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愈來愈多富豪關注不公平問題,因為他們意識到,他們的財富有賴於經濟持續成長,而當絕大多數人所得停滯時,經濟無法持續成長。
沒有人可以否認今天的美國有一道大鴻溝,將有時被稱為「頂層一%」的富有少數人和其他人分開。這兩群人過著不同的生活,他們有不同的煩惱、不同的抱負,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般美國人擔心付不出孩子的大學學費,擔心家人生重病時該怎麼辦,擔心退休時沒有足夠的養老金。在經濟衰退到谷底時,數千萬美國人擔心保不住房子,確實也有數百萬人真的失
企銀貸款試算去房子。
頂層一%,尤其是頂層○.一%,關心的是其他問題,例如該買哪一種私人飛機、怎樣避稅最好。萬一在美國的壓力下,瑞士的銀行不再替客戶保密會怎樣?下一個瞄準的是開曼群島嗎?把錢放在安道爾侯國(Principality of Andorra)安全嗎?在美國長島南安普敦的海灘上,他們抱怨鄰居從紐約坐直昇機過來很吵。當然,他們也有憂慮,他們擔心失去當前優越地位該怎麼辦。可以失去的東西太多了,這種落難案例雖然罕見,偶爾還是會發生。
不久前我參加一個晚宴,主人是頂層一%聰慧的一員,他意識到大鴻溝的存在,擔心不公平問題,於是請來重要的億萬富翁、學者和其他關心的人一起討論。晚宴開始前大家在閒聊,我無意中聽到一名因繼承致富的富豪和另一個人討論懶惰的美國人試圖占其他人便宜的問題,接著他們很快地轉而討論避稅的手法,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當中的諷刺之處。那天晚上,他們數次提到瑪麗.安東娃妮特 (Marie Antoinette)死在斷頭台上的歷史(譯注:瑪麗.安東娃妮特是路易十六的王后,以奢侈著稱,遭革命法庭判處死刑),互相提醒坐視不公平過度惡化很危險,「毋忘斷頭台」成了晚宴的主調。他們的談話道出本書主旨:美國社會的不公平並非無可避免,這並不是無情的經濟規律造成,而是政策與政治造成。這些有權勢的人似乎在說,他們可以為降低不公平做點事。
連頂層一%也熱切關注不公平問題,原因至少有一個:他們的財富有賴於經濟持續成長,而愈來愈多富豪意識到,當絕大多數人所得停滯時,經濟無法持續成長。
二○一四年,全球精英一年一度聚集在達沃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時,國際濟貧組織樂施會(Oxfam)強力指出世界如何嚴重地不公平:一輛巴士載著全球最富有的八十五人,他們的財富加起來與全球最窮的一半人口,也就是三十億人一樣多。一年之後,這輛巴士可以小一點,只要八十個座位就夠了。同樣驚人的是,樂施會發現,全球頂層一%已擁有全球近一半的財富,而且估計到二○一六年時,頂層一%的財富會和其餘九九%的總財富一樣多。
大鴻溝的形成花了頗長一段時間。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間,美國經濟以最快的速度成長,而且是整個國家一起成長。每個階層的所得都增加,全民共享繁榮,而且底層的所得成長速度還快過上層。
我成為經濟學家不只是想要了解不公平、歧視和失業的現象,我還希望幫忙處理這些困擾美國的問題。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論文最重要的一章是研究所得與財富分配的決定因素。這篇文章受到梭羅(Robert Solow)和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兩位教授的指導 (他們後來都榮獲諾貝爾獎),一九六六年在計量經濟學會(Econometric Society,經濟學家的國際學會,成員主要研究數學和統計學在經濟學上的應用)的會議上發表,一九六九年在學會期刊《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上刊出,半個世紀後仍然是研究相關問題時常用的思考框架。
傳統經濟學的問題
那時候,不公平問題分析的文章讀者有限,不只是對一般大眾,就連經濟學家也一樣。當時大家對這個主題不感興趣,在經濟學界關注這個問題有時會遇到公然的敵意。即使在雷根就任總統、美國不公平問題開始顯著惡化的時候也是如此。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盧卡斯 (Robert Lucas)就強力地表示:「有害經濟學建全的研究方向中,最誘人和......有害的一種,就是關注在財富分配問題。」
一如眾多保守派經濟學家,盧卡斯認為幫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是把國家的經濟大餅變得更大。他認為關注窮人分到太小的餅會妨礙大家致力於把餅做大這個更根本的問題。經濟學界確實有項悠久的傳統,認為效率與分配(也就是把餅做大和如何分餅)可以分開處理,而經濟學家的職責是負責想出如何把餅做到最大,這是狹窄、重要但困難的問題。至於經濟大餅怎麼分配則是政治問題,經濟學家應該明確避開。
盧卡斯的立場在經濟學界非常流行,難怪多數經濟學家對美國日趨嚴重的不公平問題幾乎視若無睹。他們不怎麼注意雖然經濟持續成長,多數美國人的所得卻停滯不前。因為忽略這個事實,他們最終無法提出好的經濟解釋,無法掌握不公平惡化的涵義,無法設計出或許能使美國改弦易轍的政策。
這就是為什麼《浮華世界》(Vanity Fair)二○一一年邀我向廣大讀者解釋不公平問題時,我樂於接受,結果寫了(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這篇文章的讀者人數確實遠遠超過數十年前在《計量經濟學》發表的論文。《浮華世界》這篇文章討論的新社會秩序,也就是九九%的美國人同坐所得停滯的船,後來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是九九%。這裡的文章和之後的寫作一再呼應那篇文章的主要論點,那就是如果社會公平一些,幾乎所有人的日子都會變得比較好,這也包括頂層一%的許多人。幫助建設一個沒那麼分裂對立的社會,符合頂層一%的開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我不是要發起新的階級戰爭,而是想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凝聚感,因為這種凝聚感已經因為社會出現大鴻溝而奄奄一息。
這篇文章集中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應該關注不公平顯著惡化。這不僅是價值觀和道德的問題,還攸關經濟學、社會本質,以及國家的認同感。這個問題甚至關乎更廣泛的戰略利益。雖然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軍事強國,軍費支出幾乎占全球的一半,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漫長戰爭顯示,這種力量有很大的局限:即使碰到實力弱很多的國家,哪怕只是擁有小小的土地,我們也無法明確控制。美國的力量向來在於「軟實力」,尤其是道德和經濟影響力,它為其他國家在經濟與政治上樹立榜樣,傳達美國理想。
不幸的是,因為日趨嚴重的不公平,美國的經濟模式並未造福多數人:在考量通貨膨脹下,典型的美國家庭經濟比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糟,甚至連貧窮人口的比例也上升了。崛起的中國雖然有嚴重不公平和「民主赤字」問題,但經濟相對帶給多數中國人更多好處。在美國中產階級所得停滯期間,中國約有五億人口脫貧。無法造福多數公民的經濟模式,不大可能成為其他國家效法的榜樣。
雖然這本書是以不公平為主題,但我還是納入幾篇討論經濟大衰退的文章,它們是在二○○七至二○○八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以及美國和世界經濟隨後進入「大抑鬱」(great malaise)期間撰寫的。這些文章值得放進來是因為金融危機和不公平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不公平是促成危機的一項原因,而危機令既有的不公平惡化,不公平惡化導致經濟顯著走下坡,使得經濟更難強健復甦。一如不公平問題,最近的危機如此險惡和持久絕非無可避免。事實上,經濟危機並不像是百年一遇的水災或地震那樣不可抵抗,這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一如離譜的不公平,這是政策和政治運作的結果。
不公平經濟學
這本書主要是談不公平經濟學。但如剛才暗示,政治與經濟並無法清楚切割。在本書的許多文章與《不公平的代價》中,我闡述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經濟不公平導致政治上的不公平,政治上的不公平結果又加重經濟上的不公平,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美國的政治體制尤其如此,它賦予財富不受約束的權勢。隨著許多美國人對政治運作的幻滅,這種惡性循環變得更加鞏固。二○○八年危機餘波盪漾之際,政府動用數千億美元拯救銀行,但對需要幫助的房貸戶卻相當冷淡。在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桑默斯(Larry Summers)影響下,歐巴馬政府起初不支持房貸債務重整,甚至還站在反對立場,也就是說,美國政府不幫助受銀行掠奪和歧視性放款所害的數百萬美國人,難怪那麼多美國人對兩大黨都失望透了。而蓋特納和桑默斯當初設計的解除管制政策,正是促成近年危機的因素之一。
我頂住修改本書文章的誘惑,不擴寫,甚至不更新。我也沒把之前考量字數限制而刪減的許多重要論點加回來。報刊文章的形式有許多優點,包括需要簡短有力、回應時事議題,而且不像多數學術文章受很多限制和規矩約束。我寫這些文章時,通常是要對當時某些熱門議題進行討論,但我也記得自己想要傳達的深層訊息。我希望這本書能成功傳達我對不公平議題的見解。
我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偶爾也寫一些社論,但Project Syndicate二○○○年邀我寫每月專欄之後,我才定期寫文章。這對我來說是一項挑戰,因此我遠比以前敬重那些每週必須寫一至兩篇專欄的人。相對之下,每月寫一篇的主要困難是選題,世界各地每月出現那
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很有可能嘉惠最富有的一小群美國人和全球精英,同時損害其他人。
貿易協定是個讓人昏昏欲睡的話題,但也是每個人都該關注的事。目前磋商中的一些貿易協定如果付諸實行,多數美國人恐怕會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
針對這些協定的對立觀點實際上正在撕裂民主黨,雖然從歐巴馬總統的言辭中看不出這一點。例如在國情咨文中,他只是溫和地提到「新的貿易夥伴關係」將可「創造更多工作」。目前正在協商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一旦談成,環太平洋的十二個國家將構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TPP的談判始於二○一○年,而據美國貿易代表的說法,目的是降低參與國之間的關稅和減少貿易障礙,促進貿易和投資。但是,因為相關談判秘密進行,我們只能仰賴外洩的草案去推測協定的條款。在此同時,美國國會今年引進一條法案,賦予白宮「快速通關權」(fast-track authority),國會只能通過或否決提交審議的貿易協定,不能修訂內容。
此事引發激烈爭議是大有道理的。基於外洩的內容,以及以往貿易協定的安排,我們不難推斷出整份TPP的模樣,而情況看來令人擔心。這個協定很有可能嘉惠最富有的一小群美國人和全球精英,同時損害其他人。我們竟然會考慮締結這樣的貿易協定,證明不公平對經濟政策有極深的影響。
更糟的是,像TPP這樣的協定只是呈現一個更大的問題:我們管理全球化的方式非常不恰當。
跨國企業恣意妄為
先談一點歷史。大致而言,現在的貿易協定與二戰之後數十年間的協議不太一樣,當年的貿易談判以降低關稅為焦點。各方降低關稅的結果是貿易顯著成長,各國可以發展優勢產業,生活水準因此得以提高。有些工作會消失,但也有新工作產生。
現在的貿易協定則有不同的目的。世界各地的關稅已經相當低,貿易談判的焦點已經轉向「非關稅貿易障礙」,而對推動相關談判的企業利益來說,各國的法規是最重要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大型跨國企業抱怨各國不一致的法規推高商業成本,但多數法規即使有瑕疵,因為保護勞工、消費者、經濟和環境,其實有理由存在。
編/譯者:許瑞宋
語言:中文繁體
規格:平裝
分級:普級
開數:25開15*21cm
頁數:480
出版地: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