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曹小妹隨母親燒炭身亡，暴露了國內社工嚴重不足的問題。內政部長江宜樺最近宣布全台社工人數倍增計劃，六年內將由現有一千五百多人增至三千人，是值得肯定的進展；但遺憾的是，礙於政府經費短絀，第一年僅能編列兩億元預算，增設三百六十多人。

台灣自詡為文明國家，但專業社工的建置卻長期處於落後的狀態，每人接案量多到不可能奢談服務品質。政府雖意識到此一問題，但仍擠不上施政的優先項目。增設三百六十多人僅需二點二億元預算，這是很大的財政負擔嗎？其實不然。僅舉高雄市這次要求中央撥款十億元補助該市泡水車為例，兩相對照，即可看出我們的預算經費如何傾注於急求近利的短線操作。

這次高雄水患，是長期的治水及清淤工作受到輕忽，導致都市菁華地帶的樓舍淹水。執政者試圖以「賠償」和「補助」消除民怨，是政治人物慣用的伎倆；但這次高雄市府不僅訂出「每戶五萬」的最高賠償標準，更要求中央全額補助民眾閘門，且未經實地調查，即要求中央提撥十億五千萬元，供其補助三萬多輛泡水汽機車的修復。如此，不僅一舉把自身責任轉移給中央政府，更儼然是利用災情對國庫「趁水打劫」。地方政府失職失能，卻要全民買單，這豈是一般民眾所能接受的執政倫理？

試想：同是十億元，拿去發放補助單一地區的泡水車，和拿來充實全台的社工人力建置，何者能對社會產生更深遠而持久的效用？十億元補助淹水車發完就沒了，十億元卻足以讓台灣提前五年實現社工人力倍增目標，政府能告訴民眾：它有錢去賠泡水車，卻沒錢添社工？

賠償泡水車只是一例，廿年來，台灣政治充滿了各種類似的收買思維，乃至放煙火思維，只求一人一黨眼前的政治收益，而不思國家社會長遠的制度建立。在社會福利這環，情況更是嚴重，從早年朝野爭相搶發各式「年金」及「津貼」開始，表現出來的一直是三種錯誤的心態。第一是現金主義：不以提供解決方案為目的，而用發放現金的方式來應付所有問題。第二是平均主義：不問民眾的個別差異或事實需要，全都用一套公式等量處理。第三是民粹主義，不對問題作深層的分析及釐清，端視能否討好特定群體而決定行動。

久而久之，這三種操作模式也出現了嚴重的後遺症。一，「現金主義」式的救濟，成為國家財政上尾大不掉的負擔，卻無法使弱勢階層的貧病問題免於惡性循環，因為現金補助多半進入了這些家戶的掌權者囊中。二，「平均主義」式的救濟，消耗了政府大量的資源，卻無法針對不同個案的緩急輕重分別處理，淪為盲目的社會福利。三，「民粹主義」的操作，用最粗糙的手法簡化民眾的問題，收割的卻是政治人物的個人「德政」，長期而言，則扼殺了社會福利的制度化與專業化，導致社工人員無所著力。

在先進國家，一名社工人員平均每月照顧的保護案件在十五到廿五件之間；在台灣，同樣的社工卻往往要照顧上百件個案，且在約聘制下，許多社工連基本的工作保障都沒有。這樣的工作條件，即使有再大的服務熱情，也只能忙於四處奔波，如何奢談輔導成效及服務品質？就算全台社工人力加倍，平均每名社工服務的民眾仍高達七千多人，比起歐美國家每名社工服務千餘人，仍是嚴重超限。可嘆的是，如此迫切的工作，政府竟然還得分六年才能達成目標。

對於內政部健全社工體系的努力，我們給予掌聲。但區區兩億元、增加三百多名社工的首年目標，卻讓人啞然失笑。高雄市府在這次水災表現得荒腔走板，仍膽敢大剌剌地向中央提出各種要求；另一方面，比起泡水車要求十億賠償補助，江宜樺僅拿到兩億來建置社工陣容，施政的輕重與企圖心簡直是太不成比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