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Aug, 2019

「二一」退學，是一種紅線式的處罰標準，觸及紅線，立即開鍘。

其實，台灣的二一制度不是歐美進口，也非日治遺物，乃起源於1932年之北大學則。北大前身為京師大學堂，承繼了歷代太學的傳統。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 1954年政大復校，隔年開始，政治大學的學則中即有「二一退學」規定。

1998年之前，各大學均遵守教育部的《大學學生學籍共同處理規則》，明訂二一退學。該辦法雖於1998廢止，但是「冥頑不靈，逐出師門」的封建思維依舊頑強，各大學仍普遍訂有退學紅線。

2015年，台大將「累計二一三一」的退學制度放寬為「連續二一三一」，也就是連續兩學期分別有1/2、1/3學分不及格，即予以退學。校方表示規則可以放寬、但不宜取消，「那一把刀還是要在」。各校的紅線鬆緊不一，林林總總，但都是恣意武斷，從未有大學對其紅線提出學理依據。

師大在2011年率先放下「屠刀」，以「專責導師」加強對學生的輔導。《遠見》的最佳大學排行榜，師大在文法商類別連續兩年「成佛」，居全國之冠。如今政大也以積極的預警與輔導機制取代學業退學。師大和政大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

釋字563號的憲法規範

釋字563號是大法官對於退學規定是否違憲的解釋，其中三段話是關鍵：

大學自治既受憲法制度性保障，則大學為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自得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訂定有關取得學位之資格條件。

學業退學的目的必須是「為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且必須在「合理及必要」的範圍內。因此，若其規定導致學術水準較低者取得學位、水準較高者退學，則不合理、不必要，違憲。

台大A生大四下總平均分數（Grade Point Average, GPA）與總學分及格率（Credit Pass Rate, CPR）均高於同班之B生，但A生觸及「先二一後三一」紅線退學；B生「先三一後二一」，仍得以取得學位。留劣幣、逐良幣，只因二一三一之先後不同。更諷刺的是，「先二一後三一」乃學業進步，「先三一後二一」乃學業退步；結果反而是進步者退學？

另一方面，「連續二一三一」的表現，也遠優於「不連續的兩次以上二一或全當」，但卻是前者退學。顯然這個規定並無法「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

大學有考核學生學業與品行之權責，其依規定程式訂定有關章則，使成績未符一定標準或品行有重大偏差之學生予以退學處分，亦屬大學自治之範疇。

成績退學的規定必須是公平公正的「成績未符一定標準」。因此，若退學規定導致成績較低者不受處分、成績較高者退學，一如上述各種「留劣幣、逐良幣」之情境，即屬違憲。

再舉一例。C生的GPA與CPR均遠遠高於同班之D生，但C生觸及「二一三一」紅線退學；D生成績遠低於「二一三一」紅線：上下兩學期全部被當！但卻毫髮無傷，只因第二學期僅修9學分，不列入退學計算。

「成績未符一定標準」退學，但僅適用於修習9學分以上之學生。此一恣意且不當之規定全國皆然。

大學對學生所為退學之處分行為，關係學生權益甚钜，有關章則之訂定及執行自應遵守正當程式，其內容並應合理妥適，乃屬當然。

退學規定的實際內容必須是「合理妥適」。然而，學生成績不佳，只要稍費心思即可透過棄修、減修至9學分、休學等手段避開紅線，因而產生上述種種「留劣幣、逐良幣」之情境。合理妥適嗎？

若退學規定是「合理及必要」且「合理妥適」，為何研究生卻從來不適用？碩博士學位的學術水準更應嚴格把關，卻沒有退學紅線。反觀三大過品行退學，所有學生全體適用。學業退學那把刀到底是合理必要、合理妥適，還是相反？

事實上有發生嗎？人數有很多嗎？

關於「二一」制度在學理上可能的種種不公，有反對廢除的老師質疑：「事實上有發生嗎？人數有很多嗎？」的確，科學的論證有理論與實證兩個層面，所以他們提出的問題在本質上沒有錯，但是心態可議。

如果事關自身的權益，例如，大學的升等評量或是彈性薪資的辦法可能使得「劣師升等，良師解聘」、「劣師加薪，良師減薪」，身為良師的他們會等到事實發生才發聲嗎？

如果事關重大後果嚴重，例如，刑法的規定可能導致「輕罪死刑、重罪免關」，我們也不會等到事實發生才處理。況且嚴重的後果已經發生，與退學相關的輕生事件時有所聞，大學對此不是避而不談，就是刻意淡化。

「留劣幣、逐良幣」的實際證據

首先我們必須釐清兩個前提：

一、是誰有責任提出實證數據？釋字563號明言：「大學對學生所為退學之處分行為，關係學生權益甚鉅」。所以舉證的責任當然在大學！必須從學理與實徵兩方面，證實其退學規定的公平公正與合理妥適。

二、是誰掌控了數據？大學！每所大學都有校務研究辦公室，可以輕而易舉進行相關研究。大學侵害學生權益甚鉅，卻規避舉證的責任。

經學界認可的學理論證請見《教育研究集刊》2017年9月〈大學學業退學制度的批判與反思〉一文。研究者為什麼不同時提出數據呢？因為無法取得。所幸政大產生了新校長，實徵研究計畫獲得支持，取得了經「去識別化」的相關資訊。重要的發現節錄如下：

政大於96～106學年入學的學士班學生中，於106學年第二學期結束時畢業（＝已註冊滿8次且未退學）的人數為15,310人；遭學業退學人數為247人（一般生215人、特殊生32人）。本文暫且不談特殊生（含身障生、體育生、僑生、外籍生、蒙藏生、原住民、派外人員子女等），因其特殊優惠待遇涉及憲法積極平權的概念（affirmative action），我們將另文論述。

先看總平均分數（GPA）。這215人中有80人遭退學時GPA高於60分，但在畢業生中，卻有59人畢業時的GPA低於60；畢業生中累計GPA低於60的發生次數是882次。退學生中GPA最高者為79.1，是某大四下學生，而畢業生中GPA低於79.1者高達4,416人。

再看總學分及格率（CPR）。有109人遭退學時CPR高於60%，卻有16人畢業時CPR低於60%；畢業生中累計CPR低於60%的發生次數是339次。退學生中CPR最高者為87.1%，是大四下學生；畢業生中低於87.1%者，高達888人。

來看兩個極端的例子。某生大四下的GPA僅45.1分、CPR僅46.2%，未被退學；卻有大四下學生GPA為79.1分、CPR為87.1%而遭政大退學！

政大104學年放寬紅線後，有66人因「連續兩次二一」被退學；但還有多達57人為「累計兩次二一」，只因沒有「連續」而避開紅線。而從1993年到2018年，有高達117人遭政大學業退學後，重考再度入學。

研究生沒有退學紅線。96～106學年碩博士生分別有21,942人與1,955人。若適用單二一，分別會有684人與123人退學。若適用累計雙二一，仍分別會有169人與29人退學。96～106學年遭政大學業退學的人數是247人；學生死亡人數是15人；三大過品行退學人數：1人！

退學的紅線到底處罰了誰？

退學處罰的，當然是學生。然而，教與學是一體兩面，難道大學與教師沒有責任？中原大學的研究發現，二一最常發生於大一、大二，因此建議各系檢視高難度或當人率高的課程是否過度集中在低年級。政大的研究則顯示「有該科不及格且遭退學學生的課程」在教學意見分數上，顯著低於「沒有」的課程。

學生的經濟情況和退學有沒有關係？中原大學成績二一的學生中，經濟弱勢者在部分科系中的比例顯著較高。東吳大學的退學生中，有學貸、男性、數理科系、轉學生、曾休學與學測較低者比例較高；也發現學生在一次二一後，躲避退學的常用策略是停修／棄修與求情。

高雄大學反其道而行，於95學年將「連續二一」改為更嚴格的「累計二一」。管理學院院長耿紹勛的研究卻發現，學生因而策略性的選擇較寬鬆的課，尤其是有二一風險的學生；而老師亦會降低當人標準，尤其是必修課。他因此建議廢除二一退學制度。

政大校務會議做出廢除制度的決議後，校長郭明政透露自己多次受到成績求情的困擾。他玩笑的說，應該立即通知所有老師，請老師們嚴格給成績。

什麼樣的學生不求情，也不採取種種手段（修營養課、停修／棄修、減修至9學分、休學一學期），而墮入退學的窄門？

學業退學最嚴重的迷思是，淘汰的都是成績最爛的學生。事實是二一制度不僅扭曲了學習的動機與策略，導致青春與生命的浪費；也使得課程評分虛化與異化，降低了大學教育的品質。

法律是最後的防線

大學每每自詡看待學生如兒女。兒女在學習上表現不佳，父母更應教之育之，不會因此與其斷絕關係。從學業退學那把刀之恣意與冷酷，即可見大學終究是公權力之機構，學生權益最終仍須仰賴國家法律之保護。

你被退學了嗎？依法提起行政救濟是你最後的，也是唯一的手段；必須於收到退學通知次日起之「規定期限」內向學校申評會提起申訴。（各校之規定期限不同，例如台大、清大、交大、中山是30日，陽明、中央是20日，北大是15日，成大是10日。）

（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