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5日，蔣萬安號召20萬群眾走上凱達格蘭大道，高喊：「我受夠了、老百姓受夠了、咱凍袂條了！」他把矛頭指向中央政府，要求為食安問題道歉、負責。聲音很大，姿態很高，彷彿食品安全只有中央政府一個被告，地方政府只是坐在旁聽席的無辜觀眾。

然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寫得很清楚：中央主管機關是衛福部，直轄市主管機關就是直轄市政府，中央與地方均有查核、抽驗、封存及命令停業等權力。中央負責全國風險管理與跨縣市協調，地方則站在第一線，負責轄內日常稽查與管理。食安從來不是中央的獨角戲，更不是地方政府出事時用來甩鍋的政治道具。

問題產品源頭在台中，台中市政府有源頭工廠的稽查責任；產品流入台北市，台北市政府也有下游餐飲、校園午餐與通路管理的責任。中央當然不能卸責，但地方同樣不能把公文當成責任的終點，把記者會當成稽查的替代品。

更諷刺的是，蔣萬安上任後，親自擔任召集人的台北市食品安全委員會共開會15次，他竟缺席11次，缺席率高達七成三。站在凱道上，他是義憤填膺的食安鬥士；回到台北市政府，他卻成了經常缺席的食安召集人。

政治最廉價的表演，就是對別人的責任義正詞嚴，對自己的責任輕描淡寫。

九月，台北市成淵高中國中部有87名學生在吃過營養午餐後腹瀉，留樣餐點驗出金黃色葡萄球菌腸毒素，供餐業者遭罰18萬元並被解約。

蔣萬安為中央食安問題走上凱道，那麼台北市校園午餐出事，他是否也該走到市府廣場，向家長鞠躬道歉？中央出事要首長下台，地方出事卻只要廠商解約，難道食安責任也有藍綠兩套標準？

這四年，台北市民看見的，並不只是一次午餐事件。

2024、2025兩年間，台北市移除樹木合計4589棵。市府解釋，多數涉及枯死、腐朽、病害或災害，不能把每棵都說成濫砍；但東門市場一棵原定移植、樹齡約40年的茄苳，竟被施工廠商「誤砍」，正好暴露市府監督的粗糙。

樹木死亡可能是自然，公務監督失靈卻不是天災。城市文明，不在植樹節種下多少樹苗，而在工程進場時，能不能保住一棵本來不該死的老樹。這種例子，最近一再發生。

兒少保護更令人不安。一名10歲女童疑遭不當對待，社會局雖稱曾提供714次服務，卻歷經約240天才完成安置。另一所私立幼兒園，在有限期間的監視畫面中，就被發現至少43次不當對待，包括打頭、拖行及要求幼童學狗爬。

七百多次聯繫，如果仍無法及時把孩子帶離危險，那不是服務次數不夠漂亮，而是風險判斷出了問題。兒保不能用電話紀錄堆出安全感，更不能等媒體曝光後，才突然看見孩子的眼淚。

台北市府老人福利業務的前主管，則涉嫌利用保管帳戶、存摺與印章的機會，侵占五個行政區老人安置款項超過1200萬元，時間長達一年，直到人員離職交接才被發現。市府主動報案值得肯定，但更該回答：為什麼一個人可以同時接近帳戶、印章與款項？在這樣的制度下，沒有被發現的還有多少？未來誰還敢把老人交給市府照顧？

把嫌犯送進法院，只是司法；讓1200萬元不可能被盜走，才叫治理。政府若只能在錢不見後宣布「嚴懲不貸」，那是善後，不是管理。

老鼠跑進捷運，也闖入大巨蛋球場，台北市市府下令消毒；內湖一場豪雨，多處道路積水，台北市府再端出數十億元、歷時多年的排水改善計畫；公館花14萬元設置的圍籬吸菸區，被譏為「狗籠」後拆除；信義區的巨型遮陽傘，每座平均造價被質疑高達七百多萬元，遮住了一小塊陽光，卻遮不住決策順序與成本效益的疑問。

清消不是鼠患政策，拆除不是設計能力，追加預算不是治水成績，開罰也不等於兒童已被保護。蔣市府最大的問題，未必是完全沒有做事，而是每件事都等到出包、上新聞、被嘲笑，才開始急就章補洞。

台北市不是沒有預算，不是沒有公務員，更不是沒有大樓與簡報。台北市缺的是一位願意對結果負責，而不是只對鏡頭表態的市長。

蔣萬安執政即將四年，市民若被問到：他究竟為台北留下哪一項具有辨識度、足以改變城市未來的制度改革？答案依然模糊。他真正擅長的，不是創造城市方向，而是維持政治形象；不是解決結構問題，而是把問題拖到不再占據新聞版面。

平穩若沒有改革，只是把衰老說成安定；親切若沒有責任，只是把無能包裝得比較好看。

7月25日，蔣萬安可以上凱道質問中央：「你們到底做了什麼？」但台北市民同樣有權站在市政府前問他：四年過去了，你又為台北市留下了什麼？

如果再給蔣萬安四年，食安靠遊行、治水靠追加、兒保靠曝光、鼠患靠清消、錯誤工程靠拆除，那麼台北市民難道要天天到市府廣場集會，才能提醒市長自己正在執政？

蔣萬安，你對中央說「凍袂條」；但是一個只會要求別人負責，卻不能讓自己市府負責的市長，台北市民更「凍袂條」。

凱道上的口號喊得再大聲，也蓋不過市政成績的沉默。11月28日，市民不必搭遊覽車、不必穿同色上衣，只需要走進投票所，用選票說出一句最簡單的台語：

「台北市袂使閣按呢四年。」

本文原載：自由時報自由評論網自由開講：自由開講》蔣萬安，你「凍袂條」，台北市民更「凍袂條」！ - 自由評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