题。所以现在中国政府要解决腐败问题，如果这几年不解决腐败的问题，那贤能政治的制度会崩溃。”解决腐败问题，不在于如何从结果上如何处罚，而在于在源头上如何遏制。不建立一套能遏制腐败的权力制衡结构，无论如何处罚，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这就是明朝朱太祖用剥皮揎草的酷刑都不能解决官员腐败的根本原因。 

门客拔举制的最大危害是用以德取人代替用人以才。这种官僚体制，选拔的最主要标准，是看被选拔者是否忠心，能力高低，被放在次要考量；这种权力转移路径，势必形成逐级能力递减效应，造成一大批只会追逐利益，唯官为大的庸官。而最高权力的获得，又是经过层层提拔上去，而不是公开竞争的胜出者。这样，官僚系统最终就会因为近亲繁殖成为能力递减的官员团队，一个最优秀的人才不能胜出的官僚选拔系统，必然造就千百万贪官、庸官和昏官；造就出一个无序混乱、互相矛盾的决策系统。

在2015年7月的股市风波中，这种无厘头决策得到充分体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国领导人可能是因为出于政治上的担心，对即便是短期的经济萧条，也非常惧怕。因此，一直用信贷方式，长期“强制喂养”整个经济体系，包括鼓励股票市场的“繁荣”。这些招数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然而，真正的结果是，泡沫在等着破灭。中国股市最近的动荡，衬托出的中国领导人的真实状况。克鲁格曼说，“把你以前听说的、有关他们如何英明、如何前瞻，都丢到脑后吧；从他们眼下的这些动作来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